魯迅雜文《病后雜談》原文與賞析

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里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愿。大愿，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里沒有一粒傷寒菌; 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癥，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 “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只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嘆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嘆氣之后，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為步兵樣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 。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云端里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樣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凈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只好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并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并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謂 “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后來一想，這于“雅”并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干不凈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么，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了。這關鍵，只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者不失為圣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后，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于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

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于男子的“宮刑”，也叫 “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里面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于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歷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歷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勛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 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 ‘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后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后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里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愿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于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里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凌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后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著許多復雜的原因，在這里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 《翁山文外》; 還有蔡顯的 《閑漁閑閑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么忌諱。對于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里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干什么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于出去 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 賣完了! 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復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對于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于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 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著末筆。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只著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于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面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 “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贊”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豳，雅終《召旻》，托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 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里尋出閑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后面卻刻著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著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為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為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里。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了然，仿佛有些關心，卻又并不懇切;二，是對于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并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 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于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后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沖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于我矣”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 “姑妄言之!” 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后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為不大好的。尤其是對于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后來二女獻詩于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

這真是“曲終奏雅”，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圣明，好人也終于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為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里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有些是兇殘猥褻，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的名文，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志，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里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為多數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 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 “守節”，在那時，其實是只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里，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么?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訛類編》(續補卷上)里，這才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

“……考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 《題老妓卷》作也。詩云： ‘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云鬟半軃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為賦琵琶。’ 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 《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 ‘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為不倫。宗正睦挈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 皆好事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

《國朝文纂》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并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為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面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范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詠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象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關于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么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艷傳，那個步韻，比對于華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著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著寫遺書。但我想在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么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斗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于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于我死人，于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于作者，其實也并無益處，挽聯做得好，也不過挽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為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工夫，標點不要錯。

十二月十一日。

【析】 在反對國民黨當局文化“圍剿”的斗爭中，魯迅除了寫下象《中國文壇上的鬼魅》那種旗幟鮮明的戰斗檄文外，有時出于應付復雜形勢的需要，還曾以“曲筆”的方式與敵手周旋，機智靈活地揭露和打擊敵人。《病后雜談》 則屬于這一類型的作品。

我們知道，魯迅寫雜文往往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曲筆”形式的雜文常常就是借過去之“類型” 來針砭今天之“錮弊”。例如，30年代國民黨當局對蘇區進行軍事“圍剿”，在白區則對左翼文藝界進行文化“圍剿”。他們動用軍警及其幫閑走狗，禁書報，砸書店，殺害作家，制造恐怖，犯下了滔天罪行。對此，魯迅看在眼里，憤怒于心頭，但卻并未直截了當地見諸于《病后雜談》的字里行間。在此魯迅運用“曲筆”，不緊不慢，娓娓道來，從生病談及養病，從養病又扯到看 “閑書”，最后領著讀者到明清的野史中去“領略”了一番，“目睹”了明清帝王權臣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統治而不惜施用諸如滅族、凌遲、剝皮、文字獄等虐政酷刑的種種景象。應該說，本世紀30年代和明清社會在時代特征方面已有了較大的不同，但現實和歷史又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那就是古今反動統治者鎮壓人民的殘暴本性完全是相同的。所以，魯迅在作品中所描述的是古代統治者的劣跡，而其真意卻在影射和諷喻今天的反動派及其走狗，從而顯示了本篇“砭錮弊常取類型”的戰斗特色。對此魯迅本人也明確說過：“我曾為《文學》明年第一號作隨筆一篇，約六千字，所講是明末故事，引些古書，其中感慨之詞，自不能免。”由此可見，談病乃虛，“雜談”不雜;借古諷今，痛斥“鬼魅”，才是本篇的真意所在。而這一切又是在看似輕松的談史過程中來實現的，因此，這樣的藝術構思和謀篇布局不能不說是機智和精湛的。

當然，在本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魯迅直抒己見之處。那就是魯迅曾以清代統治者“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句子，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的行徑來直接類比國民黨當局的書報檢查機關濫刪濫砍之惡跡，認為他們是接受了古人的“流毒”。果不其然，《病后雜談》到發表出來時，這篇6000字的作品竟被刪去了大半，只剩下開首的1000余字。可見事實也為魯迅的論斷提供了明證：國民黨的檢查大員比起古代的“刪家”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本篇最初只發表了第一部分，引起了某些人的誤解。為此魯迅說：“后來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在本篇中，魯迅還尖銳批評了當時在國民黨當局高壓政策下逃避現實而提倡所謂“閑適”、“幽默”小品的那些人們。魯迅說：“偶看明末野史，覺現在的士大夫和那時之相象，真令人不得不驚。”魯迅從“君子遠庖廚”分析入手，明確指出這“是自欺欺人的辦法： 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于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后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 ‘觳觫’ 的了”。和明代盛行“剝皮”而明之“有些聰明的士大夫”，竟能在記載“剝皮”的書籍里作“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等批語，“依然會從血泊里尋出閑適來”一樣，在國民黨當局瘋狂“圍剿”左翼文藝運動，在文壇上制造白色恐怖之時，也有那么一些文人竟對這些血腥事實視而不見，而專心致志地去倡導“閑適”、“幽默”的小品文創作，以“潔身自好”，保全“性靈”。對此，魯迅很有感慨地說到，這種 “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然而，“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由此可見，從孟子的 “君子遠庖廚”到明代的 “從血泊里尋出閑適”，再到30年代在國民黨當局酷政面前提倡所謂 “幽默小品”，其本質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自欺欺人。它所反映的正是古今士大夫們那種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愿正視現實而執意回避逃脫的劣根性格。這樣，讀了這篇雜文后，人們就能認識到30年代出現的那些“閑適”、“幽默”的小品散文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的。在那血雨腥風的年月中，“小品”派作家們保全了自己的“性靈”，褻瀆的卻是他們的靈魂。既然他們把自己置身于“世外桃源”，那么他們遭到歷史和人民的唾棄的命運則是可想而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