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十四年的“讀經”》原文與賞析

自從章士釗主張讀經以來，論壇上又很出現了一些論議，如謂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我以為這都是多事的，因為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對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史上裝不下去了;那么，去翻專夸本地人物的府縣志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載質”的最巧玩藝兒，經上都有，我讀熟過的。只有幾個胡涂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而且這樣的腳色，也不消和他們討論。他們雖說什么經，什么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經可是要讀到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 (他是狀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復到像清 (即所謂“本朝”)，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至曹錕為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況且既然是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則決無鉆營，取巧，獻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會闊氣;他的主張，自然也決不會發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干議論的，則大概是闊人。闊人決不是笨牛，否則，他早已伏處牖下，老死田間了。現在豈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時候么?則其所以得闊之道，居然可知。他們的主張，其實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真相信讀經可以救國，真是 “謬以千里” 了!

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反過來說，就是倘使老實，必不能闊是也。至于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么關系。總而言之，是讀經已經讀過了，很悟到一點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書本子里還隨時可得。所以他們都比不識字的節婦，烈女，華工聰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讀經的笨牛還聰明。何也?曰：“學而優則仕”故也。倘若“學”而不“優”，則以笨牛沒世，其讀經的主張，也不為世間所知。

孔子豈不是“圣之時者也”么，而況“之徒”呢?現在是主張“讀經”的時侯了。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多數主義雖然現稱過激派，如果在列寧治下，則共產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據出來的。但幸而現在英國和日本的力量還不弱，所以，主張親俄者，是被盧布換去了良心。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后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里，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后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茍，都不要緊，經過若干時侯，自然被忘得干干凈凈;只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于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里去了。

以這樣文不對題的話來解釋“儼乎其然”的主張，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話，因為我也是從 “讀經”得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衰老的國度大概就免不了這類現象。這正如人體一樣，年事老了，廢料愈積愈多，組織間又沉積下礦質，使組織變硬，易就于滅亡。一面，則原是養衛人體的游走細胞 (Wanderzelle) 漸次變性，只顧自己，只要組織間有小洞，它便鉆，蠶食各組織，使組織耗損，易就于滅亡。俄國有名的醫學者梅契尼珂夫 (EliasMetschnikov) 特地給他別立了一個名目： 大嚼細胞(Fresserzelle)。據說，必須撲滅了這些，人體才免于老衰;要撲滅這些，則須每日服用一種酸性劑。他自己就實行著。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于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里，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惟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 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

不提防臨末又提到了一個俄國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盧布了罷。我現在鄭重聲明：我沒有收過一張紙盧布。因為俄國還未赤化之前，他已經死掉了，是生了別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實驗的藥的有效與否這問題無干。

十一月十八日。

【析】 魯迅一生，曾三次參加批判尊孔讀經的大戰役。《狂人日記》、《十四年的“讀經”》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他在這些戰役中的代表作。

《十四年的“讀經”》針對的是1925年的文化思想逆流。魯迅從新的高度、新的視角來剖析問題。

首先，作者把主張讀經者分為兩類。一類是提倡者，即闊人、“聰明人”。他們似乎正而八經地提倡尊孔讀經，但本意卻是“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另一類則是“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的“胡涂透頂的笨牛”，是闊人的盲從者。他們雖然嚷嚷什么“讀經”，只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沒有定見。這嚷嚷就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魯迅通過對這兩類人的心態、境遇等的比較，把他們嚴格地區分開來，這就使“聰明人”成為少數中的少數，從而幫助人們認準目標，集中注意力。

其次，魯迅指出，當時的抗議者沒能擊中要害;而只有認識上的 “準”，才能達到打擊的 “狠”。

從“五四”運動以來，文化思想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批判尊孔讀經已成為時代的滾滾洪流。但是，人們的認識參差不齊。不少人只是就事論事，例如說“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隨著斗爭的發展，這類批判就越來越顯得迂闊了。這因為提倡者明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提倡讀經，并非他們的本意，“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 罷了!

魯迅曾說： 寫論辯文，不要“歷舉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逐一駁去”，而要抓牢問題的核心，“正對 ‘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①。章士釗等人的主張，其要害就是既迎合了高層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又滿足自己 “目下的實利”。文章指出，他們之所以 “闊”，就因為善于獻媚、弄權，而這些手段，乃是從《論語》上“瞰亡往拜”等學來的。魯迅一貫注意透過某些人“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種種表現，洞察 他們陰面的隱藏極深的用心和五花八門的戰法”②，并且說自己的這一認識，“也是從 ‘讀經’ 得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他如同 《野草·這樣的戰士》中的戰士，不相信敵人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的誓言，那怕他們用護心鏡作證。戰士成竹在胸地舉起投槍，“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十四年的“讀經”》的回馬槍刺得十分準而狠!反映出作為思想家、戰略家的魯迅的戰斗風采!

最后，把對“讀經”問題的批判，提高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來認識。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魯迅談及眾多的愚民挖雷峰塔的磚，從而導至了塔的傾倒。別有用心的提倡讀經的人遠及不明事理的愚民可惡，他們在戕害著中國的生機。因此，魯迅反對強盜式和奴才式的破壞，主張為改革而掃除舊物。他說對統治者提倡讀經，不必學究式地和他們“評道理，談利害”，而應該采用激烈的手段，像對待大嚼細胞一樣，服用酸性劑甚至強酸劑③。魯迅曾說，“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④。這火與劍，就是使國家、民族得救的強酸劑。在1923年，魯迅認為“戰斗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⑤。寫《十四年的“讀經”》時，他已經否定了和平手段，思想認識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該文末段提及盧布說，對那些誣蔑革命者收受盧布的謬論擲以投槍。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隨時注意給敵人以殺傷。文章的筆鋒尖銳、潑辣，同時洞幽燭隱，把對手隱藏很深的用心揭露無遺并加以無情的抨擊——這每每被人貶之為刻毒!其實，這正是戰斗作者的遠見卓識和錚錚鐵骨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