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春末閑談》原文與賞析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于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于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墻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于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里說：“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里，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么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后，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于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聲) 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于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并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于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于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于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圣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并未軼出了前賢的范圍。

那么，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里，可有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并沒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云，——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于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于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么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之后，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于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 這時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勛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并且也不至于再鬧什么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 “執干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么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么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析】 雜文是一種文藝性、哲理性、政論性密切結合的文體，與其說它是文藝性的政論，不如說它是議論色彩極濃的散文，即議論散文。從結構上，它確實形散神不散，不論是敘述故事還是議論說理，都緊緊扣住中心。本文標題是《春末閑談》，乍看似漫無邊際地談天說地，實則深蘊憤怒。“閑談”不閑，魯迅把他鋒利的解剖刀，直插向封建統治者的深心，對他們的治人術、殺人術進行深刻的解剖，從深層文化意識的角度，揭露出封建統治者的嚴酷暴猛的統治手段和陰險狠毒的麻醉柔術，說明人民只會暫時被麻醉，而決不會永遠不覺醒。

從細腰蜂捕青蟲與蜘蛛寫起，先就古人的記述，娓娓動聽地講了一個顯示出昆蟲之間互愛互育的美好故事。“螟蛉有子，果嬴負之”。純雌無雄的細腰蜂，把螟蛉(小青蟲)捉去養育，以至誠感動天地，使它們化為酷肖自己的繼子或愛女，確實是天地間的一種美談。魯迅妙筆生花，先寫蜘蛛被捉，“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于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俏皮中蘊含幽默，把雙方的生死搏斗寫得從容不迫，妙趣無窮。后寫小青蟲與細腰蜂一拉一拒，“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明知古人之說荒謬悖理，違反科學，卻故意順其說而展開描寫，顯現出這種美談所產生的心理效應，把殘酷的擄掠蠶食理想化為父母對子女的恩養，這也是一種麻痹和欺騙。魯迅的深婉曲筆，意在顯示這種傳說的荒誕離奇。

魯迅的幽默，常常表現在正話反說，要闡明正面道理，卻假借反面人物的口氣，從他們心理意識的角度反寫出事情的是非曲直。指“夷人”為 “可惡”，責科學為多事，“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宛然神似封建遺老的聲口。法布爾對細腰蜂的仔細觀察和正確結論，其實在我國六朝時大科學家陶弘景的記述中就已作出。陶弘景在注《本草》時，從實際觀察中得出細腰蜂捕草上青蜘蛛于窠中“以俟其子大而為糧”的明確結論，說明中華民族原本就有求實的科學精神。細腰蜂既是殘忍的殺手，又是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它那神奇的毒針，螫到小青蟲的神經球上，把小青蟲麻痹成不死不活的狀態，這是一種麻醉術。魯迅在本文中的論述，就集中在以這種麻醉術為范本，剖析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統治術。

愛羅先珂 (即E君) 所 “發愁” 的問題，其實正是反動統治者對其統治下人民的要求，要人們沒有思想，沒有自主的意志，心甘情愿地為統治者充當戰爭和服役的機器。中國的圣君、賢臣，特別是竭忠盡智為鞏固封建專制統治制造輿論，制定教義和辦法的儒家圣賢們，早就渴求實現這種人民甘心做奴隸的黃金世界。《尚書·洪范》上的 “惟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強調只有君主才能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享受最豐美的珍饈美味。“先王之制”乃是維護奴隸主的絕對權威的統治法則，其要點就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孟子更嚴格區分了“勞心者”和“勞力者”的等級界限，強調“勞心者”統治人民，而“勞力者”應該無條件地服從統治。在他看來，統治階級受供養，勞動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供養統治者，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一套理論周密完備，振振有辭，但就是尋找不到也發明不出實現它的好辦法。因為“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解決這個矛盾最好是尋求細腰蜂的毒針似的麻醉劑，將被治的人民麻痹到不死不活的狀態。但縱觀人類歷史，“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 也還不能十分奏效”， 可以和“果并驅爭先”。這是因為人為萬物之靈，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決不會永遠甘做戰爭與奴役的工具。魯迅從中國歷史的變遷中得出結論，凡皇帝都是做不長久的，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無法長治久安，總要在人民的反抗斗爭中走向滅亡。“《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然而在北洋軍閥豢養下的一批“特殊知識階級”卻開出了新的統治妙方，說 “醫學不平等有益于人種改良”，意即讓大量的瘟疫死亡來撲滅敢于反抗的奴隸，以淘汰盡所謂的“劣敗者”。同時盡量美化當時的黑暗統治，說婦女早已享受平等權利，中國并無階級的區分，一切狀態足夠良好，等等。可惜，這種閉著眼睛說瞎話，用謊言、胡說來進行欺騙的麻醉術，也將如同古圣先賢們的理論、訓誡一樣，是不會十分奏效的。魯迅指出，細腰蜂對于小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統治者卻面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既需要勞動者能運動，會勞作以貢獻玉食，又需要他們無思想，不反抗而甘為奴隸。這樣的麻醉劑是無法發明制造出來的。當時封建遺老們大肆販賣圣經賢傳以抵制革命的思想潮流，胡適提出學者應“進研究室”“整理國故”而不問政治，茶館老板和某些文學家以“莫談國事”為避禍良方和處世格言，教育家為了禁止學生們自由思想，號召大家“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都是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治世良方”。要禁止人民思想，除了欺騙和壓制外，是別無良策的。

和胡適派文人美化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相反，魯迅認為，即使“禮失而求諸野”，向西方列強的統治者學習，也沒有好辦法。因為他們對于人民的反抗， 仍不外乎鎮壓與禁止，誠所謂 “至遒嘉猷(謀劃、計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華夷中外，本無區別。不過，洋鬼子的辦法卻更為惡毒與巧妙，其一是不準集會以防止工農大眾組成反抗的陣線，其二是禁止言論自由以防止革命思想的傳播。魯迅尖銳地諷刺說：“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于官?”最好是讓人們不會說話，也無文字，返樸歸真到猿猴時代，“口且不開，文章自滅”。但即使實行最殘暴的專制統治，也只有加速反動統治者的滅亡和舊社會的崩潰，其原因就是上述的二大良法只能從外表上禁止人民的行動與反抗而無法禁止他們的思想。沙俄專制統治的崩潰和羅曼諾夫王朝 “覆守絕祀”，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按照對方的心理邏輯將對方的論點與主張推向極端，從推理論證中顯示出論敵思想主張的荒謬錯誤，叫做歸謬顯象法。魯迅從反動統治者的愿望出發，推想出他們對“我們的造物主”，即天地萬物的創造者的三重怨恨： 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 “被治者”; 沒有賦予統治者以細腰蜂的毒針;沒有做到砍掉奴隸們的“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還能動作和服役。這三種荒謬的設想實在離奇，但卻從本質上反映出治人者即闊人們的強烈愿望，顯示出隱藏在種種謊言與涂飾之后的剝削者的本相。再按照他們的荒誕邏輯推演下去，勞動人民統統成了無頭而有手足的機械人，“頭之有無”成了區分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明顯標志，闊人與 “窄人”(魯迅故意生造的與闊人對舉而專指窮人的調整性名詞)也只要一看有頭無頭便可以判明。這種荒誕無稽的設想，充分暴露了統治者的要求與愿望的荒謬性，也顯露出他們反對革命，害怕人民反抗、起義、鬧亂子的深曲用心。引用《山海經》上關于刑天與天帝爭神的故事，既印證了上文的設想，更說明奴隸們的反抗是無法鎮壓和撲滅的。刑天被天帝砍去了頭顱，沒有了“能想的頭”，但卻“以乳為目，以臍為口”，能看能吃。但他卻沒有變成甘心為天帝服役的忠順奴仆，而仍然要“執干戚而舞”，即使無頭也要反抗和戰斗下去。這說明造反者的反抗意志是無法摧毀的，要想以砍頭、屠殺來造成剝削者的太平世界是不可能的。那位貌似曠達而實際上深沉睿智的陶淵明看到了此中的奧妙，在他的《讀山海經》詩中就稱贊刑天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魯迅運用歸謬顯象法，最終的結論是，真正的革命者與反抗者，縱使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這里，已經包含著他對階級斗爭規律和革命必然性的深刻而透徹的理解了。然而，魯迅的文筆總是十分深曲、委婉和巧妙的，不使他所諷刺的對象原形畢露，丑惡盡現，情偽全出之時，是決不罷休的。歸謬的目的是顯象，顯示論敵的荒謬悖理之象。描寫闊人們“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活畫出反動統治者們心勞日拙，無法鎮壓人民的窘態。篇末的推論，更是神妙的諷刺之筆。當時的反動軍閥寄希望于“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希望他們的宏偉謬論與制亂之方能夠奏效。他們特別強調所謂東方的 “精神文明”，即中國傳統舊文化的糟粕，封建的圣經賢傳和儒家的禮教學說能戰勝西方的物質文明。魯迅推論說：“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完全被封建的精神文明取代了廣大國民的思想，遵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古訓，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自主意識，那么“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么難問題”了。可惜，這仍然是一種違背客觀規律的主觀臆想。五四運動的戰斗實踐，說明封建衛道者口口聲聲強調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在共產主義思想和人民革命怒潮的沖擊下，早已落花流水，潰不成軍了，反動統治者的麻醉術、治民術和種種殘暴的鎮壓手段，不僅徹底暴露出它們的荒謬悖理，違反邏輯，而且更加速了人民的覺醒與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