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我們要批評家》原文與賞析

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里得不到確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掛著“革命的”的招牌的創作小說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經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于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于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并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那結果，是吃得胸口癢癢的，好像要嘔吐。

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后，轉而去求醫于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蜂起云涌了，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確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

到這里，我們所需要的，就只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于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面喘著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勝利了。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臺靜農的《地之子》，葉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后》，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里可以不提; 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后，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只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閑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雕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析】 這篇文藝短論，論述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促進文藝 “向正確，前進的路” 的問題，和《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樣，都是魯迅先生為指導中國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而寫作的重要文藝論著。

“我們要批評家”是文章論點的簡縮，完整的論點是：我們“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這里的社會科學，是指馬克思主義學說。魯迅在這里向左翼文藝界發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莊嚴號召。早在革命文學論爭時期，魯迅“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于沒有出現”(《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到了“左聯”成立前后，不少人在革命文學論爭的推動下，已開始較為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著作，也已較為系統地翻譯介紹過來，出現“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的主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問題在于左翼文藝家必須深刻認識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已是推動文藝“向正確，前進的路”的迫切需要，從而肩負起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魯迅體察到時代的要求，也洞察文壇的歷史和現狀，他從發展無產階級文藝的需要出發，寫成此文向廣大左翼文藝戰士發出了這一號召。

這是一個艱深的論題。但是魯迅卻用輕松幽默的語調，在千字短文中，透辟地論述了一個關系無產階級文藝興衰成敗的重大問題。真讓人驚嘆不已。這是一篇非常杰出的活潑精悍的文藝短論，讀來一點不覺得理論的艱澀。魯迅之所以能把一個艱深的理論命題，論述得如此活潑生動，原因在于他完全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義，而不搬弄它的詞藻，并善于把理論分析寓于生活事實的剖析和形象的描寫之中，讓讀者在獲得理性認識的同時，增強形象的感染，達致思想認識的提高。

這篇文章就包含兩個事實論證的過程，其間又有著極其生動的形象描寫。第一個論證過程，剖析出版界的發展趨勢，通過總結出版界轉向社會科學以及這之后社科譯著蜂起云涌，壞書無人批評，馬克思主義譯著被抹殺這樣兩件大事的教訓，論證了推進出版界 “前進”趨勢的正確途徑只能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由于揭示出青年讀者“迷于廣告式批評的符咒”，讀壞書得了“苦楚的教訓”與出版界轉向社會科學之間，和社科譯著好壞雜陳，“新的批評家不開口”與馬克思主義譯著被抹殺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就使從這些歷史教訓中引出的結論具有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這當中，作者把青年們閱讀“掛著 ‘革命的’ 的招牌的創作小說”比做大口吞下“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使讀者對讀壞書的苦楚教訓感同身受。

第二個論證過程，剖析兩年來左翼文藝批評的歷史，通過形象和事實，揭示出某些左翼文藝批評家忙于內戰，無暇批判舊思想、舊文學，也無暇評價“優秀之作”的教訓。“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的形象，和一大批“優秀之作”“被‘打發’或默殺了”的事實，使讀者在忍俊不禁中深思，在驚詫之余猛省，更看清了放棄馬克思主義批評給文藝事業帶來的危害。通過這一反證進一步表明： 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正當的轉機”，“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是兩年來的事實證明，這種轉機，“在作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雕謝的”。于此，作者再次大聲疾呼： “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兩段論證過程，兩個結論的迭合，不但從不同層面上，也從更深層次上，總結了左翼文壇的歷史教訓，反證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是催促文藝“向正確，前進的路”的唯一正確途徑。由于作者對問題的論證，都是根據文壇的實際情形，一步也不離開事實;作者憑借的不是抽象的社會科學的概念，而是對兩年來文壇形勢的深刻洞察和準確分析，深刻揭示出事物間的內在聯系，因而文雖簡而有千鈞之力，洋溢著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銳利的思想力量。又由于作者在論證過程中，運用了形象化的藝術手法和幽默風趣的語言，從而把一個嚴肅的理論命題，以如此輕松的筆調和形象化的描寫表達出來，使這篇短論放射出藝術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