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反“漫談”》原文與賞析

我一向對于《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 的確可愛。真是 《語絲》之所以為 《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愿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 《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于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 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 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 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 “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么，他為什么有舉動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 “做官”! 不然，為什么叫 “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歷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于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么聰明，心里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圣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么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后，我自己覺得頗聰明，近于老官僚了。后來終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附加一句警告： 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 “教育”還是沒有關系的。

九月四日。

【析】 封建社會歷史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從來沒有把教育認真當一回事。到了民國初年，所謂的教育更是一個空架。1927年8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面對著大革命即將取得最后勝利的形勢，為了加強對教育界的控制，強行把北京九所不同性質的國立學校合并為“京師大學”。這種違背教育特點的做法當然立刻引起教育界的不滿，許多評論、抨擊的文章紛紛而出。魯迅的 《反 “漫談”》 也是其中一篇。

《反“漫談”》是從北大教授徐祖正的《教育漫語》生發開來寫成的。魯迅別出心裁地摘取了“漫談”二字，“反”其意而論之，意思是和軍閥政府“漫談”教育是談不通的，只能從反面看，從反面做文章;也因為此，“反‘漫談’”還包含著反對和這些軍閥官僚談諸如教育等一切正經事的意思。

為什么不能和北洋政府談教育? 因為魯迅有著深刻的切身體會。他在民國政府教育部任了十多年的職，看過“一打以上”的教育總長像走馬燈似地上臺下臺，早已洞悉這個政府的官場奧秘。他們只是要權要錢要私利，何嘗有半點真心為國為民辦事之心?所以徐祖正教授等知識分子要和他們“漫談教育”，真是“迂論”十足。魯迅辛辣地指出：“對 ‘教育當局’ 說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 (即關鍵字眼——筆者注)看錯了： 以為他要來辦 ‘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 ‘當局’ 的。”那些官老爺們，所以出任教育部門的主管，并非是來辦教育，而 “十之九是意在 ‘當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 ‘做官’”。還有十分之一呢? 雖然“意并不在當局”，卻也有別的并非辦教育的原因，諸如文中所說的為某某公司財團立案表決時多一個贊成票等等。總之，當官就是謀私利(主要是自己的，或小集團的)，什么“教育”不“教育”，不過是幌子而已。

魯迅這個一針見血的看法是有大量事實作根據的：一、教育總長設置的隨意性。教育總長并非特別杰出的有識之士所任，“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也并非學有專長、富有教育經驗的人所任，“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教育是個可有可無的部門，“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這些都是北洋政府十多年來貽笑天下的丑事，有案可查，有文在錄的。說明北洋政府根本不把“教育”當一回事，設立“總長”一職，不過是為了加強對教育界的控制。二、魯迅親身經歷。魯迅曾見過“一打以上的總長”在任，其中有兩位以喜歡下屬上條陳出名，似乎真的很肯辦“教育”。但奇怪的是下屬們的條陳“紛紛”，卻均如泥牛入海。終于一天魯迅明白了，“看條陳”是他們做官內容的一項，僅“看”而已，并非去做的。總之，要和北洋政府 “談教育”，無異于對牛彈琴。文章通過對“當局” 的解剖，巧妙地剝開了北洋政府的畫皮。

《反“漫談”》之妙，首在構思奇巧。在眾多的抨擊、評論北洋軍閥的文章中，有“談”的，有“罵”的，有“譏諷”的，有“恥笑”的，但無一不從教育的規律、特點談起。這也是必然之理： 對方違背事物本身發展規律，當然應該以這方面的道理駁之，如此方顯得立論穩實、義正詞嚴，然而魯迅偏偏撇開這條正道，另辟蹊徑，從背后向敵人投出槍刺：北洋政府根本就不知，也不管“教育”是什么，何必與他們費什么唇舌!這批軍閥不過是想當官，以更嚴地控制教育界，謀取更多的私利!一下將他們的假面具從背后掀開。這樣做比之正正經經地論述教育規律、特點，然后認認真真地駁斥北洋政府的做法，費力既少，效果又大，還給讀者帶來新奇的趣味，可謂一舉三得。這種構思之妙，又表現在駁論的突破口的選擇上。文章從“漫談教育”談起，扯到“教育當局”，然后緊緊抓住“當局”二字做文章，毫不松口，將反動派的本質毫不容情地揭露無遺。文中反語、諧語大量使用，幽默之味盎然，諷刺鋒芒暗隱，更使《反“漫談”》表現出魯迅雜文“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