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寫在《墳》后面》原文與賞析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么了。今夜周圍是這么寂靜，屋后面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著，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為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說幾句話。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跡。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并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么運動。不過我曾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罷，做著做著，而不明白是在筑臺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臺，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么一回事。至于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愿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 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么意思也沒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么，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里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并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對于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于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么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么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放在我手里，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余文。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 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后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僵尸，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掊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后，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標，范本。跟著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圣，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里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于對于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但這并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范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系，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復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將他毀滅，還想借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于何有，貽塵謗于后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凄傷！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魯迅。

【析】 《墳》收入魯迅先生1907年至1925年間所作的論文23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文章結集時，魯迅正離開北京，在廈門大學任教。在寫作這篇文章之前11天，魯迅曾為 《墳》 寫了一篇 《題記》，亦即本文中所講的“幾行題記”，大約是魯迅覺得言猶未盡，遂再作 《寫在〈墳〉后面》加以申說。

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分兩大部分來分析。第一部分，抒發自己的彷徨、苦悶、抑郁而又不懈戰斗和探索的情懷。這種情懷，與五四高潮之后，《新潮》的伙伴中“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的統一戰線分裂有極大的關系。那時，魯迅處于極度的彷徨、苦悶之中，他的“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詩句正準確地表現了這種心境。從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南下廈門，一種戰士離群的苦悶油然而生。同時，魯迅也在思考過去，探索未來的前路。而《墳》就是這種思考和反思的產物。對于自己的戰斗的、探索的過去，魯迅并不后悔，他說： “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但他又猶豫了，面對黑暗的現實社會，面對曾經一致戰斗而終于分化的新文化運動的事實，這工作所顯示的作用呢?黑暗依舊，不能不使魯迅懷疑自己勞績的效用：“然而我至今終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他比喻說：“比方做土工的罷，做著做著，而不明白是在筑臺呢還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臺，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 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雖然出版《墳》在作者自己，是帶有紀念自己過去生活的意思，但過去的生活畢竟是戰斗過來的，這些文章，也曾“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而“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則正表現出一個戰士為自己過去的戰斗而自豪。

說真話，是魯迅雜文的一個很大的特點，也是當時的讀者所喜愛的重要原因。這里說的說“真話”，用魯迅的話來講，就是“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既揭露社會的各種丑惡，也披露自己的靈魂。魯迅覺得在那樣的時代條件下，“未嘗將心里的話照樣說盡”，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而只要魯迅活著，就不會停止自己對黑暗社會的揭露和批判，就“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就不能盡說真話，“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這是對自己的戰法的解說。

在當時，廣大青年確是把魯迅視為導師的，但魯迅決不以此自居。這倒不僅僅是出于他的謙虛，反倒可以視作魯迅的真誠，原因正在于：“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這正是魯迅當時真實的心境。我們如果和他的《過客》對讀，當有更深的體會，也正由于此，魯迅說：“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愛我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作為一個深知自己的作品思想都深受青年喜愛和擁戴的作家，魯迅在這里既有對于青年一代的關心，也有一種既想“毫無顧忌的說話”，而又不能、不愿毫無顧忌的說話的矛盾心情。

文章第二個大的部分，主要是針對現實而發的。當時，社會上有一股復古的思潮。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一般》 1926年11月 第1卷3號揭載明石 《雨天的書》一文，說： “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或者十分必要。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之，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得力于古文的處所 (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魯迅針對這段文字，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指出自己看過許多舊書，無論從文字上或者思想上都受到一些影響，“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因此，“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憤激之辭”。同時，魯迅也批評了當時“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魯迅認為這就是復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提倡復古的巨大危害性，頗為引人警覺。文章引陸士衡《吊魏武帝文》作結，這是合適的，這首詩中所指出的曹操《遺令》中所表現的復雜的情緒，與作者出版 《墳》的心境，確有相通之處。

《寫在 〈墳〉 后面》 屬于 “序跋” 類文字。一般的序跋文，多敘書或文的成因、體例等，這篇文章則可視為魯迅當時心境的集中體現，而文章的現實針對性也是鮮明的，我們研究魯迅的思想和此期的文章，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獻。在藝術上，文章最突出的特色，是真誠、真實;真實、真誠地袒露自己復雜的內心世界，評論和剖析自己的文章，對于正人君子們的深惡痛絕和對于青年的關懷之情，都在文章中直接體現出來，讀文章感到一種沉重、郁悶的情緒，當和作者當時的情緒有關。文章中兩大部分所體現的情緒是有區別的、前者重點解剖自己的內心世界，顯得沉郁，批評“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又顯出憤激;而后者的批評雖也尖銳，卻是重在說理的，這種區別，恐是因為批評對象的不同所致，是應該加以體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