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古九首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

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

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此士再難得，吾行欲何求？

在陶詩《擬古》九首之中，本篇比較特殊，內容風格與其他八首略有不同。它通過對古代高人義士的追慕以表達詩人憂國傷時的情懷。自鐘嶸的《詩品》始，陶淵明即被說成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隱逸雖也不失為對當時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反抗，但陶詩并非都是隱逸之作，抒寫政治情懷的詩歌占有相當多數。本篇就表現出他少年時代曾經有過遠大抱負與建功立業的追求，只是這種抱負與追求在現實中化成泡影，才促使他歸隱田園。通過此一類型作品，可以進一步了解陶詩的豐富內涵、鮮明的藝術個性與多樣化風格。

因為這首詩是詩人晚年之作，所以開篇以回憶手法入題：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這兩句起點很高，并由此而為全詩奠定了基調。 “少時”，在這里并不單指少年，同時也包括青年時期在內。在此一時期內，詩中突出了兩大特點：一是“壯”， 一是“厲”。“壯”者，體魄強壯之謂也，但又指理想遠大，壯志凌云。 “厲”者，猛烈剛強，同時也指少壯時期“踔厲風發”的精神狀態。正因為具有這種體魄和精神，所以詩人才有撫劍遠行之想。在此，還應注意下一句中的“獨”字。 “獨”，在結構上有前后照應，領起全篇，貫串始終的作用。它說明詩人“獨行”出游，遠至邊地，尋訪相知的高人。但結果卻大失所望，不得不悽悽而歸。陶詩中用“獨”字之處較多(至少有十六七處)，它在較深的心靈層次上反映出詩人出世獨立的高尚人格和鮮明的個性。 “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見《詠貧士》之六)可以看出，這種獨立的人格與堅強的個性在“少時”就已經形成了。詩人晚年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難，長期固窮守節、躬耕田園，均與此密切相關。

“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上句用設問句法，使文氣略加頓挫。張掖在今甘肅西部，古稱甘州，距長城西端之嘉峪關不遠。幽州，今河北東北部，距東端之山海關甚近。這兩個地名把長城一線的萬里空間聯系起來。這不是對“誰言行游近”的最好的回答么?實際上，詩人并沒有沿長城一線“行游”，這里只不過表達他心懷壯志，有意于事功而已。詩人晚年正值晉宋交替，北方人民正在遭受少數民族上層統治集團的屠戮與蹂躪。這里也反映了詩人對北方人民苦難的生活，對祖國統一的關心。

“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就字面而言，這兩句似乎是“行游”者飲食起居的敘寫，實際卻是對高人義士的追訪。首陽，山名，一稱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伯夷、叔齊為商時孤竹君二子，商亡，他們恥食周粟，隱居首陽，采薇而食。易水，在今河北，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荊軻作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眾皆落淚。但斯人已逝， 不可復得，所以下面緊接著說：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表示對夷齊、荊軻等節義之士的仰慕并慨嘆相知之難得。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承此作進一步發揮、補充。伯牙，春秋時善于鼓琴的琴師，與鐘子期相友善，子期死，伯牙絕弦破琴，痛感世無知音。莊周，即莊子，與惠施友善，惠施死，莊子即不再談說，因世無相知者。 “古時丘”、 “兩高墳”、“丘”、“墳”均指墓地，即詩人仰慕的高人義士的最后歸宿。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面對此情此景，詩人最后感慨萬端： “此士再難得，吾行欲何求?”這兩句與開篇“獨行游”中的“獨”字，上下輝映，結束全篇。

這首詩是通過想象來抒寫自己少年懷抱的。詩人并沒有到過北方，他是通過幻想與虛構來實現撫劍遠游的幻想。詩以高人節士為核心把敘事、寫景與抒情巧妙結合起來，使人有如臨其境，如歷其事的親切之感。由于通篇虛構，章法也較離奇，與陶詩中那些平實而次序井然的結構有所不同。正如吳瞻泰《陶詩匯注》中所說： “此篇無倫無次，章法奇奧。始而張掖、幽州，悲壯游也;忽而首陽、易水，傷志士之無人;忽而伯牙、莊周，嘆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難得也。”奇奧的章法，正好表現出詩人感情的波瀾起伏，使讀者通過表面寧靜瑩澈的平波，看到在深處回蕩的激流與盤轉的漩渦。

朱熹說： “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是豪放。”(《朱子語類》)辛棄疾說： “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賀新郎》)龔自珍說： “陶潛詩喜說荊軻”， “陶潛酷似臥龍豪”(《雜詩三首》)。本篇與《詠荊軻》這類詩歌一樣，一方面表現出詩人具有遠大抱負與崇高理想，一方面也反映出詩人理想破滅與精神上的苦悶，寄托了他對黑暗現實的不滿。但是，就風格而言，本篇既不同于恬靜的“悠然見南山”式的作品，與“怒目金剛”式的作品也明顯差異。這是一首別具風采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