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師說》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 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 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中國古代的儒者們歷來反對“好為人師”的作法，主張“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然而，在韓愈所處的唐朝中葉，這種比較謙虛、比較主動的求學精神已經日趨衰落，把持朝政的士大夫們自恃門第高貴，大有“后門”可走，于是認為沒有必要勤奮讀書以求仕進。所以，他們既不肯獎勵后進，更不愿推崇前輩，反而擺出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自大狂面孔嚇唬人。對于士子們來說，雖然身在學校，但其目的僅是為了“習其句讀”，而關系一生前途命運的事，還是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決定。由此，考生們或通過各種私人關系向考官施加影響，或在大考之前不斷地向考官投獻詩文以搏得好感。總而言之，當時在士子們當中鉆營之風日盛，尊師崇道之風日衰。針對上述儒學廢弛，道統無繼的危殆局面，韓愈以“舍我其誰”的無畏精神，寫下了這篇具有振聾發聵之效力、移風易俗之作用的“師道宣言書”。

《師說》是一篇以培養人材角度出發寫成的不同流俗的“戰斗檄文”。與韓愈同時的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曾說：“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獨愈是得狂名。”盡管從寫作意圖上說韓愈本來就是為了糾正當時社會上不重師道的不良風氣，同時也以此篇作為對那些誹謗者們的公開答復與嚴正的駁斥，但韓愈的膽魄畢竟是相當大的。而寫出這篇肯定要“有爭議”的文章，是必須具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的。果不其然，《師說》一經傳世，“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但韓愈絲毫不為所動，堅持以己身行“大道”，仍舊不遺余力地推薦新人新作，借以推動古文運動中的各項文學實踐活動。

《師說》一文，在文章結構上的藝術特點是非常明顯的。

“古之學者必有師”，文章緣起便直言主旨，露出了斬釘截鐵的明確立論，使讀者不由自主地便產生出一種發自內心的信服感，從而把從師求學的重要性強調到了不容置疑的程度。可是，老師的作用、影響到底能有多么廣泛呢?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個具有充足理由的論據：其一，就算是圣人，也還是要從師學習的，絕無“生而知之”之輩;其二，盡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個最好的老師，借以得到最扎實有效的啟蒙教育，就此好在日后高人一等，耀祖光宗。但他們自身卻瞧不起老師，并大多停滯了自己“學無涯”的步伐;其三，各種藝人工匠都懂得從師學習，具備一技之長。但自命不凡的士大夫們卻不懂得這至關重要的一點，反倒認為自己“天資聰慧”，可以“無師自通”。由此，作者就用托物取比、抑揚諷喻之法有力地說明了人必有師才能進步的全文主旨，為開篇處的“必有師”之語作出了一個無懈可擊的注腳。并且對從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作出了言簡意賅的既雄辯又帶有啟發性的論證。

然而，先講清楚了從師的必要性、重要性還是不夠的。到底選擇一個什么樣的老師才可以達到傳道、受業和解惑的最終目的呢? 韓愈在本篇中給予了進一步的精辟論述：“生乎吾前者”可以“從而師之”;“生乎吾后”者，也可以“從而師之”，之所以這樣講，因為這里面還有一個選擇老師的根本標準問題。韓愈之言在尊師，尊師之意在尊道，如是便有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全篇點睛之語。現在想來，個中道理也很簡單： 師者，傳道之人也，如道之不存，又何以為師呢?所以說，有道與否，是選擇老師的關鍵問題，符合了這一條標準，就可以“從面師之”。由此就堅決排除掉了其他諸如年齡、資歷、地位與名望之類的次要性條件，毫不含混地表明了“吾師道也，大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的正確觀點。

以有道者為師，是韓愈《師說》的中心思想。作者在此緊要之處多次創造性地運用排比句式，反復申明了“道”與“師”之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辯證關系，字里行間流露出濃厚的感情色彩，表現了作者在這一關鍵問題上與世俗觀念水火不相容的絕決立場。按說，本文在這一部分中已經基本完成了正面立論，然而歷來以“筆力雄奇，曲折盡致”著稱的散文大師韓愈卻未就此輟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又一箭雙雕，很自然地就把筆觸轉換到了駁論的角度，從其他方面繼續闡發師道的必不可少與蔑視師道的嚴重危害。

作者先用了“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中的兩個“矣”字來表現出自己對于師道不存的深切憂慮與焦灼心情。然后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相比較，以圣益圣、愚益愚的可悲現實為依據，從反面修正了“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祖訓”，指出了從師學道的建設性作用。如此則既點明了“恥學于師”者的必然結局，又使敢于“從而師之”的人們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此節在寫作上非常成功地運用了對比手法。反復地把古人與今人相互對比，其中有孔子與今之學者之比; 有今巫醫百工與今之學者之比; 又有今之學者李蟠與今之一般學者之比，通過這種多方人手、反復論證，作者就把古之圣人之明與今之眾人之不明剖析得入肌入理，發人深省。尤其是他把“今之君子”們抬高自己，貶低他人，黨同伐異，文人相輕的卑劣心理活動以及“今之眾人”高自期許，恥于求師的空虛精神狀態寫得陋態可掬，躍然紙上，從而收到了鞭撻入微，警頑起愚的良好效果。緊接著，作者又用癡心父母們的愚蠢行為及學藝之人的求實態度為烘托，一波三折地寫出了不愿“從師學習”者的丑行陋習與頑固不化，表達出對于這些不肖子孫們的難以理解與深沉的感嘆。此段文章在語氣上的層次感是非常自然而且恰到好處的。例如第一層以“其皆出于此乎?”作結，帶有質疑、設問和論辯的味道，令人思索;而第二層的“吾未見其明也!”就完全是一種下判斷的肯定語氣。是從正面進行的斬釘截鐵的評語;而在第三層，作者又采用了感嘆的語氣，發出了“其可怪也歟!”的驚呼。如此，三個層次很清晰，三種語調很鮮明。這樣一安排，就在條理順暢的基礎上，增強了文章的論辯力與說服力。最后，作者又以被士林尊崇的孔子為人證，隆重推出了“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的儒家精要之論，再次申明并強調了唯以有道者為師的核心觀點，并提出了“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尚屬鳳毛麟角一般的卓識灼見，從而大大豐富了孔子關于“教學相長”的有關理論，表現了作者對于士大夫家族壟斷朝政，摧殘教育，阻礙社會發展惡行的憤慨和嗤鄙。

通觀全文，“雄直之氣”貫穿始終。然而正如前人所戲言的：只聞有文曲星，未見有文直星。韓愈行文手法的特殊之處，就在于直中有曲，疏密相間，能在起承轉合之中扇起長江大河般的滔滔文勢，順其勢而讀去，愈覺筆鋒侵人，其勢難當，不由得不心悅而賓服。

這篇《師說》，先從正面闡述，其次反面批駁，再次舉例旁證，最后倡導良風。故全文雖短，卻首尾相顧，井然有序，文章里的每一小部分都被納入并服從于一種有機的整體邏輯關系之中，從而給人一種依枝振葉，順理成章的極佳感覺。由此可知，文章過“直”，則易淺露，易流俗;文章過“曲”，則易雜亂，難卒讀。

綜上所述，在《師說》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韓愈散文里那種雄博的氣勢，縱橫馳騁的風格以及在愈樸愈真中反倒極為耐人思索的思想上的震撼力量。

師道立則教育興，教育興則民風正，民風正則國家盛。《師說》垂誡后世的意義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