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圬者王承福傳》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勛。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余，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后成者也; 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 而百官，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 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

嘻! 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 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 噫! 刑戮也! 或曰： 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 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 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 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 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 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 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

又曰： 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我國文學體裁中的“傳”，始于太史公司馬遷。自此之后，“傳”便作為一種史學記錄形式而被后人所利用。但未居史官之位者，則絕少采用之。故而，民間就有了碑、志、狀等文體專為寄托哀思之用。可是為什么韓愈卻不隨流俗，大膽地為一個“勞力者”作傳呢?難道這僅僅是一種在文體上不拘程式的舉動嗎?顯然不是。司馬遷不以勝敗論英雄，把項羽歸入《本紀》，把陳涉列入《世家》。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史家“實錄”精神與充分肯定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獨到眼光。韓愈與司馬遷的心在這一點上是相通的，他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行文不為時論所囿。開為尋常百姓立傳之先河，充分顯示出他“文起八代之衰”的獨創精神和肯定勞動者社會地位的卓越見解。

中國古代封建士大夫的一大通病是埋頭于《詩》、《書》典籍，而對濟世經邦之道則很少涉足，而能象韓愈這樣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探討問題，并由此對封建社會的弊端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諷刺，是為數不多的。更何況王承福不過是一個在當時極為卑微的泥水匠，作者能屈“大文人”之尊而為之立傳，這無疑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圬者王承福傳》一掃碑傳體中先頌祖先功德，次列個人豪杰之事的老套，簡單交待了幾句經歷之后便由主人公親自出馬，開始了一場關于人生道路、人生哲理方面的現身說法。首先，王承福道出了自己認為最公平、最合理的社會觀，即“各致其能以相生”，然后，就圍繞這一中心論點進行了反復的論證。在指出“各致其能”對于社會所起到的建設性作用之后，又對“食焉而怠其事”者們進行了入木三分的諷刺和挖苦，更進一步，則又以富貴之家的興衰現象來證明了自身所倡導的那種量力而行、與世無爭的人生哲理的正確性。此傳之中，王承福一共利用了三個自然段來闡發、論證自己的理論，這種新穎的作傳手法給讀者以由表及里，層層深入，立論穩健，要言不煩之感。

當代不少人評論此傳，大多指責韓愈遵循了孟子的哲學，繼續在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反動說教”。其實，只要細讀全文就可以認識到作者對“勞心者”是動了一次大手術的，即在理論上把他們分成了“食焉怠其事者”、“冒之者”、“強為之者”以及“薄功而厚饗之者”等等類別，但是，有沒有談到一種“恰如其分”的官吏呢? 根本沒有。由此可以推知，韓愈是在基本傾向上對于封建官吏們進行了一次整體性的批判。盡管從字面上看似乎是缺“勞心者”不可，然而在實際上卻把這些高高在上、魚肉人民的剝削者們尸位素餐的丑惡面目作為一種整體現象通通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再結合下面一段關于福禍無常的敘述，就可以更為清楚地體會到作者不僅揭露了不勞而獲者的今天，而且還對他們將來樹倒猢猻散，必然得到“天殃”的可恥下場進行了痛快淋漓的詛咒。應該說，韓愈在這里講出了貧苦無期、富貴無望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心里話!

通過王承福的三段自述性闡發，讀者自然不難體會到一條極為簡易又相當寶貴的人生道理： 干好自己能干的事。清代林云銘評論道：“王承福本有官勛，不難身致富貴。其所以棄之而為業圬者，自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寧為賤且勞，自食其力，博得一個心安無愧而已。若仕宦人肯存是念，必能為清官，必能為勞臣。致君澤民之道，盡于此矣。”這種企圖以自身心理平衡來協調社會活動的想法雖然失于幼稚，但確是與韓愈暗合并深得中國傳統美德之精髓的。

清人蔡鑄在談到王承福時曾說：“不必有其人也，不必有其事也。公疾當世之‘食而怠其事者’，特借圬者口中以警之耳。憑空結撰，此文家無中生有法也。”這種分析是不無道理的。韓愈寫作此文在唐貞元十七年(801) 左右，年僅三十四五歲的他剛剛脫離開汴洲兵變的劍影刀光與封建官吏對他的“冷處理”，此期他曾在寫給孟郊的信中傾訴了自己心中的愁悶：“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試想，在這種孑然獨立的憂憤心理狀態中，專以散文來鳴不平的韓愈又怎么可能不對整個封建官僚階級實行口誅筆伐的聲討以一泄胸中怨氣呢! 至于是否真有王承福其人，前人均未提出過任何疑問，可見是無關宏旨的。但從敘述語言的風格上看，倒并未出現什么與作者的原有特點不同的地方。所以在這一方面上韓愈就不如司馬遷直接引用勞動人民的口語來得生動質樸了。

此傳以王承福的口述為主要部分，通過他對于自己工作、生活的經歷、體會說明了“任有大小，唯其所能”的處世思想，鞭笞了那種不自量力，貪求富貴的名利之徒，而韓愈則假王氏之口揭露、諷刺了剝削者們“多行可愧”、“薄功厚饗”的丑惡行徑。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人公的敘述之中，作者不插一言，任讀者自去體察其中真諦。但在篇末則對于王氏的理論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此有敘有議，條理分明，引導讀者達到更高層次。而且，韓愈在此處又運用了一種欲擒故縱、先抑后揚的手法，先抨擊了自己所樹立起來的這個形象是“自為也過多”，并指責其“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緊接著話鋒一轉，又將王承福與那些“患得患失”、“貪邪亡道”者進行了比較，終于得出了“其亦遠矣”的結論。最終肯定了王承福在本質上的優點。

當然，韓愈在此處也流露出了一個封建士大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為，王承福就是王承福，你想讓他不僅有“獨善其身”之道，又具備“兼濟天下”之心，這豈不正合了前文中那句“一身而二任焉，雖圣者不可能也”的批語了嗎?韓愈散文多以政論為主，借題發揮自己興邦富國的政治見解。所以，每讀韓文總覺諷喻之言不斷，興寄之慨滿篇，閱畢總令人掩卷而思，琢磨良久。而不如此則非韓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