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蘇軾《決壅蔽》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 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guān)節(jié)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yīng)，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dāng)?shù)枚鵁o疑者，莫不務(wù)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

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jù)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 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奸。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 吏欲有所鬻而不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 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

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 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請于猛。猛曰：“速裝，行矣; 至暮而符下。”及出關(guān)，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 而府史之屬，招權(quán)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dāng)然。此其弊有二而巳： 事繁而官不勤，故權(quán)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 厲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guān)于其中，訴之者多而謁之者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 郡縣錢幣，制于轉(zhuǎn)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guān)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 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zhuǎn)運也。故曰： 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茍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 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shù)也。故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未敢歸安于私第; 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 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 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縱觀蘇軾一生的政治生涯，時起時伏，得志時少，失意時多。雖然他一生在政治上并無大的作為，可是，他的命運卻始終與北宋的改革，北宋的黨爭糾纏在一起。蘇軾是漸進論者，不是激進論者。當(dāng)王安石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時，他本能地起來反對，成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先鋒之一。可是，在王安石變法前，同一個蘇軾，卻象漢代的賈誼一樣，是一個積極主張改革的青年政論家。他當(dāng)時考進士時準備的《進策》五篇、講具體改革措施的《策別》十七篇，講遼與西夏問題的《策斷》三篇，代表了他當(dāng)時的思想。本文《決壅蔽》就是《策別》中的一篇，講的是整頓吏治的第三個問題。

北宋在歷史上是一個軟弱的王朝，它始終沒有在外族侵略者面前直起腰桿。北宋的外交一直很被動。它一開國就沒有新興王朝那種恢宏的氣象和蓬勃的生機。北宋最高統(tǒng)治者最怕的是百姓造反和武將的跋扈。所以，壓抑將帥，優(yōu)容文人，殘酷剝削廣大的人民。仁宗年間，先后任用王曾、王欽若、張知白、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為宰相，執(zhí)行一種因循守舊、一切率由舊章的政策。致使機構(gòu)重疊，架床疊屋，冗員滿朝，人浮于事。到處都是腐敗和墮落，太平景象的背后隱藏著深刻而嚴重的社會危機。青年蘇軾看到這種現(xiàn)象，他象當(dāng)年的賈誼一樣憂心仲忡。為了醫(yī)治官僚機構(gòu)的腐敗和臃腫，為了提高官僚機構(gòu)的辦事效率。蘇軾開了一系列的藥方，而藥方之一就是“決壅蔽”。所謂“壅蔽”就是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上下壅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墨吏蠹役乘機舞弊的現(xiàn)象。

全文大致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分兩個自然段，說明理想的吏治是什么樣的。第一段，提出“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的堯、舜時代作為最理想的社會狀態(tài)。中國的傳統(tǒng)心理是向往過去、厚古薄今的。儒家稱頌堯、舜，贊譽大同世界，老子則干脆讓人退回到小國寡民的遠古時代去，他們都是說過去比現(xiàn)在好。所以，在封建社會里，連皇帝也動不動講“祖宗成法”，不敢輕易變革。只有韓非、商鞅、王安石這些法家不太講這些。可是，即使是王安石，他也要打“法先王”的旗幟。因為宋仁宗是個“仰畏天，俯畏人(怕人議論)”的皇帝，所以，王安石想用“法先王”的旗幟來減少改革的阻力，爭取仁宗的支持。神宗上臺后，問王安石：“唐太宗如何?”王回答說：“陛下當(dāng)法堯舜。”當(dāng)然，王安石講“法堯舜”，是為了掩護他的改革;蘇軾講堯舜之治，是為了針貶當(dāng)時的吏治。接著，文章從堯舜之治講到一般的太平盛世。堯、舜畢竟太遙遠了，也太理想了，而一般的盛世雖然比不上堯舜之治，總還是現(xiàn)實一些。蘇軾認為，能做到“訴而必見察”、“謁而必見省”就可以算天下大治了。為了進一步說明理想的吏治的特征，作者又用人的心和雙手來作比喻。講圣人之治天下，上下之間，如心與手一樣痛癢相關(guān)、“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yīng)”。

第二個層次，根據(jù)前文以堯舜之治與一般盛世所樹立的吏治標(biāo)準，對今天的吏治中的壅蔽現(xiàn)象進行揭露和譴責(zé)。很明顯，今天的吏治與理想的吏治處處形成鮮明的對比。理想的情況應(yīng)該是“訴而必見察”，可今天是“如訴之于天”。理想的情況應(yīng)該是“謁而必見者”，可今天是“如謁之鬼神”。不但對下邊的訴說置之不理，而且，賄賂公行，以至于“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九百多年前的蘇軾，已經(jīng)發(fā)出了這種類似“金錢萬能”的喟嘆。

第三個層次，用歷史上的得失成敗和今天作對比。這個層次包括兩個自然段。首先，用漢唐時期，“小人以法為奸”及今天“法令明具”、“小人以法為奸”的兩種現(xiàn)象，暗示出如下的結(jié)論： 關(guān)鍵在于得人。有沒有法不是關(guān)鍵。無法，則小人肆行無忌; 有法，小人也可以巧加利用。這是蘇軾與王安石的思想分歧點之一。從道理上說，法治也要有人去執(zhí)行，但沒有好的法，好人也辦不成事，所以偏執(zhí)一面都是不對的。蘇軾偏向于強調(diào)用人，王安石偏向于強調(diào)變法。作為一般的道理來說，蘇軾在這里沒有說錯，“小人以無法為奸”及“小人以法為奸”，這兩種情況事實上都存在。

接著，作者又用今天“紛紛而不決”、王化“壅遏而不行”的現(xiàn)象與歷史上齊桓公、晉文公的令行禁止，王猛為政的立竿見影、雷厲風(fēng)行作對比。這里，同樣是用古今對比來暗示關(guān)鍵在于得人的道理。可是，上一段是泛泛地比較，這一段是舉了齊桓、晉文、王猛的具體例子。文章的說服力更加強了。王猛是蘇軾很贊賞的一位歷史人物，蘇軾在好幾篇文章中用欣賞的口吻提到他。

全文的最后一個層次包括三個自然段。這是全文的中心。在前面說理、舉例引證的基礎(chǔ)上，提出解決壅蔽現(xiàn)象的具體辦法。作為一篇策論，這一層次自然應(yīng)該成為全文的中心。第一段指出，“招權(quán)鬻法”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是在于“事繁而官不勤，故權(quán)在胥吏。”這種分析自然不能不說是膚淺的。考慮到蘇軾當(dāng)時初入仕途、資歷尚淺，不敢指斥權(quán)貴，也不無可以諒解之處。接著，作者針對這種現(xiàn)象提出“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的主張。即是說，要簡省政務(wù)，關(guān)鍵在于擇人，勵精圖治必須從上面做起。第二段，指出政務(wù)處理的兩個關(guān)鍵的機構(gòu)是中書與三司。中書掌管機要，三司掌握財政，都是政務(wù)繁忙的要害部門。作者認為，它們不應(yīng)巨細都管，陷于繁鎖的日常事務(wù)而不能自拔。關(guān)鍵在于擇人。這是又一次強調(diào)用人的重要。

第三段，用古圣人為例，說明皇帝既要勤于政務(wù)，又不能包攬一切。皇帝作出表率，就能帶動百官，不敢懈怠，壅蔽的問題就解決了。

這篇策論，有古今的對比，正反的對比，有議論、有事實、并運用了比喻的方法。既指出了弊病之所在及其危害，也提出了解決的方法。層次分明，語言明朗，議論暢達，是一篇莊重而有說服力的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