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隱居鹿門山的行事、交游

皮日休在鹿門山隱居的五年都干了些什么事？他在《鹿門隱書》序中說得較為詳細：“醉士隱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慚其未周。”也就是說要么醉飲，要么游賞，要么學道作文。事實上從他的詩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還干謁官宦、交游士人。

（一）醉臥山林

皮日休寫有《酒箴》《酒中十詠》《春夕酒醒》《酒病偶作》《續酒具詩》等與飲酒有關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將飲酒提高到可以存道義的高度，他在醉酒中縱論古今人物，他還詳細記載了各種酒曲的配料、使用方法和制作程序，還對飲酒的氛圍、心境、場所和器具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評點，堪稱對酒文化的完美闡釋。

對于其在鹿門山醉飲山林的情況，皮日休除了在《鹿門隱書》序中說“醉士隱鹿門”之外，還在《酒箴（并序）》中寫道：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余，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舶 宿載醇酎一甔，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為圣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坐也！（《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

讀此文不禁讓人們想到了劉伶的《酒德頌》、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關漢卿的《南宮·一枝花》，這活脫脫地塑造了一位卓立于世、任性自我、敢說敢做的狂士形象，這就是皮日休的性格，而這種性格正是皮日休生平行事的基礎。在晚唐頹廢洪流中，皮日休能夠繼承韓愈道統思想，堅守儒道，是這種性格的體現；皮日休的小品文批判現實，針砭時弊，也是這種性格的體現；就連他參加黃巢起義直至死亡也彰顯著這種性格。從他的《酒箴》可以看出，至少在鹿門山隱居之時，皮日休就培養出了卓立于世的性格，性格的成熟是皮日休在鹿門山隱居五年的第一大收獲。

（二）游覽名勝

皮日休在《鹿門隱書》序中說到他：“醉士隱鹿門，不醉則游”，游即指游覽名勝，交游士人。唐人有漫游的喜好，名山大川、通都大邑、邊塞荒漠都是唐人游歷的去處。皮日休隱居鹿門山五年，經常“信馬騰騰觸處行”（皮日休《襄州春游》），遍游襄陽名勝。

皮日休在《太湖詩序》中回憶說：“余頃在漢江，嘗耨鹿門，漁洞湖。”《添漁具詩》序云：“昔余之漁所，在洞上則為庵以守之；居峴山下則占磯以待之。”洞湖，即洄湖之訛誤，洄湖是襄陽的一處名勝，東漢末年龐德公和楊儀兄弟都曾隱居于此，孟浩然也多次游玩此處，現今已不知所蹤，皮日休為了在洄湖游賞垂釣，竟然也建了座草庵。其詩《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過有褒美內揣庸陋彌增愧梀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敘相得之歡亦迭和之微旨也》云：“終拋峴山業，相共此留連。”此處的峴山別業，不知是指前文的洄湖房舍，還是在峴山的另一處別業。為了游賞洄湖和峴山，而在其地建立別業，足見皮日休對游賞洄湖和峴山的鐘情。

從皮日休的詩文可以看出，除了洄湖和峴山，皮日休還游覽過習家池、云居寺（也就是現今的廣德寺）、隆中、檀溪、張柬之故宅、光武帝劉秀故居，等等。

（三）讀書寫作

皮日休在《鹿門隱書》序中說到他“不游則息”“息于道”“息于文”，即是指讀圣賢之書，練習寫作。

關于讀書，皮日休只是說他讀的書籍很多，“堆書塞低屋”，但沒有說到具體的書名。雖然我們無法知道他讀的是哪些書，但可以從他隱居鹿門山的目的和他的思想來推測他讀了哪些類型的書籍。皮日休在《襄州孔子廟學記》寫道：

帝之圣者曰堯，王之圣者曰禹，師之圣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于周，今泰于唐。不然，何被袞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

可見他認為孔孟之道是人類最高價值理想，是永存的，它可以解決現實一切問題，皮日休繼承了儒家的禮樂教化、積極用世的傳統，樹立了振興儒學、重建儒家道統的神圣使命，所以他讀的書也應該像韓愈那樣“非孔孟之書不讀”。從《襄州孔子廟學記》一文還可以看出，皮日休在鹿門山隱居讀書時，確立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是他在鹿門山隱居時的第二大收獲。

關于寫作，根據皮日休隱居鹿門山的目的，可以推測皮日休寫得最多的文章應該是“試藝”，即科舉應試的文字，皮日休自己也認為經過五個寒暑的苦練，“試藝稱精專”，但事實證明他的這種應試文寫得并不“精專”，皮日休離開襄陽后，兩次入京應試都名落孫山，第三次雖然考取了功名，但卻是“榜末及第”（《北夢瑣言》卷二），以至于有人認為他的中榜不是因為文章好，而是因為主考官見皮姓少見，同情他，才讓他考上的。皮日休在鹿門山寫得最成功的，也是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作品，是小品文《鹿門隱書》六十篇。我們看這一段文字：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古之酗蒏也為酒，今之酗蒏也為人；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八）

他用“古”與“今”的對比形式，揭示出封建地主階級的暴政，針砭時弊，批判現實，文風犀利。皮日休的這類散文奠定了他的小品文風格，構成了皮日休創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就是說，皮日休在鹿門山的讀書寫作沒有為仕途積累太多的經驗，卻為他的文學人生奠定了基礎，《鹿門隱書》是他在鹿門山隱居時的第三大收獲。

（四）干謁官宦

干謁在唐代是一種時代風習，大多文人都有干謁的經歷，皮日休也不例外。皮日休在鹿門山隱居期間干謁過的人物主要有鄧邑大夫、徐商、裴坦三位，其中對皮日休幫助最大的是裴坦。

皮日休有詩《陪江西裴公游襄州延慶寺》，此處裴公當指裴坦，咸通二年裴坦赴江西任，途經襄陽，皮日休結識拜謁了裴坦。裴坦是皮日休最早結識的五品以上的朝廷官員，皮日休受九江推薦第一次入京應試，就是因為裴坦等人的幫助，后來皮日休出任太常博士也與裴坦的提攜有關。可以說干謁結識裴坦是皮日休隱居鹿門山時的第四大收獲。

（五）交游士人

皮日休在鹿門山隱居期間除了干謁官宦、尋求機遇之外，還結交了一般士人，可考者有李中白、劉永、穆秀才、史拱等人。

中唐著名詩人劉言史，與孟郊友善，和李賀同時，詩歌風格亦近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邀其來襄陽，署司功掾，一年后死于襄陽。襄陽人劉永是劉言史親系或同宗，請皮日休為劉言史作碑文。皮日休作《劉棗強碑》，其中寫道：

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后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襄陽邑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常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后，埋滅而不聞，與荊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曰：“存毀摭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為劉棗強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九）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劉言史葬于襄陽城西柳子關，皮日休寫的碑文，這是襄陽人值得關注考證的一處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