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孫中山
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
【演講詞】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理事,解職以后,尚有比政治緊要的事待著手。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于滿洲,中國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布,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并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但是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到,只民生還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唯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功了,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是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于已發,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后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于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后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么!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么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方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將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于換契約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后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征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外,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以后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后,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后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后,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地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則當完一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阻礙故也。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需〕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里,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后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后,社會主義則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于是將論資本問題矣。
國家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以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鴆毒,不知借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洲之發達,南美、阿金灘(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嘆!昔張之洞議筑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里,鐵道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增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則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則資本家將從此以出是也。
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糊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采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道、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道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后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于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余。尚有一層,為中國優于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于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采以求利?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比現在收入加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后,歸國家收回,準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余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余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銷之法,則莫妙于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后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后,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需〕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后,由國家給予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并駕齊驅而已。凡此所云,將來必有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采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莫不逾此,吾愿與我國民共勉之。
【鑒賞】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但由于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勢單力薄,因而孫中山不得不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辭去民國大總統之職,辛亥革命成果一時為袁世凱所竊取。然而孫中山并未放棄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理想,他于辭職當日,在南京發表了這篇著名的演講,向世人提出了發展中國的設想,闡述了民生主義和節制資本的思想。
孫中山在演講中將政治理想、抽象理性和具體事物、感性實踐結合起來,手法純熟,風格自然。
演講開首,他只用極簡潔的話作鋪墊,便直入主題,明確將民生主義作為當時形勢下的“緊要的事情”。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生發于“救貧防不均”的認識。他把救貧放在首位,“中國乃極貧之國,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仆抱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歸宿,即是注意實業”。對于社會分配的不均,他認為可通過貫徹“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來“思患預防”。在本篇演講中,孫中山按照“平均地權”、“振興實業”、“節制資本”、“法定教育”順序,第一次系統地向國民宣傳了民生主義思想。
孫中山對“平均地權”寄予厚望。早在1903年,孫中山就把“平均地權”納入戰斗綱領。“平均地權”的辦法是核定地價,照地價納稅,超過地價部分的土地售價歸國家。采用資本主義國家通用的地價稅,來改變以往按土地面積分等級納稅造成的“地權不平均”;將由于城市建設、地區發展帶來的地價上漲的機會性收入部分通過稅收或“國家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式收歸國有;同時將地價與稅負緊密聯系,客觀上促進城市土地盡快轉至工商業者手中。
孫中山勾畫的振興實業的藍圖見于他1919年發表的《實業計劃》。本篇演講在振興實業方面談了《實業計劃》的兩個重點內容。一是發展國民經濟,首先要把鐵路作為“實業之利器”,“非先有此種交通屯集之利器,則雖全具發展實業之要素,而亦無由發展也”。二是利用外債。“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借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洲之發達,南美、阿金灘(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盡管《實業計劃》后來沒有實施,但孫中山對鐵路、交通和外債的透徹分析,仍令今人贊嘆。
在演講中,孫中山首次向世人宣傳了節制資本的思想。“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從此“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成為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兩大政策原則。當然,他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及在演講中提到的國民義務教育等等,都未脫離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所以,列寧把孫中山的演講稱為“中國民主主義者的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和綱領”。
孫中山的演講發表后,很快被譯成英文載于1912年7月13日的美國紐約《獨立雜志》上;被譯成法文載于同年7月11日的比利時《人民報》上;又被轉譯成俄文,連同列寧針對演講撰寫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起發表在7月15日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公開報紙《涅瓦明星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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