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

〔注釋〕　 四年：魯僖公四年，即周惠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656年。　 公：魯僖公，又作魯釐公，即姬申，魯國國君，前660—前627年在位。齊侯：齊桓公，即姜小白，齊國國君，前685—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對內改革政治，富國強兵，建立霸業，為春秋五霸之首。宋公：宋桓公，即子御說，宋國國君，前682—前651年在位。陳侯：陳宣公，即媧杵臼，陳國國君，前693—前648年在位。衛侯：衛文公，即姬燬，衛國國君，前660—前635年在位。文公之立，當衛在齊桓公幫助下復國之初，司馬遷說他“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牧衛民”。鄭伯：鄭文公，即姬踕，鄭國國君，前673—前628年在位。許男：即姜新臣，許國國君。曹伯：曹昭公，曹國國君，姓姬，前667—前653年在位。蔡：古國名。前十一世紀，周武王封其弟叔度，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時，為楚所迫，多次遷移，后止于州來(今安徽鳳臺)，稱下蔡。前447年，亡于楚。　 陘(xíng)：山名，在楚國北境。　 師：齊桓公率領的八國征楚聯軍。　 召陵：今河南偃城東三十五里。　 使：派遣使者。　 風馬牛不相及：比喻齊楚疆域不相連。　 虞：料想。涉：徒步通過水域。　 管仲：名夷吾，以字行。春秋齊國潁上(今屬安徽)人。輔助桓公，改革齊政，尊王攘夷，開啟大國爭霸的政治局面。　 召(shào)康公：召公，即姬奭，西周大臣，助周武王滅商。武王死，輔成王，官太保，與周公分疆而治，負責西部。封于燕，由其長子赴國治理。成王死，又輔助康王。大公：即太公，太公望，又名姜尚、姜子牙。西周大臣，輔助武王滅商，受封于齊，為齊國始祖。　 五侯九伯：泛指天下諸侯。　 履：鞋，引申為踐履之地，指得以征伐的范圍。　 穆陵：今湖北麻城北一百里，與河南之光山、新二縣接界之穆陵關(一作木陵關)。　 無棣(dì)：今河北盧龍一帶。　 包茅：古人拔取帶有毛刺的菁茅，使之成束。　 共：同“供”。　 縮酒：用所束的菁茅濾酒去滓。　 徵：問罪。　 昭王：即姬瑕，西周天子，前995—977年在位，多次率軍征楚。南征而不復：征楚回師，渡漢水時，遭襲擊落水而死。　 乘：乘馬車。　 不穀(gǔ)：諸侯自謙用語。是為：要做的事。　 好：友好。繼：繼承。　 徼(jiǎo)福：求福。社稷：土地神廟和谷神廟，古代立國必建社稷，乃用以指代國家。　 綏：安撫。　 方城：楚國所筑長城。其地域長度，各家所說不同。

〔鑒賞〕　《左傳》此文記載齊桓公、管仲以尊王名義，率八國之師南下征楚，楚王兩度派遣使臣，與之談判，雙方在昭陵訂盟。

這段歷史所表明的是，管仲為齊桓公圖霸業所確立的指導思想：“尊王攘夷。”僖公四年及此前的政治形勢，據《春秋·公羊傳》所論，是“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北面的狄人伐邢破衛，在今河北、河南威脅著華夏族的各國，南面楚人的勢力已逐漸向黃河流域拓展。華夏族面臨存亡危機，管仲主張在“尊王”的旗幟下，“諸夏親昵”、“同惡相恤”(《左傳·閔公元年》)，共同“攘夷”，抵御楚和戎狄的侵犯。在齊國救衛之后，北方戎狄的勢力已被遏止，放到日程上的大事便是阻止楚國北上。齊桓公和管仲，聯合了魯、宋、陳、衛、鄭、許、曹七國，先平定了投靠楚國的蔡國，接著率八國之師進入楚境。

在軍隊交戰的同時，雙方又開展外交活動。管仲在談判中樹起“尊王”大旗，以此為外交攻勢的思想主題。他譴責楚國說：“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原來，楚國被視為蠻夷，卻在早周時期就與周有一定關系，參與周武王領導下的堯商戰爭。周初封建楚首領鬻熊從成王那里受封，確定爵名、姓氏、都邑。以周王為天子，尊敬周王，曾是楚國統治者的意識。隨著周室衰微，諸侯尊重王室的思想漸為淡漠。東周立國不久，鄭武公就輕視平王。其子鄭莊公更是以武力與桓王對抗，他的部下在戰斗中用箭射中桓王肩膀，也不了了之。周統治者所鼓吹的“受天有大命”的神話破產。作為蠻夷的楚國，較之華夏諸國，其叛逆思想形成得更早。還在夷王時，楚子羋熊渠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楚世家》)自立為王，并立其三子為王。后雖去王號，但對周王并無敬重之心，只為避免戰爭。既然楚沒有公開否認、改變與周王之間的從屬關系，也就得尊王，履行所承擔的義務。其中之一，便是每年要貢獻包茅，供周室縮酒，用以祭祀。當管仲以此責問時，楚國代表只得承認錯誤，表示會繼續履行這一義務。至于昭王沉沒漢水，則表白并非自己的過錯，要管仲去實地調查，以確定罪責。以尊王名義發動的征楚戰爭，在楚國表示承認錯誤繼續尊王之后，也就沒有理由再進行了。況且，以齊為首的華夏諸國聯軍也沒有必勝的把握。于是，雙方作揖言好，在召陵盟誓。

管仲主張“尊王”，是由于他力圖穩定社會秩序和維護齊國的利益。管仲主張誅殺不孝之人，不變易嫡長子的地位，不以妾為妻，幫助已經滅亡的國家重新建立，都是出于保持社會秩序和安寧的需要。在他看來，要維護秩序，就得強化君臣地位不變的意識，為此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他認為：“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國語·齊語》)

與西周時期的思想不同，管仲、桓公的尊王是為著“挾天子以令諸侯”，使諸侯尊重自己的霸主權利、地位。在封建社會初期，王權是一種進步的因素，這乃是顯而易見的。在紛爭混戰的社會中它是秩序的代表。與諸侯國各自為政所造成的分裂與相互間的無休止戰爭相比，以周天子為天下之共主以維護和平和安寧，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思想。何況，當時的華夏諸國面臨著戎狄蠻夷的威脅。強國高舉王權的旗幟，就能協調各諸侯國之間的關系，使他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一致對付外部的威脅。

在評價管仲的歷史功勛時，孔子曾經說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他認為如果沒有管仲，后人恐怕都要成為夷狄的臣民了，也要披著頭發，衣襟向左開了。孔子對管仲這一評價是十分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