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初新志》解說與賞析

張潮

《虞初新志》是清初的文言小說與小說性記傳文選輯。輯者張潮(1650—1707以后)字山來，號心齋，安徽歙縣人，客居揚(yáng)州。生于清順治七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仍在世，卒年不詳。其父張習(xí)孔，順治六年(1649)進(jìn)士，官至山東提督學(xué)政，有《貽清堂集》。張潮弱冠補(bǔ)諸生，后屢試不第。康熙三十年(1691)捐資以歲貢生授翰林孔目，但并未出仕。三十八年(1699)曾一度被誣入獄。他說：“予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訴之。”(《虞初新志》評語)年未五十便自稱“耳聾”， 對人說：“某果褎如(指耳聾)數(shù)年矣，然與世俗殊。若夫淫蕩之聲，荒唐之辭，悖謬之論，非禮不經(jīng)之言，即喑嗚叱咤，如雷如霆，實(shí)不聞也，非天下之至聾乎?”實(shí)為一種不滿之舉，避禍之計(jì)。他少有文名，長期家居著述，廣事交游。所交多為著名的文人學(xué)士和明季遺民。著有《聊復(fù)集》、《心齋詩抄》、《心齋雜俎》、《花影詞》等，編有《虞初新志》、《古世說》、《古文尤雅》、《昭代叢書》，《檀幾叢書》(最后一種與王晫合作)等。

“虞初” 本是漢武帝時的一個方士。《漢書·藝文志》 小說家類著錄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篇;張衡《西京賦》稱：“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因此，像“齊諧”、“夷堅(jiān)”一樣，“虞初”一名也逐漸演化為文言小說的一種代稱。明人輯有《虞初志》、《續(xù)虞初志》、《廣虞初志》等書，所收多為唐人小說。張潮認(rèn)為，這些輯本都較單薄，收錄不廣，因而立志纂輯《虞初后志》一書，加以擴(kuò)充。歷經(jīng)數(shù)十年時間，已搜集到歷代文言小說數(shù)千篇。首先刊行的二十卷名《虞初新志》，所收都是明末清初作品。他在《凡例》中說：“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懷》;外史奇文，寫心一啟。”他曾寫過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懷詩》，為編纂此書還散發(fā)過《征選外史啟》。顯然，這是一部有所寄托的選本。此書序言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總跋寫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但書中所收作品及輯者評語都有寫于康熙四十年之后的。可見編選時間之長。此書是在康熙年間陸續(xù)刊行的。全書約收八十五位作者的一百五十余種、二百二十多篇作品，大多是名家名作。其中傳奇小說有戔戔居士《小青傳》、張明弼《董小宛傳》、杜濬《陳小憐傳》、尤侗《瑤宮花史小傳》、王晫《看花述異記》等三十多篇，筆記小說和雜俎集有王士禛《皇華記聞》、鈕琇《觚賸》、王言《圣師錄》等十四種，小說性記傳文有周亮工《盛此公傳》、侯方域《李姬傳》、陳鼎《雌雌兒傳》、李清《鬼母傳》、陸次云《沈孚中傳》等七、八十篇。都以收到作品的時間先后為排列次序，沒有考慮作者的社會地位等因素，也沒有對作品進(jìn)行分類。乾隆二十五年刊本，又增入魏禧《姜毅貞先生傳》、余懷《板橋雜記》等五種，有金棕亭的評語。

此書的八十多位作者，多數(shù)是明季遺民或雖仕清但民族思想不泯的一些著名詩文作家，他們既不滿于明王朝的黑暗腐朽，也不甘心受異族的踐踏蹂躪，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接受了當(dāng)時的民主思潮、個性解放思潮的薰陶。輯者張潮的思想、情緒與這些作者也是相通的。書中所寫的一些慷慨悲歌之士，言行怪誕之人以及俠女奇媛等等，也大多與作者、輯者是同一流人物。作者、輯者對這些人物之所以感興趣，往往是借他人之酒杯，而消自己之塊壘。因而，在下筆為文、作評時，往往充溢著一種傷時悼世的不可遏抑的激情，讀來有如司馬遷的《史記》。這就使全書打上了一種鮮明的時代烙印。讀過此書之后，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會給人們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

一是明王朝已陷入了一種山窮水盡、不可收拾的境地。早在萬歷年間已出現(xiàn)在許多作品中的“天下事已不可為”這句話，相當(dāng)明了的概括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特點(diǎn)。吳肅公《五人傳》寫的是蘇州市民為保護(hù)忠良而發(fā)動的一次萬人空巷的暴動，矛頭直指天啟皇帝和竊取國柄的魏客閹黨;魏禧《姜貞毅先生傳》 寫的是禮科給事中姜埰與崇禎皇帝及在朝的巨奸大憝之間的一場面對面的殊死搏斗。這些斗爭都與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密切相關(guān)，盡管在付出了鮮血和身家性命的代價(jià)之后，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卻充分地揭露了天啟、崇禎這兩個亡國之君的昏庸殘暴及朝政的極端黑暗。至于地方官也都是一些猛虎、強(qiáng)盜。徐芳《雷州盜記》寫了這樣一樁喜劇：一個真“強(qiáng)盜”冒充知府上任，卻政聲嘖嘖，被民眾頌為“賢太守”。作者慨嘆道：“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為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 張潮也評論說：“若今之士大夫，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被殺于庶民之心中也。”封建正統(tǒng)思想也面臨著種種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如張明弼《四氏子傳》中的四氏子著論說：“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dāng)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bào)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圣;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 陸次云《圓圓傳》、方咸亨《書志神仙事》兩篇分別寫到了李自成、張獻(xiàn)忠起義事，盡管作者的立場是不對頭的，卻也在客觀上反映出明王朝不堪一擊的情形。這樣的腐朽王朝怎能與新興的清王朝相對抗呢。

二是有些作品曲折地反映了清朝上層統(tǒng)治集團(tuán)所發(fā)動的不義戰(zhàn)爭給各族人民造成的滅頂之災(zāi)。周亮工《書戚三郎事》描寫了揚(yáng)州屠城時尸橫遍地的情形。據(jù)他書記載，這次屠城清廷調(diào)動了二十四萬兵力，將全城人民全部屠殺。陸次云《寶婺生傳》寫清兵破金華時事，徐芳《奇女子傳》寫清兵圍南昌時事，都通過夫妻悲歡離合的故事，寫出了清兵燒殺奸淫、掠賣婦女的罪行。寶婺生是匿在積尸中得活的，其妻子則被掠賣。陳鼎《王義士傳》寫不剃發(fā)者被殺頭，其妻子則被流放至關(guān)外。張潮在《寶婺生傳》后評云：“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可見作者在寫這類作品時慘淡經(jīng)營的苦心。由于當(dāng)時文網(wǎng)嚴(yán)密，張潮是不可能把那些正面描寫這些事件的文章收入此書的。

三是不少作品都謳歌了中華民族仁人志士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姜埰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毫不讓步的，在與昏君奸黨的斗爭中，他九死一生，始終不屈。后因明亡而僥幸活了不來，但他并沒有像吳三桂之流那樣喪失民族氣節(jié)，而是至死不肯臣服。《五人傳》寫出了蘇州市民和諸生的帶頭者那種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浩然正氣，反映了普通民眾在政治上的初步覺醒，這是一種新的歷史現(xiàn)象。作者認(rèn)為，只有他們才稱得上“人”。張潮說：“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明亡之后，許多民族志士除了堅(jiān)持武裝斗爭外，還以隱曲的形式堅(jiān)持斗爭，以期喚起民心，恢復(fù)故國。一些瘋僧顛道、詭言奇行者大多是由民族志士轉(zhuǎn)化而來的。《愛鐵道人》中的道人所愛之“鐵”，實(shí)為民族氣節(jié)的象征。《魯顛傳》寫魯顛摹仿龜?shù)膭幼鳎瑢?shí)為對民族敗類的一種嘲諷和羞辱;他倒懸兩眼，是旨在昭示人們不要忘記世事已經(jīng)顛倒。張潮評云：“世人謂顛為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為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為倒臥，亦無不可。”作者說：“顛，吾知其不死。” 在當(dāng)時的“鐵血”政策下，這種隱曲的斗爭方式，成為一種相當(dāng)普通的社會現(xiàn)象。

四是還有不少作品描寫了下層?jì)D女從任人擺布而逐步走向人格獨(dú)立的過程，從一個重要側(cè)面反映了新的社會思潮的深入人心。余懷《王翠翹傳》寫嘉靖間名妓王翠翹，戔戔居士《小青傳》寫萬歷間揚(yáng)州“瘦馬”(被販賣的少女)馮小青。她們都是被侮辱、被損害者。王翠翹發(fā)現(xiàn)自己被當(dāng)?shù)勒咚_后，投水自盡;馮小青被悍婦折磨而死。余懷《板橋雜記》 是寫明末南京的名妓群體的，其中有許多未覺醒者，也有像董小宛、柳如是、卞玉京、葛漱芳、李香君等不同程度的覺醒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清初，有些下層?jì)D女，不但追求人格的獨(dú)立，而且把自己的命運(yùn)與國家民族的命運(yùn)聯(lián)系在一起。像李香君、陳小憐、柳如是等，不愧為愛國俠女，遠(yuǎn)勝過那些軟骨頭的須眉丈夫。她們所追求的愛情，也不是所謂“郎才女貌”，而是把“知己”、“同心”做為鐘情的基礎(chǔ)。《太恨生傳》、《珊珊傳》等寫的都是這種愛情。而陳小憐等的“同心”則指的是愛國的政治立場的一致。對于王孫公子她不屑一顧，卻偏偏愛上了比她大了三十多歲的窮書生范性華。她對范說：“三十年以內(nèi)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這些都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輯者張潮自稱“衷多感憤”，他的評語寫得坦誠、機(jī)智而又幽默，頗多會心的妙解， 也很值得一讀。 上面已略有稱引， 下面再引一段在 《黃履莊小傳》后寫的評語：“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dú)鐘厚彼方耶?予友梅子九定、吳子師邵， 皆能通乎其術(shù)，今又有了黃子履莊。 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于彼;只因不欲以技藝成名，目復(fù)竭其心思于富貴利達(dá)，不能旁及諸藝，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可見他的眼光是何等的寬闊，見解又是何等的深刻。時至今日，他的這些話，也是值得人們認(rèn)真玩味的。

此書中的文體類型，與小說有關(guān)的主要有三類，即傳奇小說，小說性記傳文，筆記小說。傳奇小說大體上與《聊齋志異》屬于同期、同型的作品。這些作品與明初以來的《剪燈新話》等書中的一些作品，在寫法上有所不同。《新話》等書在行文中，往往詩文相間、駢散雜糅，也就是喜用偶筆，而且語言較為淺近，屬于通俗辭章體作品。《虞初新志》等書則多用單筆鋪敘，長于工筆細(xì)描，寫出的人物往往形神兼?zhèn)洌S然紙上，接近于唐人的散體傳奇及文學(xué)性較強(qiáng)的史傳作品。這就是清代某些古文家經(jīng)常指斥的所謂“才子之筆”，“纖佻之習(xí)”。其實(shí)這才是真正的小說筆法。且引 《董小宛傳》 中較短的一段：“一日，姬方醉睡，聞冒子(辟疆)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fā)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系紅絲;而宛君則內(nèi)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歡舊戚，兩意融洽，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 異人!’”這一小段，文字不多，而筆觸細(xì)膩，人物的肖像、言行、情態(tài)和心理都寫到了，而又重在寫心理(其他上文已有描寫)。兩人當(dāng)時的心理活動，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沒有寫，這里所寫當(dāng)是本篇作者自己揣摹出來的。小說性記傳文，有些作品雖有較多的幻設(shè)性的內(nèi)容，但基本上是用“古文”的筆法和語言寫成的。此類作品不重形似，而重神似。一般不在細(xì)節(jié)等方面精雕細(xì)琢，往往只抓住一兩件事加以勾勒，或抓住一兩個細(xì)節(jié)加以渲染，留有較多的“空白”，給讀者自己去重構(gòu)形象提供了更多的余地。這種作品在此書中較多，魏禧的《大鐵椎傳》、侯方域的 《李姬傳》、李清的《鬼母傳》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筆記小說源于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說，篇幅短小，雖有較多的神怪內(nèi)容，但“記實(shí)性”較強(qiáng)，也就是說，作者一般不做獨(dú)立的藝術(shù)想象或加工，只是簡要地記敘聽到的故事或看到的事物的梗概，像采自《皇華紀(jì)聞》、《書影》等書中若干短則即是筆記小說。其中也有一些意在勸懲或借事諷喻的作品，如王言的《圣師錄》，就是以物喻人的。

就表現(xiàn)方法來說，本書大體上也可以分為三類，即寫實(shí)、寫幻和諷喻。寫實(shí)即按照事物本身固有樣子進(jìn)行描述，如《圓圓傳》、《丁藥園外傳》、《李姬傳》等等。寫幻即通過神怪、夢境等夸張、變形的方法來描述生活或表現(xiàn)題旨，如《林四娘傳》中的林四娘，先是一個惡鬼，后來又變成了一個美女;《補(bǔ)張靈崔瑩合傳》的最后一大段，寫了一個奇特的夢境，讓明初的高青邱、已故的張崔二人與還活著的唐伯虎同時出場。尤侗的《瑤宮花史小傳》看來是記敘作者自己的一段戀愛史的，文筆側(cè)艷，但卻是通過“扶乩”的形式來寫的，寫得惝恍迷離，神秘莫測，似“扶乩”又非“扶乩”，頗耐人尋味。諷喻就是借此喻彼。基本上有兩種寫法，一種是由作品中的人物設(shè)置的，如《愛鐵道人傳》中的“鐵”，《花隱道人傳》中的菊花。這菊花與鐵一樣，也是象征氣節(jié)的。另一種是由作者假借的，如《象記》、《圣師錄》等。《象記》寫外國向中國“貢象”時，須得到大象本身的首肯，有一次一只大雄象寧死不肯讓自己的伴侶去中國，作者借此贊揚(yáng)大象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指生命)”的精神。張潮的評語又附記一事：“聞象房群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dú)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 這是寫清朝皇家園林中的事，顯然寓有民族意識在內(nèi)。

《虞初新志》問世后，不久便傳到了日本。但在國內(nèi)卻遭到禁毀。由于政治原因，在本書的八十九位作者中，有二十多位作者的作品遭到禁毀，其中有尤侗、吳偉業(yè)、吳肅公、李清、杜濬、周亮工、侯方域、魏禧、徐芳、張明弼、陳鼎、鈕琇、錢謙益等著名人物以及張潮本人等。《虞初新志》之被禁，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事實(shí)上是禁而不絕的。它同《聊齋志異》等書一起，對清代的文言小說、白話小說以及戲曲等都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文言小說的影響最為明顯。清代的文言小說作品大多是散體傳奇，這實(shí)肇始于《虞初新志》等書。在此書的影響下，清代還出現(xiàn)了《虞初續(xù)志》、《廣虞初新志》、《敏求軒述記》、《虞初志補(bǔ)》、《虞初支志》、《虞初近志》等文言小說選輯本，為搜輯、保存某些散見作品，做出了有益的貢獻(xiàn)。以本書中的作品為素材而創(chuàng)作的白話小說有《金云翹傳》等，戲曲則有《桃花扇》、《春波影》、《惜花報(bào)》、《十美圖》《琥珀匙》等數(shù)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