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張岱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葸子孌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傒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鐃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弦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鑒隨之。
二鼓人靜,悉屏管弦,洞簫一縷,哀澀清綿,與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為之。
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闃,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云,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陶庵夢憶》
〔注釋〕 申文定:明人申時行,卒謚文定,長洲(今屬江蘇蘇州)人,曾任嘉靖時首輔。 十番鐃鈸:亦稱十番鑼鼓,民間器樂樂種,以吹打樂器為主,常用于喜慶婚喪等場合。 漁陽摻撾:鼓曲名。摻撾亦作“參撾”。《后漢書·禰衡傳》:“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而前。”李賢注:“參撾是擊鼓之法。” 錦帆開、澄湖萬頃:“錦帆開”指傳奇《浣紗記》第十四出《打圍》中的[普天樂]曲。這是旦貼扮宮女領唱的合唱曲,首句為“錦帆開,牙檣動”。“澄湖萬頃”指該劇第三十出《采蓮》中的[念奴嬌序]曲。這是凈扮吳王領唱的合唱曲,首句為“澄湖萬頃,見花攢錦繡,平鋪十里紅妝。” 絲竹肉聲:指弦樂(絲)、管樂(竹)和歌唱(肉)聲。 拍煞:拍指整套曲的中段,煞指其結尾曲。 藻鑒:指評量和鑒別人才,多指考試甄別。 寂闃(qù):寂靜。 尋入針芥:旋即進入細微之處。針芥,比喻極其細小的事物。 使非蘇州,焉討識者:假使不是在蘇州,哪里尋取這么多知音的人。
明代嘉隆以后,民間戲曲藝術活動分外繁盛,張岱《陶庵夢憶》中所記載的西湖之春、揚州清明、秦淮之夏、虎丘中秋等都是民間的演唱盛會。
每年中秋,在蘇州虎丘山舉行的昆曲大會,是以演劇與唱曲競賽為娛樂的民間節日。這種曲會從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持續了一二百年。其間數輩文人,有很多詠唱這個節日的詩文,尤以明萬歷間詩人袁宏道所作的《虎丘》一文,生氣活現,論家以為“虎丘之勝,已盡于筆端矣”(陸云龍評選《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
而張岱的這篇《虎丘中秋夜》,以戲曲行家的那種晰毛辨發功夫,在袁文之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至妙至絕,真可令千古才人心死矣。
張岱之筆,猶如攝影機鏡頭,把虎丘中秋的情景盡收眼底。
首寫赴會。袁宏道當年已把游人寫得紛錯如織,曾謂“傾城闔戶,連臂而至”,“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張岱則把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門的各個地點也一一點示出來。如果說袁文是散文式的鋪敘,張文則是多種鏡頭的疊映,使簇擁紛錯之狀,更加立體地映現出來。
次寫初更。初夜時,這里是一番熱鬧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鑼鼓吹打,才足以表達興奮之情。及至更定,開始演唱,但因人物錯雜,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娛為樂,所以無論吹彈歌唱,總是選擇“錦帆開”、“澄湖萬里”之類熱鬧的合唱曲。在行家張岱看來,真是“絲竹肉聲,不辨拍煞”,這似乎是為那種天真可愛所逗樂,又像是因那種幼稚淺俗而微微搖頭。更深時,湊熱鬧的游客漸次散離,留下的是真正的聽眾,都在耐心地品賞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繼寫二鼓。經過競爭汰選,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縷洞簫伴托著演唱。其特點是一片靜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聽眾在等待最后的優勝者上臺。
終寫三鼓。被認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當于此時登臺獻藝,故而特別引人注目。袁文與張文都以飽含深意的筆調寫出一段極優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云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這是詩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韻感人。再看張文:“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云,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這是行家的體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將真確的理性分析如鹽入水般地融進生動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極其繁縟柔曼,一字三折,聲多字少,一般人無法聽懂唱詞,而行家則樂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張岱以為,演藝到了令人“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的情境,是為極境矣。此時,表演者與觀眾的神情契合無間,卻又不知其所以然。八個字傳寫出了那種不可言傳的意境。至此,讀者亦“不敢擊節,惟有點頭”了。
文章反映了廣大群眾對社會交際的需求和對藝術生活的熱愛,也反映了民間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眾組織社會活動的非凡能力。既寫出少數“尋入針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寫出“雷轟鼎沸”的群眾大場面。既寫出“演者”的踴躍獻藝,也寫出“聽者”的心理活動。這里的“聽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為他作為“聽者”始終活動在當時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條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讀者引入曲會的勝跡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讀者引入當時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與他們一起呼吸,一起觀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藝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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