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宋代散文與文學傳統·積極用世、干預現實的一貫精神

中國的文人一貫有積極用世的傳統精神，而文章被稱為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所以，在文章中表達他們用世的精神、表達他們的理想以及對時局的看法就是極其自然的事了。而且，對文人來說，文章也是他們最得心應手、最適于他們表達思想的工具。所以，宋代之前，文人已自覺而明確地提出了諸如“文以明道”、“文以貫道”等主張。

宋代的文人同樣很自然地繼承了這一傳統。而且，如前所述，由于宋代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且大都兼文人與官員的身份于一身，使得他們有著比此前各朝各代的文人更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加之當政者在廣開才路的同時，也廣開言路，使文人有了大發議論的機會與氛圍。所以，宋代文人在他們的文章中，論政，論兵，指斥時弊，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比此前各代的文人更普遍、更積極、更深刻。

北宋之初，文人們就寫出了特色鮮明的論政之文，王禹偁的《朋黨論》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后為數眾多的《朋黨論》的出現，與此文的影響大有關系。在此文寫作之后，隨著北宋改革與反改革的斗爭，黨爭愈來愈激烈，所以人們不能不嘆服此文作者的洞察力。稍后，范仲淹“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上執政書》)，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的胸襟，幾乎成了宋代文人的行為楷模。而尹洙則針對最高統治者抑制武將而致軍事失敗的現實，寫了《敘燕》《息戍》《兵制》等論兵之文，“但為救敗之策爾”(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五○)。至蘇舜欽出，“敢道人所難言”(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志銘》)，甚至指出“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于今朝也”(《乞納諫疏》)，言辭之尖銳、勇氣之超群，令人為之動容。而北宋文壇的盟主歐陽修，其論政之文，同樣膽氣十足，議論深刻，如其《朋黨論》一文，列舉殷紂王、漢獻帝、唐昭宗等帝王禁絕朋黨而亡國的故事，矛頭直指當今天子。改革家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上時政書》等既是奏疏，也是不可多得的論政散文。而蘇洵的論兵之文，亦縱論古今，指切時弊，極有深度。如其《六國論》一文指出：“茍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雖題曰《六國論》，其主旨又明確地是“譏時之弊”了。繼歐陽修之后主盟文壇的蘇軾，同樣也寫出了不少論政論事的精彩文章，如《御試制科策》，還有《策略》《策別》《策斷》等準備應試的文字(如其中的《課百官》《安萬民》《教戰守》等，更具體的如至今仍然被人們廣為傳誦的《教戰守》等篇)，對朝廷的用人問題、賦役問題、財政問題、備戰問題，都提出了鮮明的意見，議論深刻，言辭犀利。在熙寧變法時期，他所作的《上皇帝書》，也對“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個重要問題提出了明確的看法，言辭亦頗為激切。蘇軾胞弟蘇轍，其性格較蘇軾沉穩，但其文章中亦同樣對時政提出自己明確的看法，如《新論》三篇，縱論天下事，尤其是對當時的三大弊端“冗吏”、“冗兵”、“冗費”問題，做了深刻確切的剖析論斷。宋室南渡，時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文章的主題也發生了變化，針對戰與和的大政方針發表看法的文章占了主流。南渡之初最有名的文章，莫過于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此文痛陳時弊，怒斥秦檜等三人，并“愿斬三人頭，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此文一出，震動朝野，金人亦“募其書千金”。稍后，范成大也寫了《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札子》《又論民兵義士札子》等文，對時政及軍事問題提出了明確的看法。與范成大同為“中興四大家”的楊萬里，也寫了《論君道》《論治原》《論國勢》《論政》《論相》《論兵》《論將》《論冗官》《論人才》《論民政》《論選法》《論刑法》《論馭吏》等文，觀點鮮明，亦不無精辟之見。而陸游的論政之文，則以《上殿札子》等為代表，對朝廷的吏治，從大到小都多有指摘。至于兼愛國名將與愛國文人于一身的辛棄疾，更是有著不少議論深刻的文字，《九議》《美芹十論》等篇早已廣為人知。與辛棄疾同時的陳亮，其《中興五論》《上孝宗皇帝書》等，更是議論恢宏，言辭激切，肆無忌憚，聲震朝野，連孝宗皇帝也“赫然震動”。到了宋末，又有許多愛國志士，用文章發表自己對時局的看法、表達自己抗敵報國的心志，如文天祥的《指南錄序》《指南錄后序》《正氣歌序》等，既抒寫心志，又指陳時弊，直抒胸臆，慷慨激昂，為宋代散文寫下了最后的光彩的一頁。

通過以上的羅列，我們看到，宋代的散文，與時政關系極為密切，許多為人傳誦的名篇，本來就是奏疏，或是干預現實、議論時政的文字，但同樣文采縱橫，是不可多得的文章名篇。從文學傳統的角度看，這樣的文章，最能體現中國文人一貫積極用世的精神，也最符合“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作文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