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險記幸·楊絳》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在息縣上過干校的，誰也忘不了息縣的雨——灰蒙蒙的雨，籠罩人間；滿地泥漿，連屋里的地也潮濕得想變漿。盡管泥路上經太陽曬干的車轍像刀刃一樣堅硬，害我們走得腳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爛泥，滑得站不住腳，走路拄著拐杖也難免滑倒。我們寄居各村老鄉家，走到廚房吃飯，常有人滾成泥團子。廚房只是個席棚；旁邊另有個席棚存放車輛和工具。我們端著飯碗盡量往兩個席棚里擠。棚當中，地較干；站在邊緣不僅泥濘，還有雨絲颼颼地往里撲。但不論站在席棚的中央或邊緣，頭頂上還點點滴滴漏下雨來。吃完飯，還得踩著爛泥，一滑一跌到井邊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熱水瓶，更是無法彌補的禍事，因為當地買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郵寄。唉！息縣的雨天，實在叫人鼓不起勁來。

一次，連著幾天下雨。我們上午就在村里開會學習，飯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員開會，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許多人回到寄寓的老鄉家，或寫信，或縫補，或趕做冬衣。我住在副隊長家里，雖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卻比別家講究些，朝南的泥墻上還有個一尺寬、半尺高的窗洞。我們糊上一層薄紙，又擋風，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沒風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見五指，除了晚上睡覺，白天呆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點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況且雨里的全副武裝——雨衣、雨褲、長統雨鞋，都沾滿泥漿，脫換費事；還有一把水淋淋的雨傘也沒處掛。我索性一手打著傘，一手拄著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蘇州故居的時候最愛下雨天。后園的樹木，雨里綠葉青翠欲滴，鋪地的石子沖洗得光潔無塵；自己覺得身上清潤，心上潔凈。可是息縣的雨，使人覺得自己確是黃土捏成的，好像連骨頭都要化成一堆爛泥了。我踏著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兩點多，忽然動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規，可是這時候不會吹號、列隊、點名。我打算偷偷兒抄過廚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連片的田里都有溝；平時是干的，積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橋，橋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溝水匯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幾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試探著踩過靠岸的淺水；雖然有幾腳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頭看看后無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記，回來不能再走這條路。

泥濘里無法快走，得步步著實。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爛泥撥掉。雨鞋雖是高統，一路上的爛泥粘得變成“膠力士”，爭著為我脫鞋；好幾次我險的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從哪里搓出來不少泥丸子，會落進高統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邊，就覺得路北邊多幾莖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邊，又覺得還是南邊草多。這是一條坦直的大道，可是將近磚窯，有二三丈路基塌陷。當初我們菜園挖井，阿香和我推車往菜地送飯的時候，到這里就得由阿香推車下坡又上坡。連天下雨，這里一片汪洋，成了個清可見底的大水塘。中間有兩條堤岸；我舉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來那是大車拱起的輪轍，浸了水是一條“酥堤”。我跋涉到此，雖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不大容易，不愿廢然而返。水并不沒過靴統，還差著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軟有硬，草地也有軟有硬。我拄著拐杖一步一步試探著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過了這個大水塘。

上坡走到磚窯，就該拐彎往北。有一條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磚窯坡下，稍一停洄，就泛入窯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時河水蜿蜒而過，雨后水漲流急，給沖成一個小島。我沿河北去，只見河面愈來愈廣。默存的宿舍在河對岸，是幾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寬至少一丈。原來的一架四五尺寬的小橋，早已沖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絲綿綿密密，把天和地都連成一片；可是面前這一道丈許的河，卻隔斷了道路。我在東岸望著西岸，默存住的房間更在這排十幾間房間的最西頭。我望著望著，不見一人；忽想到假如給人看見，我豈不成了笑話。沒奈何，我只得踏著泥濘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盤。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磚窯坡下跳上小島，跳過河去，不就到了對岸嗎？那邊看去盡是亂石荒墩，并沒有道路；可是地該是連著的，沒有河流間隔。但河邊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靈便；小島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堅固。我回到那里，伸過手杖去扎那個小島，泥土很結實。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著杖跳上小島，又如法跳到對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腳泥、一腳水，歷盡千難萬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門口。

我推門進去，默存吃了一驚。

“你怎么來了？”

我笑說：“來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罵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為我看過表，一路上費的時候比平時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島愈沖愈小，我就過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來，過那片水塘就難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過磚窯往西到“中心點”去辦事。我告訴他說，橋已沖垮。他說不要緊，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著雨傘，送了我們一段路。那位同志過磚窯往西，我就往東。好在那一路都是剛剛走過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著膽子。我走到我們廚房，天已經昏黑。晚飯已過，可是席棚里還有燈火，還有人聲。我做賊也似的悄悄掠過廚房，泥濘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記不起我那天的晚飯是怎么吃的：記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個饅頭，還是默存給我吃了什么東西；也記不起是否餓了肚子。我只自幸沒有掉在河里，沒有陷入泥里，沒有滑跌，也沒有被領導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沒有覺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們全連搬進自己蓋的新屋。“軍宣隊”要讓我們好好過個年，吃一餐豐盛的年夜飯，免得我們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學所分出來的。我們連里有幾個女同志的“老頭兒”(默存就是我的“老頭兒”——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頭兒”)在他們連里，我們連里同意把幾位“老頭兒”請來同吃年夜飯。廚房里的烹調能手各顯奇能，做了許多菜：熏魚、醬雞、紅燒豬肉、咖喱牛肉等等應有盡有；還有涼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們菜園一伙，圍著一張長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饌。小趨在桌子底下也吃了個撐腸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搖酸了。記得默存六十周歲那天，我也附帶慶祝自己的六十虛歲，我們只開了一罐頭紅燒雞。那天我雖放假，他卻不放假。放假吃兩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飯到他那里，中午還吃不下飯，卻又等不及吃晚飯就得回連，所以只勉強啃了幾口饅頭。這番吃年夜飯，又有好菜，又有好酒；雖然我們倆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憂。晚飯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閑談，直到拖拉機翻倒河里的橋邊，默存說：“你回去吧。”他過橋北去，還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爛泥半干，踩在腳下軟軟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橋以北的小路上雪還沒化。天色已經昏黑，我怕默存近視眼看不清路——他向來不會認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徑和田地連成一片，很難分辨。我一路留心記住一處處的標志，例如哪個轉角處有一簇幾棵大樹、幾棵小樹、樹的枝葉是什么姿勢；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厚，哪是田邊的溝，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漿，歸途應當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經燈光雪亮。我因為時間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辭歸。一位年輕人在旁說：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說說笑笑正熱鬧，叫他沖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請。所以我說不必，我認識路。默存給他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說：“這條路，我哪天不走兩遍！況且我帶著個很亮的手電呢，不怕的。”其實我每天來回走的路，只是北岸的堤和南岸的東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時之間，室外的天地已經變了顏色，那一路上已不復是我們同歸時的光景了。而且回來朝著有燈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從亮處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堅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強。他送我到燈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慣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說，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記得哪本書上說：女人和母雞，出門就迷失方向。這也許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確是個不辨方向的動物，往往“欲往城南往城北”。默存雖然不會認路，我卻靠他辨認方向。這時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樹林，走上林邊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樹的地方，再往南拐；過橋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燈光所及的范圍，便落入一團昏黑里。天上沒一點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見樹，也看不見路。打開手電，只照見遠遠近近的樹干。我讓眼睛在黑暗里習慣一下，再睜眼細看，只見一團昏黑，一片雪白。樹林里那條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燈光指引，暮色蒼茫中依稀還能辨認，這時完全看不見了。我幾乎想退回去請人送送。可是再一轉念：遍地是雪，多兩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來；況且人家送了我回去，還得獨自回來呢，不如我一人闖去。

我自信四下觀望的時候腳下并沒有移動。我就硬著頭皮，約莫朝西南方向，一納頭走進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樹林；我寧可偏向南走。地下看著雪白，踩下去卻是泥漿。幸虧雪下有些黍秸稈兒、斷草繩、落葉之類，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樹擋住，就往西讓。我回頭望望默存宿舍的燈光，已經看不見了，也不知身在何處。走了一回，忽一腳踩個空，栽在溝里，嚇了我一大跳；但我隨即記起林邊大道旁有個又寬又深的溝，這時撞入溝里，不勝忻喜，忙打開手電，找到個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邊的大道。

大道上沒雪，很好走，可以放開步子；可是得及時往南拐彎。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點”以西的鄰村去了。大道兩旁植樹，十幾步一棵。我只見樹干，看不見枝葉，更看不見樹的什么姿勢。來時所認的標志，一無所見。我只怕錯失了拐彎處，就找不到拖拉機翻身的那座橋。遲拐彎不如早拐彎——拐遲了走入連片的大田，就夠我在里面轉個通宵了。所以我看見有幾棵樹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彎往南。

一離開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幾步，發現自己在黍秸叢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總會走到河邊；到了河邊，總會找到那座橋。

我曾聽說，有壞人黑夜躲在黍秸田里；我也怕野狗聞聲躥來，所以機靈著耳朵，聽著四周的動靜輕悄悄地走，不拂動兩旁黍秸的枯葉。腳下很泥濘，卻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電。不知走了多久，忽見前面橫著一條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終于到了河邊！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無法分辨自己是在橋東還是橋西——因為橋西也有高高的堤岸。假如我已在橋西，那條河愈西去愈寬，要走到“中心點”西頭的另一個磚窯，才能轉到河對岸，然后再折向東去找自己的宿舍。聽說新近有個干校學員在那個磚窯里上吊死了。幸虧我已經不是原先的膽小鬼，否則橋下有人淹死，窯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邊嚇死。我估計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彎過早，還在橋東，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橋。

過橋雖然還有一半路，我飛步疾行，一會兒就到家了。

“回來了？”同屋的伙伴兒笑臉相迎，好像我才出門走了幾步路。在燈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學部干校大搬家，由息縣遷往明港師部的營房。干部的任務，由勞動改為“學習——”學習階級斗爭吧？有人不解“學部”指什么，這時才恍然：“學部”就是“學習部”。

看電影大概也算是一項學習，好比上課，誰也不準逃學(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見，得以豁免)。放映電影的晚上，我們晚飯后各提馬扎兒，列隊上廣場。各連有指定的地盤，各人挨次放下馬扎兒入座。有時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濘，馬扎兒只好放在爛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帶著雨具。天熱了，還有防不勝防的大群蚊子。不過上這種課不用考試。我睜眼就看看，閉眼就歇歇。電影只那么幾部，這一回閉眼沒看到的部分，盡有機會以后補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議論，我只需旁聽，不必泄露自己的無知。

一次我看完一場電影，隨著隊伍回宿舍。我睜著眼睛繼續做我自己的夢，低頭只看著前人的腳跟走。忽見前面的隊伍漸漸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隊伍，隊伍只剩個尾巴了；一會兒，這些人都紛紛走進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連問幾人，都說不知道。他們各自忙忙回屋，也無暇理會我。我忽然好比流落異鄉，舉目無親。

抬頭只見滿天星斗。我認得幾個星座；這些星座這時都亂了位置。我不會借星座的位置辨認方向，只憑顛倒的位置知道離自己的宿舍很遠了。營地很大，遠遠近近不知有多少營房，里面都亮著燈。營地上縱橫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營房都是一個式樣，假如我在縱橫曲折的路上亂跑，一會兒各宿舍熄了燈，更無從尋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營房南邊鋪石塊的大道，就認識歸路。放映電影的廣場離大道不遠，我錯到的陌生宿舍，估計離廣場也不遠；營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這一點我還知道。我只要背著這個宿舍往南去，尋找大道；即使繞了遠路，道路卻好走。

我怕耽誤時間，不及隨著小道曲折而行，只顧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進了營地的菜圃。營地的菜圃不比我們在息縣的菜圃。這里地肥，滿畦密密茂茂的菜，蓋沒了一畦畦的分界。我知道這里每一二畦有一眼漚肥的糞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電影回去，我們連里一位高個兒年輕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來，不顧寒冷，在“水房”——我們的盥洗室——沖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沒鬧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諒必一沉到底，呼號也沒有救應。冷水沖洗之厄，壓根兒可不必考慮。

我當初因為跟著隊伍走不需手電，并未注意換電池。我的手電昏暗無光，只照見滿地菜葉，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學豬八戒走冰的辦法，雖然沒有扁擔可以橫架肩頭，我可以橫抱著馬扎兒，擴大自己的身軀。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無應，還得掉下糞井。我不敢再胡思亂想，一手提馬扎兒，一手打著手電，每一步都得踢開菜葉，緩緩落腳，心上雖急，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過這片菜地，過一道溝仍是菜地。簡直像夢魘似的，走呀、走呀，總走不出這片菜地。

幸虧方向沒錯，我出得菜地，越過煤渣鋪的小道，越過亂草、石堆，終于走上了石塊鋪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飛跑，跑幾步，走幾步，然后轉北，一口氣跑回宿舍。屋里還沒有熄燈，末一批上廁所的剛回房，可見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鐘。好在沒走冤枉路，我好像只是上了廁所回屋，誰也沒有想到我會睜著眼睛跟錯隊伍。假如我掉在糞井里，幾時才會被人發現呢？

我睡在硬邦邦、結結實實的小床上，感到享不盡的安穩。

有一位比我小兩歲的同事，晚飯后乖乖地坐在馬扎上看電影，散場時他因腦溢血已不能動彈，救治不及，就去世了。從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電影課。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讓老年人早些免修這門課呢？只怕我的叫喊求救還不夠悲劇，只能成為反面教材。

所記三事，在我，就算是冒險，其實說不上什么險；除非很不幸，才會變成險。

楊絳與錢鐘書這一對夫妻以博學多才而聞名中外，但由于時代的原因，也不免遇到許多坎坷、磨難、不幸和痛苦。

這對夫妻一生謹慎和淡泊，故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對他們的沖擊還算不太大。但“文化大革命”一來，他們就在劫難逃了。楊絳在《丙午丁未年紀事》一文中回憶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陰歷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對默存(錢鐘書的字)說：‘我今天揪出來了，你呢？’他說：‘還沒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來了’。我問默存：‘你是怎么“揪出來”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貼了我幾張大字報。’”——于是他們這對學者夫婦就與許多“牛鬼蛇神”一道受到許多非人的待遇。1969年和1970年，他們夫婦被迫先后“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謂“五七干校”就是當時為了“改造”知識分子而設立的勞動基地，他們所屬的“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的“五七干校”設在河南省南部的窮困地區——羅山和息縣的農村。直至1972年3月，他們才作為“老弱病殘”人員而被“特赦”回到北京。這時他們唯一的女兒錢瑗也下放在工廠勞動，女婿王得一則因被誣為“五一六分子”而含冤自殺了。

1981年，楊絳女士發表了回憶性質的散文集《干校六記》，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是人們長期壓抑在心中積郁的一次噴發，但作者卻是用極淡的筆墨、和緩的聲氣、平靜的心態表達出來的，這就更耐人咀嚼，更引人深思。

這固然是由于作者當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火氣不如年輕人大。更由于作者在生活上受盡折磨歷盡滄桑，思想通達，所以寫出來的文章清淡如水，卻醇厚如酒，臻于化境。

楊絳的散文，是典型的女性散文，她習慣于用淡筆來寫濃情，用工筆來描實景，而且不發一句議論卻意蘊無窮。

俗話說：“少年夫妻老來伴”，他們這對夫妻在六十歲時遭此劫難，當然彼此更加珍惜和關懷了。在“軍事化”的“干校”，即使是老夫老妻，也要編在兩處；咫尺天涯，難得相會。但這個極儒雅柔弱的老婦人，卻一次冒雨一次摸黑，去探望丈夫，這才有了前兩次“冒險”的經歷。她在記述這些經歷時，似在輕描淡寫地緩緩道來，有時還要扯到別的地方去兜個小圈子，但是，你細細讀來會發現，她的心全牽掛在丈夫錢鐘書的身上，這一次次苦和累，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老夫老妻能有片刻的團聚。“我推門進去，默存吃了一驚。‘你怎么來了？’我笑著說：‘來看看你。’默存急得直罵我”，一個“笑”字，一個“急”字，平淡至極，卻生動地反映了這對老夫妻的執著。人們常說，女性為了愛情可以煥發出極大的精神力量。這位女學者，到了老年，矮小柔弱的身軀卻能迸發出如此強大的力量，真令人感慨不已。

楊絳的筆調十分細膩。第二次冒險時，她一個人從錢鐘書的住處回家，“一納頭走進黑地里去”，以下將近千字，都是寫她一個人在雪夜中摸索歸去之路，看來瑣碎，其實一環扣一環，結構十分嚴謹，而且在情緒上波瀾起伏，最后甚至有一段關于鬼的想像與記憶，更使人為她擔心害怕。一直到“‘回來了？’同屋的伙伴兒笑臉相迎……”——這才舒過一口氣來，也讓我們看到了在“階級斗爭”的風暴中仍然存在著不少好心人的“笑臉”。我們讀者也就是這么關心地讀下去，沒有想到她在剪裁和鋪排上，是花了大功夫，用了不少心思的。

最微妙的是作者只是絮絮叨叨地同你談，追述她“下放”時的幾件小故事，似乎臉上還帶著微笑，她沒有一個字評論，如她寫道路泥濘，雨鞋好幾次陷入泥中拔不出來，用筆極細，讓你有身臨其境之感，而她卻決不吐一個“苦”字。即使偶有感觸，也極其節制，如明明是最具權威的研究機構“學部”，一旦到了干校，也是驟然變了性質，作者為此捎帶寫了一句：“有人不解‘學部’指什么，這時才恍然：‘學部’就是‘學習部’。”真是一語中的，恰到好處，而蘊含于其中的沉重與苦澀，讀者盡可思而得之。誠如作者在篇末所說：“其實說不上什么險”，但她講的這些瑣事，背景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浩劫，對他們個人生平而言，又是實實在在的災難。她愈是這么緩緩地講、細細地談，愈是使人感到窒息、痛苦和憤怒，使人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與這些“瑣事”密切相關的悲慘場景。——這種語調，也許是她長期以來為逃避災難而練就的自我保護法，更是一種具有我國講究含蓄、樸實的藝術風格。但不管怎么說，她說了自己要想說的事，她用了一種個性化的風格和話語來表述自己的意思，這對于長期以來束縛我們每個知識分子的“權力話語”，也是一種突破，使人感到親切和真實。這種語氣是久違了，但聽了這種語氣，人們感到十分溫暖，而且可信——這才能進一步產生共鳴和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