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傳》解說與賞析

佚名

《英烈傳》又名《皇明開運英武傳》、《皇明英烈傳》、《云合奇蹤》等。寫的是朱元璋和其他“開明英烈”反抗元朝統治、戰勝割據勢力、建立明代王朝的故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以贊許的口吻評論道：“敘一時故事而特置于一人或數人者……《水滸傳》即其一，后出者尤夥，較顯者有《皇明英烈傳》……”，由此可見《英烈傳》既屬于講史類小說，它搜羅故實，寫了眾所矚目的明朝開國史，又屬于英雄傳奇類小說，塑造了朱元璋和其他英烈形象，而且是這兩類小說中的較出色者，盡管它和這兩類小說的頂峰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相差頗遠。《英烈傳》影響廣泛，讀者隊伍龐大，京劇和各地方戲常就它的一些情節進行改編演出，現代評書還有專說《英烈傳》的，可見其藝術生命力之強。

《英烈傳》作者是誰，寫于何年何月，目前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屬明中葉作品，至少是在嘉靖年間該書已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且被內廷搬上宮廷舞臺(見郎瑛《七修類稿》第24卷)。一說作者系明代嘉靖時期武定侯郭勛，當時支持郭勛的人說郭為宣傳其祖郭英之功而作，郎瑛《七修類稿》之說即是一例;而反對郭勛的人卻丑詆郭勛為人卑劣，貪天之功，歸為其祖，百計設謀，冀達上聽，企圖封贈世襲，沈德潛的《野獲編》中有關記載可見一斑。雙方的爭論的焦點是鄱陽湖大戰中射殺陳友諒的功勞是否屬于郭英，郎瑛旁征博引，振振有辭，以為射殺友諒乃郭英無疑;沈德潛據理力爭，憤憤不平，斥郭勛冒竊流矢之功，歸于其祖，實小人所為。陳友諒究竟死于誰手，作品是否郭勛所作，暫且存疑，單就他們認真的程度，就可推知《英烈傳》的真實程度和反響情況。明中葉人寫明朝開國史，時隔不久，記載完整，《功臣錄》、《傳信錄》欽頒，人們記憶猶新，熱門話題，廣為流傳。加之英烈后裔健在，官居高位，手操生殺予奪之權，且關系網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陳友諒是否被郭英射殺，這一細節竟引起軒然大波，其他情節焉敢不實?實則存，虛則亡;信則傳，妄則砍。從這個意義上講《英烈傳》是一部形象化的功臣簿，真實性極強的歷史小說。

《英烈傳》作為歷史小說，脈絡清楚，線索分明。它以時間先后為順序，以朱明王朝的產生、發展、壯大為發展線索，把元末明初四十年的歷史，編織成八十回近三十萬言的歷史英雄傳奇。

《英烈傳》從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寫到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寫了這四十年間的政治風云變幻。縱向上以時間為軸，順敘其事，但每一個段落均非平鋪直敘，而是有重點、有波瀾、有懸念，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朱明王朝醞釀期主要寫招集賢才和攻占滁州，主要寫了請徐達出山的經過。朱元璋麾下文武賢才都有一個非凡的降生故事，說明他們上應星宿，而這些賢才都異口同聲向朱元璋推薦徐達，朱元璋、李善長專程聘賢，入村前下馬步行，以示敬意，未進莊先聞徐達歌聲，彈劍作歌聲瑯瑯，繼而議論國事，二人話語投機，所見略同，雙向選擇一舉成功。整個過程的描寫，既突出了徐達的儒將風度，又寫出了朱元璋思賢若渴，禮賢下士的統帥氣質，而且給這部以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歷史小說增添了詩情畫意和藝術氛圍。朱元璋有這樣的文武賢才，在滁州城初試鋒芒，便大敗元軍。

朱明王朝的萌芽期主要寫了攻占金陵。取金陵必須用水師，正好有巢湖水軍頭領俞廷玉父子向朱元璋求援，這里作品采用插敘方式，描寫了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淵三人的武藝，特別是對俞通淵過人膂力刻劃細密而又跌宕有致。十四歲的俞通淵能托起千斤大鼎本是件奇事，作者以幾十人議論此鼎無人可動，十幾人試抬紋絲不動作為反襯。俞通淵當時不是逞能顯技，而是跑到后殿試舉石獅成功作為烘托，又以眾人看他膂力非凡，請他托鼎，他反調皮逃出山門，適遇其父，他還故意說：“我自在后殿把石獅子托托耍子，不知他們何意阻攔。” 作為一個波瀾。在眾人邀請，父親勸說下，他這才手舉鐵鼎上下臺階三遍，然后還把鼎故意放在臺階下，自己回家，又起一波瀾，長老埋怨俞通淵未把鼎放回原處，眾人自信地說：“不打緊，我們幾十人包抬齊整還你。” 而幾十人怎么也抬不動，只好再去俞家請俞通淵，俞母笑而允許，“俞通淵只是笑，也不應他們，大步到廟，仍將手托起香爐，依舊放端正了”，再度渲染。經過這烘托、反襯、一波、一折、一染，一個膂力超常而又頑皮可愛的俞通淵便活脫脫地立在讀者面前。

《英烈傳》寫了元末明初四十年的割據兼并，具體的戰斗、戰役，是全書主要的敘述描寫對象。《英烈傳》描寫到大的戰役就有鄱陽湖大戰、湖州大戰、成都大戰。這些戰役都是硬仗，而具體的打法又有不同。鄱陽湖大戰，陳友諒兵多船大，氣焰囂張，湖州戰役張士誠地富人猾，難以對付;成都大戰，長江棧道，易守難攻，但是硬仗方顯將士勇，艱難才見英烈強，鄱陽湖建立敢死隊，以硬拼硬，死地求生，獲得大勝。湖州戰役以智斗智，圍城打援，更高一籌。成都戰役避實就虛，以奇取勝。三次戰役都是水戰，而戰法不一。鄱陽湖大戰火攻為主;湖州大戰先燒后溺，水火交替;成都大戰水陸夾攻。這三次戰役都很注重情節的曲折性，都是朱軍處于不利形勢下，充分發揮自己的一切潛能，反敗為勝。鄱陽湖大戰，朱元璋龍船擱淺，陳友諒以朱元璋死作為解圍條件，韓成代死才躲過一劫，然后朱元璋組織敢死隊，安排丁普郎詐降縱火，才徹底扭轉局面;湖州大戰，徐達、常遇春水軍深入太湖，尹義迎戰，初時常遇春見他人少船小陣亂槍歪，大笑說：“這都是個打魚的把勢，說什么舟師!”但那小船號炮一響，忽地變換陣勢，迅速把朱軍割成前后兩段，包圍了常遇春為首的前隊，繼而常遇春部下紛紛報告船底被鑿破，水泛上戰艦，常遇春船隊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而后隊徐達既無法和他們聯系，又不能前去解圍。在這緊急關頭，常遇春與俞通源諸將臨危不亂，互相切磋，終于想出奇計，利用夜色作掩護，趁敵初勝大意，把破船拆開結成大筏，把底朝上，以免鐵釘扎腳，載一部分將士到敵岸，打它無備之敵，同時，好船火攻敵水寨。筏子上岸后，把釘子朝上，專扎敵水軍逃兵之腳，這樣水陸同時進攻，外圍徐達聽見炮聲，及時救應，這才得以進駐湖州城下，然后圍城打援，消滅張士誠主力，取得大勝。成都大戰，湯和率兵攻瞿塘關，初戰不利，損傷朱兵無數，康茂才，汪興祖兩大將中炮身亡，瞿塘一路只好待機再戰。秦隴一路也不見奏捷，朱元璋再派朱亮祖部援助，乘虛直搗成都，同時在長江投下木牌數百面，上刻攻克蜀城的日期，下游湯和撈上木牌便知瞿塘守將大都去救成都，于是加緊從瞿塘入川，水陸合擊，夏主明升投降。

不僅三次大的戰役寫得險象環生，扣人心弦，全書大部分戰斗也都寫得驚心動魄，激烈壯觀。雖然也寫到夢中神仙幫助，但是真正解決問題，還是憑著人的聰明才智和勇敢頑強。

《英烈傳》是一部寫戰爭為主的歷史小說，每寫一段金戈鐵馬，緊鑼密鼓的戰斗，總要寫段詩情畫意的文字，以調節氣氛，使得張弛相間，松緊有致。金陵之戰殺聲一息，劉基、宋濂隱歌繼起。鄱陽湖大戰炮火余焰還在彌漫，古雷音寺香煙卻已繚繞; 姑蘇城士誠命殞，靈谷寺啞鐘悠揚。至于小的戰斗間隙作詩論文，長歌嘯吟，更是隨處可見。因而漫漫長卷，讀之無人生厭。

《英烈傳》塑造了眾多的開明英烈的形象，其中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朱元璋了。朱元璋的形象貫穿全書，書中詳細地描寫了他從牧童——神策將軍——吳國公——吳王——明太祖的發展變化過程。

朱元璋性格的發展變化主要表現在他才能的逐漸增長上。首先是組織才能的不斷增長。朱元璋十來歲時因家貧到劉大秀家牧牛，就以敢做敢為贏得了同伴的敬仰。他們幾個放牛娃饑餓難忍時殺了小牛充饑，然后朱元璋把牛尾插在山縫，說牛鉆山，劉大秀拔出牛尾辭掉了他，飯碗雖然砸碎，但同伴更加信任佩服他。離開皇覺寺，販烏梅的路上，他看見眾多習武之人口渴難忍，就不顧“金陵地方遍行瘟疫，烏梅湯服之即愈，因此梅子大貴”。主動“從車上取百十個梅子送與他們”，渴中送梅如雪中送炭，僅此一舉就令眾人心服，而他們就是后來跟隨朱元璋出生入死的大將鄧愈、湯和、郭英等人。朱元璋投郭光卿后，立即設立招賢館，招納文武賢才，迅速形成以他為中心的戰斗集體。他還注意招降納叛，團結曾反對過自己的人，使一切人為己所用。攻占金陵過程中，朱軍殺死元將陳也先，其子陳兆先率眾而降，朱元璋鼓勵他：“爾果同心協力以救生民，他日功成，富貴與共。” 即授千軍長左軍掠陣頭目，選他帶來的五百精銳，聽他指揮。發現這五百人多疑懼不安，朱元璋即喚這五百人與陳兆先當自己的貼身護衛，晚上朱元璋“解甲熟睡達旦”，五百人和兆先深被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感動，于是“個個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

朱元璋還很善于利用獎懲調動眾將士的戰斗積極性。胡大海和常遇春是兩員猛將，在攻打滁州中都有大功，朱元璋更喜歡常遇春，欲授他先鋒之職，胡大海不服，二人欲以比武定高下，朱元璋說：“君等皆我手足，今欲相爭，便是我手足交擊，有何利益?”因命胡大海為左先鋒，常遇春為右先鋒，然后得頭功的為正先鋒。后來攻打金陵，采石磯元軍把守嚴密，朱軍死傷嚴重，朱元璋傳令胡、常二將：“二公先鋒定在今日，有先登采石磯者，即為正先鋒。”這樣把內部矛盾轉化為一致對外的同向運動，事后以先登采石磯的常遇春為先鋒，胡大海還有不平之色，朱又說：“此舉非崇獎遇春，正以激勵諸將”，顧及了胡大海的自尊心，使他心服口服。朱元璋這種非凡的組織才能，是他取得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有力法寶。

朱元璋的組織才能的增長，還貫穿于他的知識分子政策之中，當他是神策將軍時，普天招賢，思賢若渴，每到一處先請人推薦賢才，得了李善長、徐達，劉基后，向他們請教經史，議論治平之策，閑時還和他們作詩論文，采石磯抒懷的詩句和氣氛就透露出他們親密無間、平等和諧的關系。做吳國公、吳王階段，他信任他們，委以重任，放手使用，使他們全心全意為己效勞。如第31回劉基請他親征陳友諒，他立即照辦，臨走時，劉基對朱說：“此行徑逆大江而上，從安慶水道越小孤山，直抵江州，以襲友諒之不備，彼若迎戰，即當發陸兵圍之，彼若敗走，棄江西而奔，主公不必追襲，惟盡收江西州郡，然后取之未遲。”朱元璋說：“軍師所論最是，孤不敢忘。”可謂言聽計從。后來果按劉基方略，一一實行，取得步步勝利。但在朱元璋準備討伐張士誠之時，偶遇彭友信，適逢天邊云霓燦然，朱順口吟道：“誰把青紅線兩條，和云和雨系天腰?”彭十分乖巧，應以“玉皇知有鑾輿出，萬里長空架彩橋”。一句話吹拍得朱元璋得意洋洋，也不和他談論治平，也不討論策略，立即對侍臣說“此有學有行之士，我欲任為翰林編修”，眾人即說“極當，極當”。一句阿諛逢迎之詞，即得高位，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發生了變化。到他稱帝之后，這種變化更加明顯，一方面他猜忌劉基、宋濂等一班有功之臣，劉基看出端倪立即急流勇退。另一方面隨心所欲對付一般文臣，高興時，一句詩文即輕授侍郎，如江懷素(第72回)，不高興時一句話可惹來殺身之禍，如第79回，朱很喜歡唐肅的文才，唐肅侍膳，“自己食罷，把兩手拿著箸兒，甚是恭敬，太祖問‘此是何禮?’ 便答說‘臣幼習的俗禮’，上怒：‘俗禮可施之天子平?’”便以不敬罪，謫戍桂林。唐的兒子之淳有文才，朱召之淳進京，之淳上殿前先到他姑母家說： “圣威不測，姑娘可為我斂取尸首。” 真是人人自危，如履薄冰。

招賢思賢——敬賢愛賢——用賢——忌賢，就是朱元璋用人路線的發展軌跡，這為他后來大興蘭黨大獄、胡黨大獄，埋下了性格伏線。

朱元璋的政治才能也在不斷增長。在他起事之初儒生朱升告訴他：“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他把它一直當作基本國策，貫徹始終。滁陽王死，他決意擁立其子;而和陽王死，他已為吳國公，手握兵權，占有相當大的地盤，文武大臣勸他早登王位，他仍辭以“訪有德者立之未遲”。朱元璋滅漢以后，眾文武又勸他登帝位，他反復思考才自稱吳王，直到滅周之后，才稱帝。他這緩稱王的策略，使他目標小，可以乘機發展。而陳友諒、張士誠急著稱王稱帝，目標顯著，成為元統治者及其他割據勢力對付的目標，客觀上又給予朱元璋發展的良機。這樣的基本國策的制定與實行，在元末明初那種占山為王，有兵即稱王的年代，尤其顯得難能可貴，取得天下，非朱莫屬，因為他一開始就有不同凡響的政治頭腦。

朱元璋在關鍵時刻具有卓爾不俗的政治眼光。當張士誠進攻韓林兒、劉福通時，他如去救，必然金陵空虛，陳友諒則可能趁虛而入，如果不救，他就會失去政治優勢(當時他名義上還隸屬于韓、劉)，他看到當時小明王韓林兒還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利用他可以擴大自己在紅巾軍中的威信，加之安豐乃金陵屏障，救安豐即是保金陵，所以他毅然去救。果然此策極佳，既救了安豐，又保了金陵，還回過頭打擊了陳友諒，解了南昌之圍。而到了攻打杭州時，他發布了有名的討張士誠檄文，他在檄文中咒罵紅巾軍“妖言”惑眾，徹底扔掉紅巾軍這根拐棍，因為這時紅巾軍早已被消滅，政治余威已被他利用凈盡。這時他需要中小地主的支持，于是在檄文中正式承認中小地主財產所有權，并強調無苛捐雜稅，保證永保鄉里平安(第52回)。如果從農民起義的角度看，這時的朱元璋完全成了農民起義的叛徒，但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他這一著畢竟是一著有政治眼光的高著，因為當時是封建社會，生產力決定了中小地主社會主角的地位，得他們之擁護，政權即穩固，反之就動搖。而朱元璋公開轉變立場，依靠中小地主，自然他的政權就一天天興旺起來。

朱元璋還具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政治理論，早在他當神策將軍時他就告訴部下“克城以武，安民須用仁”的道理，每到一處首先張榜安民，迅速展開政治攻勢。他還總結元朝失敗的原因：“他的行徑如筑堤壅水，惟恐漏泄”，而自己的成功在于“愛恤軍民，則人心之歸，猶水之就下，是穿其堤防，使所聚之水都漏泄也，用力少而成功多”。為了執行他的政治路線，他還制定并執行一套嚴明的紀律作為保證，李文忠占領杭州后，宣布“擅入民居者斬”，恰好有一士兵到民家借鍋煮飯，“文忠登時磔殺示眾”(第52回)。

朱元璋的軍事才能也在不斷增長，年輕時他打擂臺勝陳也先，顯示了超人的膂力和智慧(第7回)，后來他攻州打縣，才能不斷提高。到了陳友諒約張士誠合擊金陵時，他基于張士誠鹽商出身胸無大志，只圖自保，決定集中力量打陳友諒，但陳友諒在上游，自己主動出擊，逆流而上，不易取勝，于是出奇計著康茂才詐降，以便陳友諒先到早到，李善長問“太祖方以寇來為憂，今反誘渠早至，卻是為何?”朱說：“大凡御敵，促則變小，久則患深。倘二賊合并來攻，吾決難支。今如此計誘他，友諒必貪得，連夜前來，我自有計破之，士誠聞風膽落矣。”朱元璋真可謂胸有成竹，穩操勝券的常勝帝王。

朱元璋的性格在發展變化，唯有農民的價值取向、道德標準、行為規范始終如一。他戒奢侈，例如有人把陳友諒的鏤金床獻上，他說：“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如此奢侈，焉得不亡”，即命毀去(第40回);惜民財，見兩內侍穿新靴踩水，即大加訓斥(第63回); 尚節儉，知民疾苦，有地方臣子來進香米和涼席，朱說：“方物之貢，古已有之，但收了竹簟，天下必爭進奇巧之物。朕又聞所貢香米，俱于民間撿擇園凈的，盛在黃絹囊中，封獲而進，真是以口腹勞民! 今后竹簟永不許獻;朕用米粒也同秋糧一體，納在官倉，不必另貢。”(第68回)，不貪女色，有人把自己女兒獻于朱元璋，朱大怒;“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可即選佳婿配之，你做父親，不令練習女工，反事末務。”重人倫，輕愚孝，有一男子為治母病殺死親生兒子，鄉人以為大孝，朱元璋把其重杖一百，“因命禮部今后旌表孝行，須合于情理者，不許有逆理驚駭之事”(第68回)。這些優良品質屬于人類精神文明的凝聚，也是朱元璋取得勝利的個人品質保證。

《英烈傳》雖然缺乏《三國演義》那樣史詩般的恢弘氣勢，描寫也欠細致，語言比較簡陋，但它以其描寫的真實動人，贏得了讀者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