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燈·譚紹聞》解說與賞析

譚紹聞出身于一個舊宦書香門第。父親譚孝移是個恪守程朱理學的拔貢生，為人端方正直，學問醇正，被保舉為賢良方正，進京候選，得了一個“以正六品職銜榮身”的空名義便告病回家。為何不愿候選做官呢?雖說是不滿太監專權，朝政黑暗;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擔心兒子不能受良好教育而誤入歧途。譚紹聞的母親王氏庸愚無知，對兒子“糊涂溺愛”。原來家庭教師婁潛齋品行端正，學問淹博，因參加鄉試、會試去了，王氏為兒子聘請的教師侯冠玉，是個不務正業，品行不端的人。譚孝移回到家里，看到兒子“神情俗了”，非常氣惱，因而一病不起，不久死去，臨死給十三歲的紹聞留下“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的遺囑。然而由于母親的溺愛，塾師的放任，匪人的引誘，譚紹聞不能遵守父親的遺言。到了十六歲時，他就完全變了樣兒，東游西蕩，沾風惹草。他在盛希僑、夏逢若、張繩祖等浮浪子弟的引誘下嫖妓賭博，完全墮落。其間雖也有過后悔之心，改過之意，但終于不能自拔。

譚紹聞是在嬌生慣養中長大的，他的性格是面嫩耳軟，生性軟弱，見異思遷，毫無主見，在他身上形成了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喪失了抵御外界誘惑的能力。當譚紹聞與盛希僑、夏逢若結拜認識之后，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便對譚紹聞這個“心情不定”的年未弱冠的人發生了明顯的影響，也就是產生了誘惑力。譚紹聞對于盛希僑的驕奢淫佚的生活，因“在希僑家走了兩回，也就有欣羨的意思”。與之往來之后，也的確增聞長識，不過“添的是聲色嫖賭之事”。夏逢若則對譚紹聞的“心中別開一番世界了”。一天他去尋譚紹聞，一直等到譚從大王廟看戲回來，于是問譚看的什么戲，而大談什么戲班子好，什么戲班子壞，又說起九月初十日林騰云的慶賀日子有好戲班，要譚去走走。譚說平素不認識，怎好祝壽?夏說：“賢弟，你通是書呆子的話，如何走世路?這些事，全要有許多不認的客，才顯得自己相與的人多哩!”留他吃飯，他不推辭，“說的無非是綢緞花樣，騾馬口齒，誰的鵪鶉能咬幾定，誰的細狗能以護鷹，誰的戲，打里火、打外火”等等。譚紹聞起初聽時因肚內原有幾本經書，有幾句家訓打擾，還覺得于理不合;到后來越聽越覺得有味，就不知不覺傾耳細聽。最后還說了他的人生享樂哲學，“直把個譚紹聞說的如穿后壁，如脫桶底，心中別開一番世界”。從此夏逢若不但引誘譚紹聞去賭去嫖;而且引誘他把戲班子寄居到家里，發生因戲箱被竊打官司的事;引誘他娶干妹子姜氏以便訛詐銀兩;引誘他開賭場、鑄銅錢，干一些詐奸犯科的事。對于夏的引誘，他完全沒有抵御能力，因此墮落下去。

譚紹聞還有因識見短淺而沒有生活的理想。他賭博輸給虎鎮邦八百兩銀子，王隆吉為他另外揭借四百兩準備償還這項賭債，由于夏逢若一伙“窩里斗”而被老豆腐告發，以致被官府拷打，譚紹聞便想這項賭債將來或可糊涂結局，因此就想把這四百兩銀子留下自用，以圖手頭方便，而不考慮每月要出十幾兩的利息。后來不得不采取棄產還債的辦法，賣了三頃地、一處宅院，得銀三千兩，本來可以把大宗的借債償還，但卻只還一千五百兩的本錢，把近一千五百兩的利息卻另立借約，而把一千五百兩銀子留下自用方便。其識見的短淺與他的母親一樣。識見短淺正是沒有生活理想的表現，具體的行動如開賭場、燒丹灶、鑄銅錢，雖然有匪人的引誘，但主要的還是由于市井庸俗習氣的支配。因此他是墮落沉淪的敗家子的典型。

譚紹聞后來“改志換骨”，走上正路，雖然作者一再寫他廉恥之心未泯，還常想到自己門第的尊嚴，幾次懺悔和良心發現。但是，現實生活的基礎是薄弱的，是出于作者主觀的愿望和臆造。譚紹聞由于族兄譚紹衣的提攜，參與防倭寇之戰，而以放煙火架敗敵有功，得保舉為黃巖縣令，如同兒戲，更沒有現實生活的根據。總之，作為地主階級的敗家子是典型的，因為敗家子對封建社會末期的環境趨勢說，是具有典型性的。二者之間有相一致的沒落性質。但是，作為浪子回頭則是不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