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少保萃忠全傳》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又名 《旌功萃忠錄》，作者孫高亮，字懷石，浙江錢塘 (今杭州)人。共十傳四十回，存明萬歷間刊本。清道光十五年十二世孫于士俊刊本。

小說敘于謙的一生。于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乃文天祥轉世。幼年聰穎過人，善于作詩對聯，出語不凡，十歲中秀才，鄉里聞名。于謙游學到姑蘇，與徐珵、唐段民為同學。后來他到山東為岳丈搬喪，結識了石亨和石彪叔侄，并為蕭韶出奇計，滅了唐賽兒。永樂十八年于謙二十二歲中舉，次年中進士，被授為在京監察御史，差往廣東招撫瑤僮。他明察秋毫體恤百姓。宣德帝即位，漢王謀逆，于謙扈駕征漢王，大勝而歸。帝貶漢王為庶人，漢王不服，于謙大叱其罪，漢王心膽皆顫，理屈乃服。山西、河南兩省災荒，帝命于謙巡察，謙以都察院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出示勸偷，使富豪良善紛紛捐資粟賑饑民，并督導黎民治理黃河，為百姓公斷沉冤，興利除害。二省民眾感恩戴德為他建祠祭祀以報之。正統即位，王振專權，于謙當眾斥王振之過。王振矯旨降于謙之職，仍令巡撫二省。瓦剌入寇，王振挾帝親征，振等五十萬將士死于土木，正統帝被俘，朝廷大亂。于謙鎮定自若，平息廷亂，奉太后旨請郕王登極，為景泰帝，尊正統為上皇，于謙為兵部尚書。敵軍乘勝入侵京都，于謙薦石亨為總兵，石閉門不敢出戰，于謙身先士卒，殺退也先，受封少保。也先假送駕為名，再次入侵，掠索金帛。京師一片慌亂，徐珵力主南遷，于謙力阻南遷，穩定民心，打退也先進攻。被俘宦官喜寧，多次為也先出謀，以送帝為名搶擄金帛。高磐冒死來京送旨，命除喜寧。于謙受命后親臨邊境查看地脈，部署抗敵，并與邊將定計捉拿喜寧。于謙回京后，以“兄弟之情，君臣之義”上奏景泰帝，遣使迎正統帝回國，居南城宮殿。景泰立太子見濟，廢原太子沂王，不久，見濟薨。于謙因過度辛勞致病，帝親采竹瀝為藥。石亨召童先為幕賓。景泰帝病危，于謙請復沂王為太子，未定。石亨、徐有貞 (徐珵后改名)、曹欽等密謀復上皇。旨封有貞為翰林院大學士，于謙下獄，以迎立外藩罪處斬。石亨由此專權，童先為謀士。皇太后得知于謙死信而下淚。帝因而貶有貞去云南，后有貞死于京城。石亨、曹欽又謀叛被賜死。于冕上疏為父申冤，成化帝為于謙昭雪，封于冕為應天府尹。弘治帝謚于謙為“肅愍”，為其建旌功祠。萬歷帝改“肅愍”為“忠肅”。

小說以濃筆重墨成功地塑造了于謙這個剛正廉潔的清官形象。于謙早在少年時代即以智慧出眾得到布政司范公、巡按張公以及師長、親朋的賞識和器重。他為官能體恤黎民的疾苦，想方設法為百姓消災弭難。在巡撫河南、山東二省期間，于謙見饑荒嚴重，貧民流散，十分痛心。為濟萬民活命，他把欽賜賑濟銀兩、各府州縣無礙錢糧及預備倉糧，悉行賑散。又帶頭捐獻俸資二千五百兩，并發動各有司捐獻俸資五百金，為蓄粟麥之本。同時發榜勸喻賢良富家巨室自愿捐獻或低價糶糧，為此賞旌嘉獎，樹碑立傳，從死亡線上救出眾多災民。于謙還深入卑田院了解鰥寡孤獨的生活狀況，舉凡他們所需要的米粟、布匹、醫藥等都樣樣想得周到，事事落到實處，并開設社學，教育孤寒子弟。數年“全活萬萬，教育萬萬”，致使百姓額手稱慶，紛紛編歌謠以頌揚他的功績。于謙重視預防黃河水患，在任期間不遺余力地組織百姓筑堤、種樹、開塹、挖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巡撫江西、廣東時，他盡心盡力為民伸冤，將那些邀功妄殺和貪贓枉法之輩嚴加懲處。對僮、瑤同胞則格外尊重、體諒，為安定邊遠地區、和睦兄弟民族作出可貴的貢獻。

于謙不僅以清廉、愛民著稱，而且還是一位保國安民、力挽狂瀾的民族英雄。土木之變，英宗被俘，京都危在旦夕，徐珵等人倡議南遷，朝廷內外一片混亂。于謙挺身而出，力排眾議，他義正詞嚴，據理駁斥了南遷的主張。隨即部署兵馬，身先士卒，鼓舞士氣，共赴國難。與此同時，他又輔佐郕王登極，安定民心。在國家民族系于千鈞一發之際，他嚴守京城九門，再次激勵將士，為國盡忠，與敵人決一死戰。他 “威令必行，朝野有法”，對孫子兵法運用自如，巧設計謀，一次又一次挫敗敵人的進攻，保衛了京城，穩住了局面。他日理萬機，夜宿朝房，然而個人生活卻十分清苦，以至積勞成疾。他不顧自己的安危，親詣邊防要塞，實地察看工事堡壘，慰勞將士，并出謀策劃擒拿叛賊喜寧，為迎接正統帝回國創造了條件。小說把他與文天祥、岳飛并提，有意把他寫成文天祥轉世，不僅外貌酷似，而且氣質和精神也與文天祥的遺風相同。

于謙的英雄氣質同剛直不阿的獨特個性是分不開的。作者以其深入底蘊的眼力準確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點，透過一定事件的考驗把對象潛藏的美，生動巧妙地揭示出來，特別是將人物置于復雜的矛盾狀態中，通過與趨炎附勢、見風使舵之輩的鮮明對比，以丑襯美，愈顯得于謙正氣凜然。他既不向當朝顯要王振之流乃至皇帝阿諛諂媚，隨聲附和; 也從不接受他人的逢迎討好和金錢賄賂。他一向秉公辦事，從不考慮個人的官爵利祿，權勢失得，他那浩然正氣，使迷惑總兵石亨多年的桂花精都不敢正面相覷，以至在夾壁中尷尬地現出原形。這個細節描寫雖然純屬虛構，但對于渲染和反襯于謙的高潔品格，卻是神來之筆。悲劇，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人生和藝術的最深刻的足跡。歷史上的各種悲劇藝術，反映了各個社會歷史階段上的現實生活中的悲劇沖突。特別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趨于激化的時候，正直、耿介之士，民族英雄，往往慘遭不測，岳飛、文天祥如此，于謙也不例外。然而正是在美的毀滅的喪鐘聲中，悲劇性才獲得了崇高的審美意義。

作為這部小說的反面人物，象王振、喜寧、石亨、徐珵等，大都有史可查。這里只是擇取與于謙有關的事件加以描寫。審美對象也包括丑在內。作品的成就同樣表現在作者以丑為美的反襯時，也就創造了對丑的反映的藝術美。這種藝術美突出地表現在美丑的成分、關系、形態的多樣性上。作為于謙的對立面和美的反襯，這些反面人物也都各有不同的品貌。如石亨、徐珵絕非單純從臉譜加以丑化的人物可比。作者并沒有把他們寫成天生的壞人。然而他們靈魂中含有的雜質，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有可能成為一個重大錯誤，一場災難的基礎和物質力量。特別是在個人權勢日益膨脹的腐蝕下，他們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就會變得越發狠毒、奸詐。徐珵曾是于謙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介名士。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于治水，在治理張湫水患中立了奇功。但他有一套籠絡人的辦法，且又善于為個人謀劃。國難當頭，他貪生怕死，為了保命保烏紗帽，他不顧社稷安危，民族存亡，力主南遷，妄圖把明代的一統江山變成南宋那種偏安局面。后因遭到于謙的堅決反對和當面駁斥，從而惱羞成怒，結下了深仇大恨。一旦身居要津，他就變得心狠手辣，不顧信義，不念舊情，直到置于謙于死地而后快。

石亨儀表堂堂，“生有異狀，方面偉軀，美髯及膝”，且有 “誅干騎”，“破萬難” 之勇威。他屢建戰功，在巡邊大將中的地位僅次于楊洪。當瓦刺族首領也先侵犯京都時，他受到于謙的重用，并以德勝門優兵誘擊之功，一躍而為“大將軍”。后值景泰帝病篤，石亨主謀迎立英宗復位，以首功爵進忠國公。但是，他卻醉心于結黨營私，沉緬于花天酒地。以至排斥異己，冒功受賄，誣陷忠良，無所不用其極。最后從驕橫跋扈、勢焰熏灼，一直發展到野心勃勃、謀篡帝位。為了掃除篡權的最大障礙，他不惜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于謙。小說對石亨的臧否與歷史記載基本一致，作者的愛憎傾向十分鮮明，象石亨、徐珵之輩在明代官僚中并不罕見。深入這些人物的神髓，通過藝術手段對丑的本質從人物自身美丑矛盾的結構和發展軌跡上作了真實的刻畫和深入的揭示： 人物品質的不純往往導致美的削弱乃至消亡和否定。化美為丑對人物自身來講，同樣是一場悲劇。由于丑戰勝和取代了美，意味著人性的墮落，因此這類悲劇更具有警策的意義。

王振、喜寧等閹宦、內奸則屬于善于弄鬼的丑類。他們或恃寵專權，或投敵叛國，從來是不齒于人類的恥辱的象征。作為明朝第一代竊權誤國的宦官，這些丑類從巧言佞色，博取皇帝歡心，進而內控皇權，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無惡不作。明代閹宦猖獗始于王振。據記載：“太監王振盜去禁內臣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也。”又說： “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為兵部尚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諂見擢”。于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攫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為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竟趨苞苴，乃被容接……”。小說真實地反映了正德年間王振弄權給社稷、民族造成的危害和不幸，最后連他自己的生命也葬送在土木之戰中。書中所刻畫的各色人等，以其多樣性、多面性和多變性，顯示了靈魂的美與丑： 丑掩蓋美削弱美，又襯托美，強化美。美丑的對比和對人物的褒貶使這部小說迄今仍葆有相當的認識、啟迪和審美的意義。

在現有的文學史著作中大都將《于少保萃忠全傳》列入歷史演義小說。其實它是一部典型的傳記體長篇小說，與 《三國志演義》、《東周列國志》、《東西晉演義》等歷史演義小說有明顯的區別。歷史演義小說總是從宏觀的意義上概括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全貌，藝術地表現這個歷史時期的重大矛盾和斗爭。舉凡這一時代的主要人物及其事跡，盡管一一作了形象的描繪，仍是以帝王或帝位的更迭為中軸，從某一歷史時代的醞釀為開端，迄于該時代的終結，并以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為情節發展線索。《于少保萃忠全傳》則不然。這部小說以主人公于謙的一生為主要線索，著重描述個人的品德、事跡、交往，旁及其它。盡管小說涉及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前后七代六帝的歷史演變，但是它的整體構思畢竟是圍繞于謙的命運和遭遇來展開描寫的。作品從他的降生開篇，次及幼年、青年，直到功敗垂成，含冤而死，當然也包括死后的昭雪和歷代皇帝對他的封謚。就作品的內容、結構和敘述方式而言，將這部小說視為傳記文學是更加符合實際的。

然而它又不同于我國自古有之的傳記文學。我國歷代的傳記文學篇幅較短，往往運用質樸、洗煉的文字，記敘人物的生平、品德和事跡。傳記文學重在歷史實錄，很少虛構、夸張和渲染，細節描寫也不多。而 《于少保萃忠全傳》則不然。它的主要情節均有歷史的依據，但作品對于謙的為人及其業績都作了具體、生動的描述，有些關節還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渲染，并伴以一定的虛構、想象和夸張。就篇幅而言，則遠遠超過了古代一般的傳記文學。因此，理應將它列為長篇傳記文學。

這部小說在藝術上還攝取了公案小說、神魔小說的某些寫法。例如 “于公斷冬青樹葉案”和 “三兩銀子案”，均與明代流傳的公案小說類似。又如 “儲衍家產案”在同時代的幾部公案小說中大都擁有同樣的案例，所不同的只是將小說中的主人公姓名加以更改而已。這些當然無所謂歷史記載，而是為了顯示于公的清正廉明，有意從其它公案小說中移植過來的。此外，象徐有貞張湫治水、徐武功被勘作法、桂樹精現形等故事，烏全真、老和尚等人物，在藝術描寫上都帶有濃厚的神奇色彩。綜上所述，可以斷言此書將歷史演義小說、神魔小說和傳記文學的特點融于一爐，從而出脫了一種新的小說形式，即傳記體長篇小說。它在促進明代小說的多樣化上具有一定的意義。

為同時代人宣傳、寫同時代人的事跡肇始于 《英烈傳》，《于少保萃忠全傳》則緊步其后塵。《英烈傳》接近傳記體長篇，但實為歷史演義; 《于少保萃忠全傳》則是典型的傳記體長篇小說，就當代人寫當代人物的傳記來說亦屬首創。

作者的感情真摯而鮮明，對于主人公于謙的一言一行，人格、品德，充滿了愛慕和敬仰。許多場面和片段都寫得真切郁折，感人肺腑。象于公含冤而死的情景，肅穆壯烈，催人淚下，令人扼腕，嗣后人民悄悄進行悼念，祭祀的描寫，亦復哀思綿邈，沉郁頓挫，感人至深。又如范廣侍妓的忠貞、俠義，同樣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