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大戰演義》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又名 《說倭傳》。題“興全洪子貳輯”，四卷三十三回，成于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前。有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與上海石印本兩種版本。

本書以光緒二十年 (1894) 春朝鮮東學黨起義始，二十一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終，歷敘中日甲午海戰的全過程。中東大戰，“中”即中國，“東”即東洋，“因其在亞洲太平洋之東”。

當朝鮮政局動蕩，日帝覦韓國時，清政府應韓王之請，派兵進駐牙山，日本趁機占領漢城。在這緊急關頭，掌權的慈禧正籌備“六旬萬壽”，李鴻章奏說“五不宣戰”，光緒帝卻躊躇未決。這時，黃海戰役爆發了。作品展示了清軍將領有的英勇戰斗，有的怕死逃跑的史實。倭將總統軍務水師提督伊騰 (伊東祐)進戰，中國統領水師提督丁禹昌不聽取致遠號兵輪管駕鄧世昌埋伏戰船、環而攻之的計策，竟將大隊兵輪擺成一字長蛇陣，與倭船迎面相擊，以致全軍幾沒，“良謀不見用”，暴露了清廷統帥之無能。這里作者有所虛構，或僅憑傳聞。事實是：水師提督丁汝昌下令叫艦隊排成縱隊，而旗艦定遠號的管帶(艦長)卻發信號，叫艦隊排成橫隊，讓自己和另一只主力艦在當中，以躲避炮火。艦隊橫排前進，造成挨打的局面。作品描敘方伯謙所帶濟遠號畏敵駕船遠遁，鄧世昌所帶致遠、林國祥所帶廣丙浴血奮戰，“迨后鄧管帶諒眾寡不敵，恐失手被擒，乃下令即鼓輪，將船與倭船相撞。俄而致遠與倭船俱皆沉沒。鄧管帶見船將沉，便跳入江中盡節。惟平日管帶畜有義犬一頭，待之甚厚，見管帶下水，其犬以為失足誤跌，遂投入水面以救其主。當時雖潮流甚急，而犬尚苦咬鄧管帶辮發，隨流而去……”

作品接著抒寫平壤戰役。與清軍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從釜山退守牙山逃到平壤，再從平壤逃回中國境內相對照，作品抒寫平壤守將左軍門寶貴的英勇殺敵，慷慨就義，相比之下，左寶貴較丁禹昌高明。他吸取部將馬玉昆智取之計，佯作撤兵而伏于隘地，出其不備，獲得大勝。

當倭軍援兵到時，“(左軍門)乃即點兵應戰，親立于陣前，頭戴紅纓大帽，紅頂花翎，身穿黃馬褂，督令士卒放炮示威，軍容甚盛。倭軍未戰之先，已有三分害怕。倭帥亦立于陣前，遙見有穿黃馬褂者，知是左寶貴，遂傳令洋槍隊，謂有能擊倒華軍之身穿黃馬褂者，當有重賞。眾槍手得令，遂各留心，向左軍門攻擊。時副將馬玉昆亦立于左軍門之旁，以至倭人一槍中其左足，登時跌倒在地，兵士作速救回，送往營中安歇。未幾，馬玉昆復出于左軍門之前，曰“ ‘吾看倭人之槍每每向大帥而擊，吾深為大帥憂。以末將愚見，將黃馬褂脫下，使倭軍無從分別，大帥方保無虞。’ 左軍門曰： ‘吾之黃馬褂，系在疆場出生入死，得蒙御賜，今豈可畏死而去之。’ 遂不聽馬玉昆之諫，仍示其勇于陣前。自辰至午，未嘗歇息。戰了半日，仍未分勝負，兩軍互有死亡，直至午刻，倭人一槍射中左軍門手臂。左軍門恐軍心有慢，忍耐痛楚，仍立于陣前，勇加百倍。各兵卒見左軍門帶傷迎敵，絕無退縮之心。一時槍炮齊鳴，擊斃倭人無數，于是華軍大捷。因左軍門傷了左臂，不便追趕，遂即收軍。是晚，左軍門之槍口受毒攻心，乃至半夜，溘然長逝。” (第八回)

作者在對甲午戰爭的幾個主要戰線的分述中，歌頌援朝保國將領，譴責誤國怕死之輩，褒貶分明。第十回描敘鳳凰城守將宋宮保用計大敗倭軍。第十一回寫倭人進攻旅順口，中方守將襲照玙等聽說日軍殺來，“不禁心寒膽落，慌忙無主，遂暗中逃去。黃統領仕林探知襲照玙已經聞風遠遁，遂亦逃去。俄而倭兵將到，各兵弁不見了統領，軍中無主，遂各散去。可憐旅順船澳炮臺，費盡國家巨款百余年之積聚，為中國最險固之區，今一旦未戰而竟付與敵人之手，良可惜也。” “據言倭軍攻至旅順之時，中國海軍中人尚多有在戲場觀劇者，丁統領禹昌亦在其間，后聞告警，方始遁回兵艦。及倭人既得旅順，該處戲場尚在開演，每日觀者如常熱鬧。倭營官安好了寨，亦多有跑至戲場觀劇，有伶人名朵朵紅與云仙花旦，竟然媚敵，手執戲單，跪請倭人點戲……”連倭人也斥之為 “喪師失地”。北洋海軍丟掉威海，水雷統帶蔡廷干與提督丁禹昌先后降日。事實是： 李鴻章不許丁汝昌帶領北洋艦隊去援助旅順守軍，命令艦只在威海衛港躲起來，日軍即炮轟港內，轟沉兩艦，剩下的十一艘都投降，丁汝昌服毒自殺。一些怕死的將領，竟盜用丁汝昌名義，向日軍乞降，并將港內的艦船和大量軍火物資，拱手送給敵人。李鴻章經營了十六年的北洋海軍就此消滅了。這是清政府采取不抵抗主義的結果。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作品以民宅門前的一副對聯譏諷主和派的頭子李鴻章。“宰相合肥”，因李是合肥人; “司農常熟”，因翁同和是常熟人。作者掇拾這種譏諷之語溶入篇中，從側面反映一般平民百姓對執政者的評判，系本書一個小小的點綴，饒有情趣，引人深味。

本書敘李鴻章同日相伊藤候博文議和，自十九回橫跨二十一回，占了全書約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等于一篇會議記錄，冗贅煩瑣，缺乏提煉; 第三十三回抄錄《馬關條約》全文，末尾歸以天命，復加粉飾。

《馬關條約》簽訂后，舉國上下激烈反對。臺灣割讓成局，“臺民鼓噪，誓不為日民。”雖然作者未能用典型化的方法揭示歷史的本質與現實的趨勢，表現如火山一旦爆發的億萬民眾的力量，并以慷慨悲壯的格調歌頌臺灣軍民同仇敵愾的壯舉，但他因事生文，在史實的基礎上，編織成一篇篇故事，以表現臺灣百姓齊心協力，衛疆保土，不愿作亡國奴的愛國意志。作品敘述握有大批軍隊駐守臺北的臺灣巡撫唐景崧逃跑后，臺灣人民就自動組成義軍，跟劉永福的黑旗軍一起抗日，在臺中、臺南打擊敵人。在艱苦的環境下，從1895年6月到10月，打死打傷日軍三萬余人，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作品以此為背景，描繪了劉淵亭黑旗軍與內山生番(高山族等當地百姓)聯絡，“而生番野性兇勇，極難抵敵”。倭帥樺山雖作收服民心之施，然攻打咽喉之地的基隆，則為黑旗軍所敗。“更且生番洞主所領三軍，奮不畏死，威勇莫當。倭人戰了數天，攻取不下。”日軍用以逸待勞之法，圍困生番。生番洞主于窘迫中急得一計，用有毒的野白菜煎汁，偷放入倭營食井。當倭軍兵士“腹如抱甕，疼痛不堪”這際，“生番與黑旗軍兩枝生力兵，狠狠殺來，如入無人之境。倭兵各帶重病，焉能抵擋，只得大敗而走。生番乘勢長驅大進，殺入倭營，劫得倭軍輜重糧草無數，生番洞主既邀大捷，而劉大帥親統之軍亦浩蕩而來，番主與劉帥會晤之下喜形于色，兩相慶賀。”作者不無感慨地說： “按生番洞主本是不入教化之民 (按，本書對臺灣少數民族夾雜著大漢族主義的偏見)，尚且忠心苦戰，而黃仕林、襲照玙等世受君恩，不思報國，竟聞風先潰，真狗彘之不如也!” (以上第二十五回)

小說的后半部，重點描述黑旗軍堅守基隆、炮火炸倭等事跡。“大帥自到臺南，每日訓練士卒，辛勒晝夜，布置防務必躬必親，可謂王事靡監，不遑啟處。探聞倭人不日即將殺來，遂撥大軍，在新竹、新化兩處與倭人決戰，連日黑旗大勝，殺俘無數。自倭軍往攻臺南，臺北義民因倭人政令與中國迥異，殊多不便，聚眾叛倭，竟將臺北鐵路用炸藥轟毀，使倭人艱于運兵，不能接應前軍，以致臺南倭兵又為劉將軍連敗數次，倭人只得且戰且退。” 又寫黑旗軍兩次破倭，倭軍大敗而走，誤入內山，“生番見倭軍欲從小路逃走，生番便將亂箭射下。倭帥抬頭觀看，只見四面高山茂林，殆遍不見一兵，只見箭如雨下，疑有埋伏，乃撥軍兵退回。方移陣腳，劉軍黑旗已經趕到，殺得倭軍兵無路逃走，統帥柯梅吉及各軍俱棄械下旗，以示戰敗。”

黑旗軍終因孤軍無援，退回粵西。“臺南之民于劉帥去日，各皆送行。各紳耆亦親臨執盞餞別。乍聽驪歌，悲難下咽，直飲至魚更三躍，劉帥同夫人、公子輩方始起程。”“黑旗尚復不允(勸降)，仍然據守不出。惟眾紳力勸黑旗與倭帥訂明： 將所有黑旗舊部給發船票并回鄉費用，方允退出。倭帥無奈，只得每名給發洋銀貳拾元，以作回鄉之費。而黑旗營勇多有用去銀兩留落臺灣者，乃盡投內山生番而去。至今仍然常常出擾，與倭交戰，出沒無蹤，倭人實屬無計剿撫，故至今尚有深夜謀殺倭官者，亦皆此類。而倭人多視臺灣為畏途，間有分6發臺灣充職者，竟作為不幸之事，黑旗余風尚令倭人膽落，則威名猶未減色也。” (第三十回) 從而揭示： 臺灣人民的英勇抗戰，在堅持半年時間，給敵人以重大打擊后，他們仍然沒有屈服，日軍占領臺灣的五十多年里，臺民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過，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只是作者耽于敘事，未作刻劃，諸如劉永福形象與歷次戰役、戰斗均缺乏細致的描繪，故雖使人不忍釋卷而卻未能動人肺腑，減弱了語言藝術的感染力。這是作者未能把握小說的創作特征并少才力，難以駕馭這一重大的歷史題材，只向歷史討情節而未向現實討生活之故。

本書的可貴之處是在《馬關條約》簽訂五年后，作者即懷著義憤與沉痛，將“天妝臺畏敵之羞，劉公島獻船之丑，馬關條約，臺灣割地種種實事”反映到創作中來，對面臨進一步殖民地化危機的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適時的，作者在實際生活中產生的情感，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如果這情感是高尚的而不是狹隘的，無疑對他的創作會產生積極作用，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要寫出一部滿足社會審美需要的藝術作品，還必須具有藝術概括力。本書的作者如果提煉、綴合、生發歷史與民間傳說的素材，或以故事為重點，渲染平壤戰役、黃海戰役、臺中臺南戰斗的可歌可泣事跡，或以英雄人物為中心，塑造左寶貴、鄧世昌、劉永福的動人形象，這樣才能完成序言中宣稱的主張，使創作實踐與小說理論統一起來。

作者在卷首的序言中申明過自己的創作宗旨： “從來創說者，事貴出乎實，不宜盡出于虛。然實之中，虛也不可無者也。茍事事皆實，則必出于平庸，無以動詼諧者一時之聽; 茍事事皆虛，則必過于誕妄，無以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余之創說也，虛實而兼用焉。”很明顯，他這番話是師承金豐的 《說岳全傳序》而來。金豐的序對歷史小說的創作的史實和虛構關系有精辟的闡述：“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于虛，亦不必盡由于實。茍事事皆虛，則過于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 事事皆實，則失于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洪興全的序在聯系《中東大戰演義》事例作了說明后，又強調自己的主張：“虛則作實之，實則作虛之。虛虛實實，任教稽古者詼諧者互相執博，余亦不問也。”這也是根據“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娓娓乎有令人聽之而忘倦矣”的說法而來。金豐的話雖就歷史小說創作而論，然對整個小說創作亦具普遍意義。這種把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結合的特點，正反映了清代小說界對前人創作的概括，體現了小說理論的發展。作者雖有這樣的認識，可惜他在創作實踐中卻沒有完全貫徹、有效運用，他沒有在“虛”上下功夫，而沒有虛構，便沒有文學，小說更是如此。他不明白，情節、事件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段，即使清以前的那些優秀的歷史小說與眾多的通俗小說，雖以鋪敘情節、描述事件為勝，但也有人物性格的閃光的。歷史小說必須突破歷史與生活的表面真實，在歷史與生活的基礎上發生質的飛躍，才能創造出合乎歷史人物的本質面目的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這是《中東大戰演義》 留給后世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