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拒請托和主動示好

——楊震和劉授

用儒家的標準來衡量，東漢碩儒、太尉楊震堪稱是一位道德完人。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膾炙人口的“楊子四知”就是楊震其人潔身自好不受賄賂的一張名片。從那時起，“楊子四知”便成了進行廉潔教育的生動教材。

東漢永初四年（110年），年已五十多歲的楊震奉命就任東萊郡太守，途經昌邑。昔日的門生、昌邑縣令王密于深夜前去拜見楊震，送來十斤黃金。楊震拒收，王密對他說：“黑夜之中，沒人知曉。”由此引發了楊震的感慨，說出了“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萬古名言。《后漢書·楊震列傳》特地記載了此事：

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后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后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論是《后漢書·楊震列傳》中所記載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還是后來人們相傳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意思都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都是儒家慎獨理念的經典表述。“楊子四知”加上他以“清白”遺子孫的人生信念，加上他的言行一致、不欺暗室，道德高尚、品行良好的清廉高官楊震，理應獲得人們的高度尊重和景仰。

然而，事實卻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品行高潔的楊震在官場上非但沒有贏得更多的贊譽之聲，反而遭到了不少官吏的反對乃至怨恨。西哲有言：“人是環境的產物。”不言而喻，楊震遭受如此境遇，和他置身其中的惡劣政治生態息息相關。

建光元年（121年）鄧太后去世后，安帝寵信內臣，宦官開始參與政事。楊震從地方官調到京城，遷升為太仆，不久升為太常、司徒。延光二年（123年），楊震遷升為太尉。成了朝廷重臣。在漢代，太尉、司徒、司空被稱為三公，地位尊崇。到了東漢安帝時期，號稱三公的大臣卻沒有多少實權，但每當國家出現重大災異變故的時候，三公便被當作替罪羊，往往遭到譴責罷免。楊震先是擔任司徒，后來又做了太尉，位居三公之首，一心秉公辦事的他免不了經常和朝中的達官貴人、勢利之徒打交道，因為楊震不肯滿足他們無止境的奢求，便不可避免地招來了這些人的反對和怨恨。

延光二年（123年）冬十月，國舅爺、大鴻臚耿寶向太尉楊震舉薦宦官、中常侍李閏的兄長，楊震不從。耿寶便親自前來對楊震說項道：“李常侍深受朝廷倚重，圣上想讓三公征召他的兄長當官。我只是前來傳達上面的意思而已。”楊震聽后不以為然，說道：“如果圣上有意讓主管官員征召，可以命令尚書發出敕令呀！”耿寶見楊震不肯給面子，只得悻悻而去。過了幾天，執金吾閻顯也向楊震推薦自己的親近之人，楊震同樣予以拒絕。

這里便不能不提及官居司空的劉授。彭城人劉授在延光元年被任命為司空后，雖然和楊震同為三公，為官處事理念卻與楊震迥然不同，一門心思想著利用手中的權力廣結善緣，為自己今后鋪路搭橋。劉授聽說耿寶、閻顯央求楊震遭到拒絕以后，馬上出面，主動將耿寶、閻顯想要推薦的人征召到司空府中做了掾屬。司空劉授玩弄的這一手，既拉近了自己和朝中親貴們的距離，又讓這些新貴們在心里加深了對楊震的怨恨。

史書對楊震、劉授行事異同的記載簡約明了而又意蘊深長：

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于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

通過上述記載，巧偽人劉授的處心積慮躍然紙上，而楊震何以會招來許多怨恨也清晰可見。

不久，特立獨行的楊震又進一步得罪了朝中的幸臣們。安帝對自己的奶娘王圣感情很深，下詔為王圣大修宅第。中常侍樊豐、侍中周廣、謝惲等人乘機興風作浪，互相慫恿，結黨營私，傾動朝廷。楊震見狀，憂心如焚，毅然上書勸諫。楊震痛切地指出：當下災害嚴重，百姓空虛，三邊（西北東）戰亂不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國庫空虛，形勢嚴峻，“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但陛下卻頒布詔書，要為奶娘興修宅第，“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為了鑿山采石，官員層層催逼，耗資億萬。周廣、謝惲兄弟，并非國家的近親或旁支，卻依靠近幸奸侫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向州郡官府請托，在大臣之間奔走，主管官員征召人才，也要順從他們的意思，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賄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人為此嘩然，紛紛譏諷朝廷。先師說過：‘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后漢書·楊震列傳》）盡管楊震的奏章義正詞嚴，句句在理，但安帝卻不予理睬，繼續我行我素。

樊豐、謝惲等見皇上不理睬楊震的奏章，膽量便愈來愈大，行事更加無所顧忌，甚至公然偽造詔書，調發大司農管轄的錢谷、大匠管轄的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于是乎東漢的政治生態，被這些人糟蹋得污濁不堪。

楊震目睹著這一切，心中無比痛苦，于是，便借國家發生地震為由頭，強烈地勸諫安帝對朝中為非作歹的佞幸小人采取斷然措施。無奈，安帝根本聽不進去。楊震一再抗爭，不僅說不動那個昏君安帝，反而招來了這幫小人的更大的仇恨，他們處心積慮地要整倒楊震。只是由于楊震的名聲太大，又沒有任何把柄可抓，一時之間難以下手。

不久，河間府有個名叫趙騰的人上疏朝廷，批評時政，說到了安帝的痛處，被下令以謀反的罪名關在獄中。楊震出于同情心，親自上疏，請求釋放趙騰。安帝沒有允準，下令處死了趙騰。

隨后，安帝前去東方巡視，樊豐等借機大興土木，修建宅第。太尉部掾高舒經詢問大匠令史，發現了樊豐等人偽造皇帝詔書的證據。楊震立即寫好奏章，打算待安帝回京后奏明此事。樊豐等人聽說后極度恐慌，恰巧這時太史報告說將出現星象逆行的現象，他們便抓住這根救命稻草，竭力詆毀楊震，誣陷說楊震在趙騰死后對安帝心懷不滿，而且由于楊震是大將軍鄧騭提拔起來的，朝廷處置了鄧氏家族，楊震心懷怨恨。這幫小人巧舌如簧，居然讓安帝相信了楊震陰有異志。安帝回到京城后，首先下令讓人收走了楊震的太尉印綬。樊豐等又指使人上書彈劾楊震，安帝遂下令將楊震遣送回原籍。

震行至城西幾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忽設祭祠。”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余。（《后漢書·楊震列傳》）

宦海沉浮，歧路苦多。身居高位，如何處理與得寵新貴的關系，即是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難題之一。清正為官的楊震秉承“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選擇了堅持原則、不徇私情，堅拒請托，由此而招來了陰險小人的交相讒構，乃至被逼得走投無路，最后飲鴆而卒，死有余悲；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的司空劉授以投機鉆營為能事，選擇了出賣原則、主動示好，巴結討好朝中新貴，非但沒有令新貴們怨恨，反而很快和他們攪和到了一起。楊震和劉授的不同抉擇，揭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為官理念、人生信仰和道德品行，孰高孰下，不言自明。

太尉楊震的人生以悲劇而告終，乃是有良知有道德有原則不茍同的官員生不逢時的宿命。面對朝中佞幸的有恃無恐、倒行逆施，楊震決不與之同流合污，這樣，他和朝中佞幸的斗爭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較量。楊震懂得“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卻不肯向惡勢力妥協，不肯遵循官場上的潛規則，于是乎其不能見容于那個污濁的朝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司空劉授可謂是舊官場上一個頗為龐大的官僚人群的代表，與楊震比起來，官場上的老油條劉授看似精明，看似混得好吃得開，其實不然，“聰明反被聰明誤”。延光四年（125年）春天安帝死后，圍繞誰來繼承大位發生動亂，一向喜歡廣結善緣的司空劉授因攀附叛逆而被免官。如果他當初能像楊震一樣不肯通過出賣原則來結交新貴，就不會在日后背上攀附叛逆的千古惡名。老子有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生活的辯證法是如此昭然若揭，為何卻總是有人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