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科研，報效祖國

錢學森是為新中國的成長做出無可估量的貢獻的老一輩科學家之中，影響最大、功勛最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中國留學歸國人員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建設者之一，也是新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人民科學家之一。他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火箭之王”、“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榮獲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自1958年4月起，錢學森長期擔任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研制的技術領導職務，為中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實施方案，為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在思維科學領域，錢學森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創建思維科學技術部門，認為思維科學是處理意識與大腦、精神與物質、主觀與客觀的科學，推動思維科學研究是計算機技術革命的需要。他主張發展思維科學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計算機的工作結合起來，并將系統科學方法應用到思維科學的研究中，提出思維的系統觀；此外，在人體科學、科學技術體系等方面，錢學森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錢學森是人體生命科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錢學森心里，始終是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1949年，當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冉冉升起時，當時擔任加利福尼亞工學院超音速實驗室主任的錢學森為祖國的新生備感高興。他對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那時，錢學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夫人蔣英也在音樂界享有盛譽。但祖國的召喚使他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一切優越條件。在美國生活的20年中，錢學森從沒有買過一分錢的保險和股票，很多朋友對此不理解。他說：“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對錢學森來說，在美國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他都在做準備，都是為了回到祖國后能為人民做點事。但那時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回國不容易，錢學森的專長又直接與美國國防有關。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人準備離開美國，美國國防部通過海關扣留了他。之后，美國司法部簽署了逮捕令，錢學森失去了自由。但錢學森沒有屈服，一直在尋找回國的時機。

1954年5月，錢學森從海外華人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陳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游行隊伍的消息。錢學森立即給陳叔通寫了一封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的信，悄悄地寄了出去。陳叔通接到信的當天，就把信送交給周恩來總理。王炳南大使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與美方交涉。最終，錢學森五年歸國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回國后，錢學森受命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擔任首任院長。在擔任院長期間，他從研究應用力學、創立工程控制論到提出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從參加與研制“兩彈一星”到晚年積極建設發展沙產業、草產業、林產業，一生始終把自己的科研和祖國的利益緊密聯系。

錢學森是開創中國航天事業的先行者，他披荊斬棘，把智慧鍛造成階梯，留給后來的攀登者。他是知識的寶藏，是科學的旗幟，是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典范。錢學森的一生，為我們書寫了一篇偉大的愛國主義光輝詩章，樹立起愛國主義最鮮亮的旗幟。

熱愛自己的祖國、為國建功立業，錢老偉大的一生就是對其具體的詮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有人認為，宣傳熱愛祖國已經不合時宜了，甚至有人宣揚個人主義至上，只盯著自己的利益，把國家利益置之度外。這都是非常荒謬的。想當年，錢學森放棄了優越的條件遠渡重洋，把個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歷盡千難萬苦回到祖國，選擇了為祖國和人民的航天事業嘔心瀝血，傾盡了畢生的心力。這種高尚的情操，把為國立功、鞠躬盡瘁的中華傳統美德發揚到了極致，這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鄧稼先也是獻身科研、報效祖國的科學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鄧稼先被譽為獻身核科學事業的兩彈元勛，為了中國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他甘當無名英雄，默默無聞地奮斗了數十年。他常常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堅守在最危險的崗位上，充分體現了他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他在中國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卻鮮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們才了解到他的事跡。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劉杰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了，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妻子對此表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

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他始終在中國武器制造的第一線，領導許多學者和技術人員成功地設計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把中國國防自衛武器引領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鄧稼先在一次實驗中，受到核輻射，身患直腸癌，于1986年不幸逝世，終年62歲。1999年，他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由于他對中國核科學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鄧稼先被稱為“兩彈元勛”。

無論是錢學森還是鄧稼先，還有許許多多的為了祖國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仁人志士，人民都會永遠記住他們，祖國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把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作為一項行為準則，當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以對國家的神圣責任感做出必要的自我犧牲，維護祖國的最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