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及相關問題

一、《孝經》的思想

《孝經》是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相傳是孔子向曾子講述孝道所著，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于后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于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注解者多至百家，至唐李隆基為之御注，宋代邢昺為之作疏。

全書共分十八章，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fā)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guī)范，“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fā)展和擴大，并把“孝”的社會作用絕對化神秘化，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繁瑣的規(guī)定。它主張把“孝”貫串于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系與為封建專制君主服務聯系起來，主張“孝”要“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并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yǎng)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該書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guī)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jié)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士階層的“孝”是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jié)用，以養(yǎng)父母”。

《孝經》還把封建道德規(guī)范與封建法律聯系起來，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封建的宗法等級關系和道德秩序。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封建綱常起了很大作用。

二、《孝經》的研究與版本

《孝經注疏》是《十三經注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經典。《孝經》由戰(zhàn)國后期曾子門人整理成書，秦焚書后不行于世。漢代初年，廣開獻書之路，《孝經》復出，遂有今文古文兩種版本，分別由鄭玄作注和孔安國作傳。《漢書·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隋書·經籍志》云：“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劉向校書，勘比今古文，確定了十八章的今文本。今文本有所謂鄭玄注，古文本則有所謂孔安國傳。到唐代唐玄宗李隆基融合今古文兩家，親自為《孝經》作注，并命元行沖作疏，頒行天下。鄭、孔兩家之注逐漸消亡。到宋代邢昺以元行沖之疏為基礎，重新作疏，遂成《十三經注疏》中《注疏》之定本。

由戰(zhàn)國至初唐的古本及傳抄本現存有：一是敦煌出土“和平二年康豐國寫”本《孝經》殘卷。“和平二年”，據考為北魏遺物（公元461），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二是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張孝章墓出土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2）前寫本《孝經》殘卷。新疆博物館藏。三是敦煌藏經洞發(fā)現的唐代早期所抄《孝經》殘卷，有數種。另有一種日本三千院本——足利本系統的古抄本，抄寫時間不一，且皆在唐后，但代表了唐以前失傳古文本，相當程度上保存了這一階段古文本的面貌。唐玄宗御注后，元有行沖作疏，宋又有邢昺的《正義》，這一系統成為后世的通行本。古文本方面，有司馬光的《古文孝經指解》。其后范祖禹的《古文孝經說》，明初項熏的《孝經述注》，皆據此本。明末到清初，《孝經》注本，不可勝數。其特點是，匯解匯校較多，各種質疑、釋疑及論辯類著述較多。《四庫全書總目》說：“《孝經》文義顯明，篇帙簡少，注釋最易成書，然陳陳相因，亦由于此。”

現在流行的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孝經注疏》整理本，是以明代泰定本為底本，參校吸納了清阮元本等的整理校勘成果，重新進行了勘誤補缺，并加了標點。書后還附有序跋提要，供讀者研究。整理者金良年先生對《注疏》研究多年，頗有心得，是這方面造詣很深的專家。此整理本是《孝經》中比較好的版本。還有中華書局出版的胡平生譯注的《孝經譯注》本，亦為善本。

近人研究《孝經》有特色的有徐景賢的《孝經之研究》、王正己的《孝經今考》、蔡汝堃的《孝經通考》。在近代研究中，以日本學者林秀一的博士論文《關于〈孝經述議〉復原的研究》（1953年求知堂出版）貢獻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