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精神(節選)

辜鴻銘

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一樣的生活，以致他們在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竟是那樣的簡單和淳樸。的確，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在世界上生活了如此長久的民族，中國人至今在許多方面保持了如此原始的淳樸之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而正是這一點，使得中國一些淺薄的出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任何發展，中國文明是一種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舊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么進步。這不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純粹抽象科學方面的，諸如數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字，是無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的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與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只是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那么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肢解生物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并遭到了他們的抑制。我承認單就中國人的智識生活而言，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為的限制。今天的中國人仍然過著孩童的、心靈的生活。就此而言，中華民族這一古老的民族，在其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目前仍然呈現出如此的原始和淳樸之相。但有一點諸位務必牢記，這個淳樸的民族，雖然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雖然在許多方面尚顯幼稚，但他卻有著一種思想和理性的力量，使得中國人成功地解決了社會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許多復雜而困難的問題。我敢冒昧斷言，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歐洲民族，都未能取得像中國人這樣輝煌的成就，他們不僅將亞洲大陸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之下，而且維持了它的和平。實際上，我在此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并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出于原初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樣，歐洲中世紀的基督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修·阿諾德①就說過：“中世紀的基督徒詩人是靠心靈和想象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其實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像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同時具有為中世紀基督徒或其他任何原始民族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言之，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是，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成熟民族，一個有著成年人理性智慧的民族，他們至今仍然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還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青春常駐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于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既擁有成年人的智慧而又童心未泯。因此中國人的精神乃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族類不朽的精神。那么，這種使民族不朽、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還記得在篇首我曾說過：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類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文爾雅。這種真正的人類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一言以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因此，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現在諸位或許會問：中國人是從何處、又是怎樣到了這種使民族永遠年輕、讓心靈與理智得以和諧的秘密的呢·答案只能從他們的文明中去尋找。諸位不可指望我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做一個關于中國文明的報告。然而，我還是試著告訴諸位一些涉及目前論題的有關中國文明的一些情況。首先，我要告訴諸位，中國文明與現代歐洲文明有著根本的不同。著名的藝術評論家勃納德·貝倫森②先生在比較歐洲與東方藝術時曾說過：“我們歐洲人的藝術有著一個致命的、向著科學發展的趨向。而且每幅杰作幾乎都有著讓人無法忍受的、為瓜分利益而斗爭的戰場印記。”正如貝倫森先生對歐洲的藝術評論一樣，我認為歐洲的文明也是為瓜分利益而斗爭的戰場。在這種為瓜分利益而進行的連續不斷的戰爭中，一方面是科學與藝術的對壘，另一方面則是宗教與哲學的對立。事實上，這一可怕的戰場也存在于人們的頭腦和心靈之中——存在于心靈與理智之間，造成了永恒的沖突和混亂。然而在中國文明中，至少在過去的兩千四百年里，是沒有這種沖突或混亂的。中國文明與歐洲現代文明的根本區別也就在于此。換句話說，在現代歐洲，人們擁有一種滿足心靈而不是頭腦需求的宗教，有一種滿足頭腦需要而忽視心靈渴望的哲學。我們再來看看中國。有人說中國沒有宗教，誠然，在中國即使是一般大眾也并不認真對待宗教，我指的是歐洲意義上的宗教。對中國人而言，佛寺道觀以及佛教、道教的儀式，其消遣娛樂的功能要遠遠超過于教化功能。可以說，他們觸及的是中國人的美感，而不是其道德感或宗教感。事實上，對于它們，中國人更多地是訴諸想象力，而不是訴諸心靈或靈魂。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沒有宗教，還不如說中國人不需要宗教——沒有感覺到宗教的必要，更為確切。中國人，即使是一般大眾也沒有宗教需要感，這個如此奇特的現象應該做如何解釋呢·對此，倫敦大學的漢學家道格拉斯③先生在其儒學研究中曾有過如下論述：“已有四十多代的中國人完全服從于一個人的格言，孔子作為一個地道的中國人，其教化特別適合中國人的天性。中國人是蒙古人種，其黏液質頭腦不善思辨窮理，這就會自然排斥對經驗范圍之外的事物進行探究。由于來生的觀念尚未覺醒，那些簡明易懂、注重世俗實際生活的道德規范，像孔子所闡述的那樣一些東西，已全然滿足了中國人的需要。”這位博學的英國教授說中國人不需要宗教，是因為他們已經受教于儒學，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但他認為中國人之所以不需要宗教，是由于蒙古人種的黏液質頭腦及不善思辨所造成的，這就完全錯了。宗教最初并非產生于思辨，宗教是一種情感、情緒之物，是與人的靈魂息息相關的某種東西。甚至非洲的野蠻人在剛一脫離純粹動物般的生活，他身上的那種稱之為靈魂的東西剛剛覺醒之時，就立刻有了對宗教的需要感。因此，雖然蒙古人種的頭腦或許是黏液質的和不善思辨的，但必須承認，作為蒙古人種的中國人與非洲野人相比，畢竟是屬于更高層次的一種類型，他們也有靈魂。而有靈魂，就會感到宗教需要，除非有別的什么東西能夠取代宗教。實質上，中國人之所以沒有對于宗教的需要，是因為他們擁有一整套儒家的哲學和倫理體系，是這種人類社會與文明綜合體的儒學取代了宗教。人們說儒學不是宗教，的確，儒學不是歐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種宗教。但是，我認為儒學的偉大之處也就在于此。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能使人們不再需要宗教。

原載1914年英文報紙《中國評論》，1915年以《中國人的精神》結集出版。

〔注釋〕　①馬修·阿諾德(1822—1888)：英國詩人、評論家。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重要代表。　②勃納德·貝倫森：美國著名藝術評論家和歷史學家。　③道格拉斯：英國近代著名漢學家，著有《中國的語言和文學》、《中國的社會》等。〔鑒賞〕　辜鴻銘是現代儒學的思想先驅。早年，其祖輩由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了豐厚的財產和聲望。13歲時他隨義父布朗到英國留學。14歲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萊比錫大學錄取。他先后游學于英、德、法、意大利等國十余年，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等。留學生涯，成就了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鴻銘弘揚中國文化的雄心和偉業。他這部闡揚儒家文化的道德精神價值的著作《中國人的精神》，要比同類著作《歐游心影錄》和《東西文化及哲學》早四年。在五四運動時期，儒學遭受無情批判之際，辜鴻銘卻試圖證明孔子的儒家學說是中國人的精神源泉，并認定儒學不僅是中國人的價值基礎，而且還能夠拯救西方沒落的文明。

對于文明價值的研究，是辜鴻銘思考的起點。辜鴻銘指出：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最終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產生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一種文明所產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正好顯示出該文明的本質和個性，也即顯示出該文明的靈魂。在具體研究中國文明之價值時，辜鴻銘用比較各種文明的方法，彰顯了中國文明的特征和中國人的性格。他提出：中國人集深沉、博大與純樸于一身;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深沉、博大，卻不純樸;只有法國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并且擁有一種非凡的，與中國人一致的“靈敏”。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特征的形成都是來自于儒家的傳統，尤其是孔子的學說。中國文明的本質和價值在于儒學這一“良民宗教”，比之于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中國人之所以沒有對于宗教的需要，是因為他們擁有一整套儒家的哲學和倫理體系，是這種人類社會與文明綜合體的儒學取代了宗教。人們說儒學不是宗教，的確儒學不是歐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種宗教。但是，我認為儒學的偉大之處也就在于此。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使人們不再需要宗教”。辜鴻銘這種以儒家文化代宗教的說法，在以后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中經常可以聽到。辜鴻銘指出，中國人“良民宗教”的精華，就是孔子開創的儒學的“義和禮”，孔子的“禮”乃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在希伯萊文明中歐洲人獲得了“義”的知識，但是沒有獲得“禮”的知識;希臘文明曾給過歐洲人“禮”的知識，但是卻沒有兼及“義”;而在中國文明中，其教化是“義”、“禮”并重的。辜鴻銘指出，歐洲人以猶太教的《圣經》為藍本，建立了他們現代的歐洲文明。《圣經》教導歐洲人要熱愛正義，要做一個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國的四書五經——孔子為拯救中華民族而設計的文明藍圖，雖然也這樣教導我們中國人，但他還補充了一句：“要識禮。”也正是如此，辜鴻銘斷言，對于歐洲人民，特別是那些正處于戰爭災難之中的歐洲人來說，不僅僅要制止這場戰爭而且還要挽救歐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良民宗教”將是一種使其受益無窮的新宗教。不僅如此，歐洲人會發現這種新宗教就在中國。那么，為什么儒學不是宗教但卻能夠代替宗教呢·辜鴻銘將其原因歸結于儒學中“存在像宗教那樣能給眾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東西”。在孔子的時代，“人們的心靈與頭腦曾發生過可怕的沖突”，這種沖突使中國人對一切文明感到了厭倦，在極度痛苦中產生了對文明的不滿，他們試圖滅絕一切文明，老子和莊子就是如此。但是，同樣看到了社會的苦難和文明的衰弱，孔子“自認只能搶救出一些圖紙。這些被搶救出來的東西現在被保存在中國古老的經書——即著名的四書五經中”。在辜鴻銘看來，孔子對于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就在于他“搶救出了中國文明的藍圖”。不僅如此，孔子還按照這一藍圖做了新的綜合和闡發，從此，“中國人有了國家觀念”。孔子全部的哲學思想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君子之道”。辜鴻銘認為，這個“君子之道”同宗教一樣，要求人服從自己真正的本性。孔子教導人們，君子之道、人的廉恥感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也是所有社會的合理的、永久絕對的基礎。因而，孔子的最大貢獻也就在于“他給了人們一個社會宗教或稱為國教”。辜鴻銘在儒學日益式微之際，以精通西學之背景，竭力張揚儒學的現代價值和意義，深刻體現了他的新傳統主義者的保守心態。辜鴻銘的這些封建保守思想，不僅背離了當今中國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時代精神，而且與孔子儒學之本義相去甚遠。誠如陳獨秀所論，辜鴻銘著書的目的，是站在傳統的名教綱常的固有立場上，對歐洲人無君臣禮教的倫理觀念加以非難。但無論如何，辜鴻銘的保守主義思想對20世紀中國學術思潮尤其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對中國文化道德價值的研究，對中西方不同精神生活的揭示，特別是對儒學不是宗教卻能代替宗教思想的深刻闡述等，開了現代新儒家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