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豕代耕》和《賣柑者言》是元末明初兩位文學大家宋濂與劉基的名作，其在表現形式與主題思想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兩位元末明初的作家不約而同地留下了這樣的筆墨呢？

一、 異曲同工：不同文人筆下的驚人相似

這兩篇寓言均從描寫怪事入手，一為商於子牽豕耕地，一為賣柑者所藏之柑能“涉寒暑不潰”，奇人奇事，引人注目。鑒于此二人之所作所為均與常理相悖，故有“仗義執言”者出面“主持公道”。當“寧毋先生”與“予”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商於子“以豕代耕”和賣柑者“炫外以惑愚瞽”的做法時，二人的反應卻令問者瞠目結舌——商於子“怒而弗應”，待寧毋先生引出《詩經》方才作答，賣柑者深諳世故的一“笑”更是讓人膽戰心驚。待到二人“辯解”完畢，整個故事已發生了徹底的反轉：自以為清醒的人實則被蒙在鼓里，看似行為出格的人才是真正的醒世者。只不過對于污濁黑暗的社會現狀，商於子采取了“楚狂人”式的抗辯，賣柑者則選擇了更加符合其市民角色的做法——隨從大流罷了。

明知“服田必以牛”，可為何商於子只能“以豕代耕”？文首已經做了解釋——“家貧”，可進一步追問為何“商於子家貧無犢以耕”之時，宋濂的真正用心之處才躍然紙上：正是因為牧民者在選拔人才時“不以賢”才令“天下受禍”，而“無犢以耕”就是“天下受害”最為直接、最為具體的表現。天下“無犢以耕”者又何止商於子一人？天下人所受之禍又何止“無犢以耕”這一種？賣柑者所言同樣令人警醒，“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近乎直白的語氣幾乎每句話都包含著更深層次的意味：“吾業是有年矣”，從事欺詐行業“有年矣”，且今仍可從之，則世道渾濁亦“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則普天之下有多少與他一樣的平民百姓皆“賴”此種手段“食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如此“為欺”之舉在當時已成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事實，在這樣的社會中，欺人者完全不必內疚，被欺者亦不必爭執、難過——恐怕被欺者轉過頭便成了欺人者，再去欺騙其他的人，正如賣柑者所言：“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在《賣柑者言》中，劉基將這善惡不辨、黑白顛倒的世道刻畫得十分生動細致，但“賣柑者”并未就此住口，反而一發不可收拾，索性將一池墨水潑向整個官場：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在劉基筆下，看似“玉質而金色”的官場無非是另一個徒有其表實則腐爛透頂的“柑”而已。為何“欺”字得以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機器上的每一個零件都已殘損銹蝕。班固在《白虎通·三教》中說：“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柑者事小，國者事大，賣柑者不過騙人錢財，可為官者卻會令“天下受害”。在這樣一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社會里，那些廟堂之上佩虎符、坐皋比、峨大冠、拖長紳之人尚且“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又怎能去過分要求一個小小的賣柑者做到“名副其實”呢？

在結尾處，兩則寓言同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寧毋先生回頭和弟子們說的“是蓋有激者也”里大抵含著幾分秉持中庸之道的“古賢人”對“楚狂人”無可奈何的意味；《賣柑者言》中“予”的反應也不算激烈，只是“退而思其言”，以一句與“是蓋有激者也”相仿的“豈其憤世疾邪者耶”做結。值得一提的是“予”的態度，方才還在厲聲責難賣柑者“甚矣哉，為欺也”的“予”在聽完賣柑者言之后竟變得“默默無以應”，這里的“無”并非有千言萬語如鯁在喉，而是一種因對現實情狀深感無可奈何而產生的無言以對的巨大悲涼。這是“予”的無奈，是劉基的無奈，更是包括劉基、宋濂在內的生活在元末明初時期所有有抱負、有良知的漢族文人的無奈。

二、 異口同辭：“仕”與“學”之間的共同選擇

若論明初文學，宋濂與劉基是繞不過去的兩個人物，二人生逢元末明初，“皆起東南，負重名”。《明史》贊曰：“學術醇深，文章古茂，同為一代宗工。”《以豕代耕》和《賣柑者言》兩篇寓言言近旨遠，通過“以小見大”之法，僅用寥寥數語便生動形象地勾勒出了當時的社會現狀。雖同樣以文章揚名于世，宋、劉二人的文風卻多有不同：宋濂素來以其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的散文作品為人稱道，其早期寓言相對受關注較少；劉基則一向把“力主諷喻”的詩文理論奉為圭臬，在其作品中始終踐行不渝。“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明史》對二人才氣文風的概括可謂精當，這與他們各自的家庭環境、人生經歷、個人性格有著密切關聯。

劉基少時敏而多才，“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因其曾祖劉濠有“焚屋救人”的義舉，其師鄭復初曾言于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樂善好施，見義勇為”的家族基因影響和塑造了劉基的性格，“其氣剛正”可謂對其至為允當之評斷。元統元年（1333），二十三歲的劉基一舉考中進士，不久正式踏入仕途。徐一夔在《郁離子序》中簡要概括了劉基在這一時期的經歷：

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于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茍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

在仕元生涯中，為官“有廉直聲”“有志于尊主庇民”的劉基成了官場的另類，雖“慨然有澄清之志”，卻因“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茍且，抑而不行”。數度起落之后，劉基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統治階層有了清醒認識，最終對元朝政府失去了期待和信心，歸隱家鄉埋頭著書，其寓言體散文集《郁離子》便完成于這一時期。功業未遂、壯志難酬，親身經歷國家逐漸沒落、分崩離析，“雄邁有奇氣”的劉基難免憤懣不已，其文筆之銳利辛辣，批評之透徹犀利自然可想而知：《千里馬》諷刺了統治階層對于人才的地域歧視；《有貍取雞》則充分暴露了當時追名逐利、“至死弗肯舍”的社會風氣；《狙公》一則更是充分揭露了“以術使民而無道揆”統治者的貪婪嘴臉。

與“親力親為”過元朝政府的“牧民者”、親眼見識過污濁不堪官場的劉基不同，宋濂自幼生長在詩書禮樂之家，其五世祖以上一連七世都是巨儒，因而他“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從出生起，宋濂的生命便打上了儒家文化的底色，良好的家風對宋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至正九年（1349），元順帝召宋濂做翰林編修，可曾經熱衷于從政、數度參加科考的宋濂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表面來看，宋濂辭官就是為盡人子孝道，但實際上，其辭官之舉卻“別有幽懷”“另有打算”。以其辭官之后隱居龍門山時所作《龍門子凝道記》之題辭為證，此文開篇便言：“濂學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見其一割之用。顛毛種種，而老將至矣！于是入小龍門山著書……藏之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透過這里的敘述，本因奉養父母而辭不應詔的宋濂竟成了因統治階層識人不明而郁不得志的隱逸之士。宋濂在此處并非是逞一時的口舌之快，縱觀其《龍門子》一書，類似的抱怨幾乎隨處可見：“匹夫憂之”，“閑居而有憂色”，“學之積年，而莫有用之者”，“學而無用，憂憤不已”。非但所為之文，這一時期宋濂所作之詩也反復抒發著自己生不逢時的感慨：“南風一披拂，流光欲生輝。玩之百憂忘，濁醪聊自持。”“志士惜墜景，達人傷失波。寧不動靈襟，潸然下涕多。”

在抱怨的同時，宋濂亦無時無刻不在表達著自己對現實的深切關懷和對出仕的強烈渴望：“欲安斯民也”“非仕不可也”“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一句“未有用我者爾，茍用我，我豈不能平治天下乎！”的強烈感嘆和一句“我所愿學禹稷者也，我豈遂忘斯世哉？”的強烈反問更將其“以天下為己任”的壯志雄心表達得淋漓盡致。顯而易見，宋濂此般懷才不遇的情緒并非一時之憂悒，確為醞釀已久之情感的自然流露。本是自棄翰林編修于不顧而甘為“操觚兀坐”的山野閑人，偏偏又反復抱怨“世不我知”而不能見用于世，為何宋濂前后言行不一，故作自相矛盾之語呢？隨游龍門山弟子的話或可釋此疑惑：

先生志之所存，非小子所敢知。雖然，竊與聞焉：天下有道，出輔明君，以興一王之，使三代禮樂，復見當今，先生志也。

此一段話看似是隨游之人口中之語，實乃宋濂夫子自道之言。在有著“不仕不義”的儒家傳統文化氛圍里，“長往山林而不返”顯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不得已之舉，“出輔明君，以興一王之，使三代禮樂，復見當今”才是包括宋濂在內的儒士們“心之所向”的最高價值追求，但這一價值追求有其得以實踐的先決條件，即“天下有道”。換言之，在身為儒士的宋濂看來，只有在“天下有道”之時“出輔明君”，其普及禮樂教化的才能方有施展的可能性。可彼時的社會現實又如何呢？

嗚呼，德澤弗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來世，古志士之深悲也。

雖然未曾出仕，但宋濂已經對當時的形勢做出了判斷——“德澤弗加于時”，故而其寧可辭官不就，放棄自己對現實的直接訴求、放棄自己念念不忘的禮樂教化，避世山中，“垂空言以詔來世”，亦決不肯做“雙足見刖”的卞氏。在其隱居山林的十余年里，其著作《燕書》《龍門子凝道記》中多借助寓言這一形式來描繪末世景象、抒發憤世之語：《尊盧沙》譏諷了那些“大言無當”、貽誤國事之人；《束氏貍狌》批判了那些“但饑輒嗥”、養尊處優的貴族官吏；《人虎說》中一句“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更是向“獨夫民賊”亮出了匕首！顯而易見，辭官不就的宋濂在隱居山林之時并沒能做到“心如止水”“獨善其身”，儒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讓他不得不在這腐朽衰敗的社會里“以筆為槍”，一吐為快。

由此可見，無論是曾慨然出仕、最終憤而辭官的劉基也好，還是辟而不就、選擇隱居山林的宋濂也罷，元朝末年，徘徊在儒家傳統政治理想——“仕”與“學”兩種典型之間的文人們最終在黑暗現實中形成了一種“進亦憂，退亦憂”的文人性格，“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反問，一句感嘆，語氣不同，卻共同揭示著元末社會民不聊生、秩序混亂的真實狀態。

三、 異途同歸：從文學創作走向政治實踐

元朝末年，政治腐敗、貧富分化、財政困難，民族矛盾日益緊張，寓言或許因羼雜了強烈的個人主觀色彩而有夸大社會問題之嫌疑，但親身所見所感則大可信以為真。《龍門子凝道記·憫世樞》中有這樣一則記載：

龍門子出游大陵之阿，見遺胔焉，烏鳶群而啄之。龍門子泫然流涕曰：汝獨非父母之子耶？先王之時鳥獸得以遂其生，胎不至夭，卵不至殯，況汝人耶。漢非先王時比也，亦殺人者死爾。汝以良民被俘而見戮，其果殺人也耶？何為使汝至于此極也！掩骼埋胔之令，孰行之？忍不為汝一凄惻耶？嗚呼，汝獨非父母之子耶？命從者掩之而還，愀然不樂者數日。

《采苓符》一篇更是對元朝末世有著幾乎全景式的翔實描述：

今劍矟交橫，白骨不葬，高如丘陵。一遇天陰，鬼夜哭相聞……宮室化為灰燼，生民流亡，倀倀無所依。以墟莽為樓館，以橡芋為臺壘，以崖廣為床幃，以沼池為壘洗，以明月為燈燭，求生匄死，兩無其謀。……田野荒蕪，五谷不生。貓虥成行，白晝出郊，行人鮮少，腥風穢灑……

一言以蔽之，“斯民遑遑于涂炭之中”，此時的元朝已是一艘不堪顛簸的將沉之船。宋濂、劉基等文人名為避世山中，實乃伺機而動，“復不輕于自進，必待上之人致敬”矣。

公元1360年，“因李善長薦”，宋、劉二人與章溢、葉琛等人“并征至應天”，投入朱元璋麾下，劉基“佐軍中謀議”，宋濂亦“用文學受知，恒侍左右，備顧問”，明初文壇的雙子星最終得以匯聚。集萃天下英才的朱元璋脫穎而出，以風卷殘云之威、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擊潰其他起義勢力。公元1368年8月，徐達、常遇春攻克北京，元順帝倉皇北逃，國祚僅九十八年的元朝統治宣告結束。這煌煌功業的背后，少不了的是劉基等人的“運籌帷幄之中”。明開國之后，號稱“文臣之首”的宋濂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為明初的禮制裁定、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劉基更是因其功勛卓著而被封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在職期間，宋、劉二人屢陳善策、直言進諫，其切實可行的提議多為朱元璋所采納，為大明王朝如日方升奠下了堅實基礎——彼時只能在寓言中抒發憤懣的“英雄們”終有用武之地。可以說，包括宋濂、劉基在內的文人集團為朱元璋的治國方略打上了“德治”的底色，為明初恢復社會生產、落實賦稅勞役征收、整頓貪官污吏等一系列促使社會經濟得到恢復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起到了推動作用，這與他們早年對民間疾苦細致入微的體察密不可分。日后種種，都可以從他們早年的寓言中窺見一斑。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