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代表作。賀麟在書中說：“普通人所謂‘物’，在唯心論者看來，其色相皆是意識所渲染而成，其意義、條理與價值皆出于認識的或評價的主體。此主體即心，一物之色相意義價值之所以有其客觀性，即由于此認識的或評價的主體有其客觀的必然的普遍的認識范疇或評價準則”。“離心而言物，則此物實一無色相，無意義，無條理，無價值之黑漆一團，亦即無物。故唯心論一方面可以說是將一般人所謂物觀念化，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將一般人所謂觀念實物化。被物支配之心，心亦物也，能支配心之物，物亦心也。”新心學認為客觀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的心的存在。客觀事物的色相、性質、意義、條理或價值等都是人的主觀意識“渲染”的結果。

賀麟還把唯心論歸結為“唯性論”，但他對“性”又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他說：“如‘人是有理性動物’一命題中之理性，即人之本性也。理性是人之價值所自出，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則。凡人之一舉一動無往而非理性的活動。人而無理性即失其所以為人。……在人的一切活動中，如道德藝術宗教科學的生活，政治社會經濟的活動，皆是理性發展或實現的歷程，不過程度有不同而已。”這就是說，唯心論即唯性論，而性即是理，亦即所謂“共相”或“精蘊”。把人的一切活動只說成是理性活動顯然是片面的。賀麟夸大了理性作用，割裂了理性與感性的聯系，從而重復了哲學史上理性主義的錯誤。

賀麟認為，就知識之起源與限度言為唯心論，就知識之對象與自我發展的本則言為唯性論，就行為之指針與歸宿言為理想主義，因此唯心論也就是理想論或理想主義。他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實由于人能主觀的構造一理想世界，而禽獸則為現實所束縛，不得解脫。由此足見理想乃超越現實與改造現實的關鍵，且是分別人與禽獸的關鍵。”“故用理想以作認識和行為的指針，乃是任用人的最高精神能力，以作知行的根本。”這里賀麟又夸大了理想的作用，割裂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從而導致了把理想看成是一切的理想主義。

新心學的唯心主義本體論表現在認識論方面，就是它的唯心主義知行合一論。他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是“有事實根據，有理論基礎，且亦于學術上求知，道德上覆踐，均可應用有效的學說。”什么是知行呢?它認為“知指一切意識的活動。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動。”但“我們不能說，行是動的，知是靜的。只能說行有動靜，知也有動靜。”它又進一步把知行分為顯和、隱知、顯行、隱行，“最隱之行，差不多等于無行”。“最隱之知，也差不多等于無知。”因此在事實上，“有‘無知之知’，‘無行之行’。新心學混淆了知與行的界限，把知行看成是一個東西，從而為知行合一的認識論制造了一個前提條件。

在混淆知行界限的基礎上，新心學進一步論證了知行合一說。它說：“知行合一乃是知行同時發動之意”。“在時間上，知行不能分先后。不能說知先行后，也不能說知后行先。”知與行完全是斤兩相等，絕對平列的，二者沒有什么主次先后，可見，新心學在此實際上是在宣揚認識論上的知行二元論。

在分析價值的知行合一論時，又提出：“知是行的本質(體)，行是知的表現(用)。”換言之，知是本質，行是現象，知識決定行為，行為附從知識。這就把知看成是超越于行之上的，把行看成是被動于知之下的，把行統一于知。這種以知代行，把行溶化在知之中的認識論，完全抹煞了實踐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從而陷入了唯心主義先驗論境地。這就是知行合一論的實質。

賀麟在形式上雖然也不否認辯證法，但它對辯證法卻作了神秘主義的解釋。它說，各國黑格爾派“大都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種天才的直觀，有藝術的創造性。”“黑格爾是最大的非理性主義者或超理性主義者，也可以說，‘黑格爾是理性的神秘主義者’。此語頗博得現代許多黑格爾學專家的贊許。蓋最近的趨勢皆欲糾正前此認黑格爾為純理性主義者或泛邏輯主義者的偏誤也。”當然，我們并不否認黑格爾辯證法有神秘主義因素，這主要表現在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關于純概念的辯證法，是純邏輯的推演，是把辯證法歸結為矛盾的調和及最終絕對真理之完成。

賀麟在《近代唯心論簡釋》中引用哈特曼(N·Hortmann)的話說：“辯證決不能成為公共財產。它永遠是天才者的權利。我們雖可研究它，但是不能模仿它”。“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我們也不能否認辯證法中有曖昧不明處，神秘莫測處。此顯示出于天才，雖可修養，但難于模仿。它實是一種特有的原始的內心洞觀。而且是一種高遠的洞觀。”賀麟在引證哈特曼對黑格爾辯證法神秘解釋之后，也說：“也許哈特曼有意將已成為口頭禪的辯證法特別說得神奇艱深些，但這實是精研黑格爾哲學的人，自知其無知的供狀，至少可以促耳食兩三條機械定律便自以為精通辯證法的人之反省。”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