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對他的生年學術(shù)界說法不一：一說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十歲學習先秦古文，后跟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傳》(屬今文學派)，又跟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屬古文學派)，二十歲時開始了他的旅游生活，足跡遍至江、淮、沅、湘、汶、泗、齊、魯、鄒、峰、鄱、薩、彭城、梁、楚。后達川、滇一帶。他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繼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使他有條件飽覽“石室金匱”之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遵父遺命，編輯《史記》一書。后李陵與匈奴作戰(zhàn)，寡不敵眾，失敗而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惹惱漢武帝，被處以宮刑。出獄后，任中書令，發(fā)憤完成《史記》的著述。他的卒年已不可考，大約在武帝末年，享年六十左右。《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著作。最初只叫《太史公書》，后來一變?yōu)椤短饭洝罚僮優(yōu)椤短酚洝罚瑬|漢桓帝(147－167)時，才簡化為《史記》。此前，“史記”二字是一切史書的通稱；此后，“史記”二字就專指司馬遷所作《史記》了。《史記》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把本紀、書、表、世家、列傳綜合于一書，使各體之間各有側(cè)重，又有內(nèi)在聯(lián)系，詳此則略彼，從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這是司馬遷的偉大創(chuàng)造。本紀，用編年的形式記載各朝代和帝王大事，是全書的“經(jīng)”，等于“總綱”，《秦始皇本紀》以前各本紀按朝代記，以后按帝王記，這是由于近世材料多，遠世材料少所自然形成的。表，就是用表格的形式譜列大事件和在列傳中不便記載的人物活動。書，是一種系統(tǒng)記述典章制度的體裁，也可說是分類史，《漢書》改“書”為“志”，以后絕大多數(shù)“正史”記述典章制度的部分，都稱“志”了。世家，是記公侯的，孔子不是公侯，也列為世家，是由于武帝尊崇儒術(shù)，司馬遷景仰孔子之故，陳涉是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也列為世家，反映了司馬遷對農(nóng)民起義評價之高。列傳，是記重要歷史人物的，有一人一傳者，有兩人或幾人合傳者，有以人物性質(zhì)相同或相近而做類傳者，還有對外國或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進行記載的傳記，列傳可看成《史記》的“緯”。有紀有傳，經(jīng)緯交織，便于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全面敘述。《史記》一書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占有崇高地位：一、對歷史編纂學的巨大貢獻：它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通史之例，《史記》敘事上起傳說的黃帝，下至漢武帝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這是古代第一部貫通古今的大書。而所創(chuàng)立的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對后代影響深遠，清人趙翼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作《史記》“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把當時他所能看到的書都參閱了，引用了《尚書》、《國語》、《世本》、《左傳》、《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參看了皇家檔案秘藏收集傳說故事，親自調(diào)查采訪，從而保存了許多古代珍貴材料，特別是對戰(zhàn)國、秦、漢歷史敘述更詳，價值也更大，對于所收集到的材料，采取十分審慎的態(tài)度，如對黃帝的傳說就不輕易相信，對考證不準的史料就采取“疑則傳疑”的態(tài)度，從而使《史記》成為一部“良史”。二、具有進步的史觀：司馬遷自序作史目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對當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官學是一個勇敢的挑戰(zhàn)。對農(nóng)民起義進行了熱情歌頌，陳涉未封公侯而入“世家”，這表現(xiàn)了他不同世俗的精神，具有人民性。評價人物實事求是，不以成敗論英雄，他對今上漢武帝，敢言其過，對漢高祖劉邦敢揭露其貪財好色，誅殺功臣，對項羽則以飽滿的筆觸描繪其氣蓋一世的英雄形象，并把項羽列入“本紀”與皇帝等量齊觀，對項羽坑殺秦卒，分封諸侯，剛愎自用，軍敗身亡而不知悔，還說“天亡我”等進行了尖銳批評，對其它歷史人物都“善惡并書”，說明《史記》不愧是一部“實錄”。《史記》在相當程度上認識到經(jīng)濟的決定性作用，專辟“貨殖列傳”“平準書”，闡述工商業(yè)的重要，他說：“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又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史記》否定天命鬼神的作用，表現(xiàn)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表示懷疑，對統(tǒng)治階級求長生不老藥，尋仙求神表示否定。《史記》是文史結(jié)合的典型，語言通暢形象，《史記》所依據(jù)的史料多是先秦古文，誥曲聱牙，司馬遷都改成了漢代通行的語言敘述，還采用了大量的口語、歌謠、諺語、俗語。《史記》也善于刻畫人物，注意用典型語言、典型事例刻畫不同的人物，所愛所憎，在敘述之中自然表現(xiàn)出來。《史記》敘事條理秩然，在全書布局上，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不同形式的縱橫交錯的敘事網(wǎng)絡(luò)，從而便于概括歷史全貌，對面貌各異，千差萬別的人物，用類傳的形式進行敘述，在材料安排上詳此略彼，許多地方都注意交代清楚，用“事見某篇”“語在某篇”的交代，免去不必要的內(nèi)容重復，使人感到全書是一個精心設(shè)計的整體。《史記》畢竟是一部封建史書，還不能擺脫“帝王授命于天”的束縛，對于封禪、改制度、易服色一套統(tǒng)治階級騙人的伎倆，書中明顯表示擁護的傾向，也不能擺脫歷史循環(huán)的認識社會的方法論，材料之間也有互相牴牾之處。《史記》一百三十篇，在司馬遷死后，有錄而無書者十篇，這就是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付靳蒯成列傳。后來由褚少孫、馮商、楊雄、劉歆、陽城衡、史孝山等人將十篇續(xù)補上，十篇之外亦有所補，究竟誰補了哪些已不清楚，只知道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是禇少孫所補，因為這都標有“褚先生曰”字樣。《史記》注本，今存三家，裴駰《集解》八十卷，司馬貞《索隱》三十卷，張守節(jié)《正義》三十卷，原來各本單行，宋代刻本始將三家注分列《史記》正文之下，現(xiàn)在《史記》以百衲本為最善，中華書局刊印的標點本，經(jīng)過精心校刊標點、是最便閱讀，也是最流行的本子。日本人瀧川龜太郎(資言)所撰《史記會注考證》一書取清代學者有關(guān)考證文字八十四種，日本學者注解十八種，合注而成，搜羅廣，功夫深，可供參閱。近年，我國涌現(xiàn)一大批《史記》研究的專著和論文，見解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