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不僅是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而且在長期的寫作生涯中也總結和表述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比較集中的反映在《屈原列傳》之中。《屈原列傳》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在這篇作家傳中，司馬遷正確評價了屈原作品的思想內容和文學成就。他指出：“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在這里，司馬遷首先指出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對藝術形式的決定作用，他首先肯定了屈原《離騷》思想內容表現了“其志潔”、“正道直行”，同時指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即對不合理社會的怨憤情緒是作品產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而《離騷》的藝術形式特征，又正與作品的內容特征相合，形式為內容所決定，為內容服務。其次，司馬遷對文學創作提出了概括化(或可稱之為典型化)的要求。他認為文學作品的創作應舉類邇而見義遠，“稱文小而其指極大”，《離騷》正是這樣的作品。作品批判的雖僅是楚國的黨人和群小的惡德敗行，但卻表現了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特征；而它所歌頌的高潔品德和反抗精神，則又正是廣大人民及一切愛國者的崇高品德的曲折而又集中的表現。文學的本質特征，正是通過具體而概括的形象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此外，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少卿書》中，還明確提出了“發憤著書說”，這與后代文藝理論中的“憤怒出詩人”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列舉歷史上大量名著產生過程后得出結論，“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明確表示自己要以著書立說的方法“以舒其憤”。后代李白的“哀怨起騷人”，韓愈的“窮苦之言易好”，歐陽修的“窮者而后工”，都是對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