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縣)人。少年時代家境貧寒，曾“耕牧于河山之陽”。其父司馬談學識淵博，尤精黃老之學，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司馬談死后三年，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到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開始繼承父親遺志著手寫作《史記》。司馬遷在青年和中年時代曾有過三次壯游。第一次是在武帝元年，那時司馬遷二十歲左右，他游歷了長江中、下游和山東、河南等許多地方，考察風俗民情，收集史料和傳說。第二次是奉武帝之命巡視巴蜀一帶，做了許多實地考察工作，獲得少數民族及西南地區情況的許多珍貴資料。第三次是隨從漢武帝到泰山“封禪”，后又北游長城、河北、遼西一帶，考察了中國北部和東部的情況。這些游歷對司馬遷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史記》的寫作有著重大影響。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發生了李陵出擊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于無奈，一定會尋機歸漢的，漢武帝認為是有意為李陵辯護，把司馬遷下獄治罪，并處以“宮刑”。此次不幸對司馬遷的思想影響很大，一方面使他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有所認識；另一方面他為了雪恥抒憤，更加緊了《史記》的寫作。大約經歷了19年的辛勞，在忍辱發憤的境遇中，終于完成了《史記》的寫作。約于武帝末年，司馬遷去世。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寫人物為主體的傳記體通史，它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大約三千年的歷史，是一部近53萬字的宏偉著作。全書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構成。本紀是記載歷代最高統治者政跡的；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記；書是關于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史；世家是先秦各諸侯國和漢代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是各代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傳記，其中有少數篇章是記載外國史和少數民族史。這五種體例互相補充配合，縱橫交錯的構成《史記》的整體。其中的本紀、世家和列傳三部分都是人物傳記。后來我國封建社會許多歷史家撰寫史書，大都沿襲了《史記》的體例。

司馬遷寫作《史記》有明確的目的，是要通過總結歷史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借《史記》的寫作表達作者獨到的歷史見解，表現作者進步的歷史觀和社會政治理想。因此，《史記》寫人物不是客觀主義的記敘，而是在歷史人物身上表現了作者的愛憎和寓托了自己的理想，而這一切又主要是靠歷史事實的敘述體現出來的。

《史記》傳記文學中深刻揭露和無情嘲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面貌和統治壓迫人民的罪行，表現了一個史學家“不虛美，不隱惡”的正義態度。如《史記》中寫當朝開國之君漢高祖劉邦，在肯定他結束分裂爭霸局面，實現統一的功績的同時，著重揭露了他虛偽、狡詐和無賴的本性。司馬遷敢于揭露當朝皇帝的丑惡本質，表現了他的膽識和勇氣。在《酷吏列傳》中司馬遷憤怒鞭答了那些對人民施行暴力統治的貪官污吏。《史記》中還描寫了統治階級內部復雜尖銳的矛盾，最為典型的是《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竇嬰與田蚡兩家兩代人之間的明爭暗斗，最后同歸于盡的經過情形，從而揭露了統治階級殘酷暴虐的本性，表現了作者對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批判精神。

《史記》中尤為可貴的是司馬遷真實描寫和熱情歌頌了人民群眾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英勇反抗和堅決斗爭。在《酷吏列傳》中，描寫了人民不堪壓迫和欺凌，紛紛起而反抗的情形。在《陳涉世家》中，司馬遷以同情和尊敬的感情描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秦末的陳涉、吳廣起義。他在描述了陳勝起義從起事、爭戰到失敗的過程后總結說：“陳勝雖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破例的把陳涉的傳記列入寫王侯將相的“世家”體里去敘述。同樣，司馬遷也肯定了項羽是秦末“起隴畝之間”，在摧毀暴秦統治的斗爭起了巨大作用的英雄人物，表現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史記》中還記述和描寫了歷史上許多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醫學家和文學家等等的傳記，贊揚了他們的光輝業績和歷史貢獻。例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作者熱情歌頌了藺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貴品質。在《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以崇敬的心情描述了漢名將李廣的生平事跡。從中揭露了漢朝政治的黑暗和腐敗，字里行間寄寓了作者的愛憎情感和政治理想。這也正是司馬遷及其《史記》的進步性的具體表現。

《史記》開創了我國的傳記文學的寫作，它以寫人物為中心，完整的、充分的表現人物一生的命運。它與文學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的特質是一致的。《史記》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成為歷代文學家學習的典范。

《史記》寫歷史人物對材料的選擇是十分審慎和精心的。作者以對人物思想、性格的理解和表現為準則，把能夠表現人物的事件加以詳細地記述和描寫，反之加以舍棄或簡單帶過。這樣做的結果就使人物的思想、性格突出出來，并能表現人物個性特征，使各種各色人物各有特點。《史記》寫人物不僅重視“實錄”精神以保證其真實性，而且在進行必要的文學加工過程中寄寓著作者的鮮明的愛憎感情。

《史記》在人物描寫上有著極高的藝術成就，其重要原因是運用了許多高超的人物描寫手法。首先，《史記》寫人物具有強烈的故事性，作者不是平淡和靜止地評介人物，而是在記敘人物事跡的過程中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人物關系、矛盾沖突構成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比如在《項羽本紀》“鴻門宴”一節中，作者寫劉邦、項羽面對面的斗爭，從事件發端、發展、高潮到結尾都作了細致的描寫。結構嚴謹完整，事件曲折驚險，情節波瀾起伏。總之故事化的手法和緊張場面的運用，使敘事完整而又曲折，人物鮮明而又突出。其次，《史記》在語言運用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無論是敘述語言還是人物語言，都力求為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服務，人物的語言行動，都與人物的性格、身分和心理狀態互相一致，達到高度統一。為了達到語言通俗、生動傳神的目的，作者還大量運用口語、民謠、諺語和俗語，不僅使語言豐富多采，而且也極富表現力。《史記》的敘述語言感情充沛，流暢簡潔；人物語言精煉準確，明白曉暢，生動傳鐘，成為我國后代散文語言的典范。

《史記》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也是傳記文學名著。它把中國歷史散文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在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