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經書之所以稱為經書，按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經，織也。”清朝學者段玉裁注解說：“織之從（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也就是說，“經”是織布時的豎線，織布時先把豎線排好，再用橫著的線織出布來。“經”通常與解釋作“織橫絲也”的“緯”字并稱。在紙張沒有發明以前，古人把字刻在竹簡上，然后把成片的竹簡用“縱絲”線編連成冊。可見，“經”最初就是書籍的意思。至于后來演變為經典之意，其中有其演變的過程。班固的《白虎通》說：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言不變之常經也。這里是指永恒不變的道理。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篇》中也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恒譚的《新論》說：“經者，常行之通典。”“經”也是“常”的意思，所以，經書就是記述天道、人事常理的書。由此可見，“經”在古時并非尊稱。到了后來，一方面是尊崇儒家學說，另方面則出于神圣化、神秘化的目的，冠之以“經”的稱謂，于是逐漸演變成了中國人的“圣經”。如張華《博物志》所言：“圣人制作曰經。”

經書的范圍，一般理解為“四書五經”。“五經”，即：《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但開始卻不是“五經”，而是“六經”，另一經是《樂經》。《樂經》只有記載，卻沒有內容。有的說在漢代時遺失了，有的說被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給燒掉了，還有的說只是附在《詩經》上的樂譜，根本就沒有單行的本子。“六經”首先見于文字記載的是莊子的《天下》篇，他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他盡管列舉了“六經”，但卻沒有冠之以“經”名，事實上這就是后來的“六經”。

“經”與“經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經學是我國古代專門研究儒家經典的一門學問。以解經、注經、說經為主要方式，以儒家最基本的典籍《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以及“四書”為研究對象，后來，歷代大家的注解、注釋也納入其研究范圍。

孔子刪定經書是經學的起始，它形成于漢初的推崇儒術和設立“五經博士”，全盛于東西兩漢。此后各個時代，經學都顯示出各自不同的特點。魏晉時期經學受佛老學說的影響，呈現出玄學化的傾向；南北朝時期的經學則南、北方各自為政；隋唐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經學也走向統一；宋代經學在注重闡發義理和“以理解經”的影響下，衍化成了理學并影響元、明、清三代。明清之際古文經學興盛，乾嘉時期經學家們反對宋學，倡導漢朝的古文經學，使之發展成為漢學學派即乾嘉學派；晚清則今文經學活躍。

自漢至清，經學一直是國家的正統的學術，被歷代帝王看做是“經國之大業”，在統治者的介入、主導下，經學成為了統治國家社會的理論依據和思想基礎。

經學作為國家的一門顯學，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涌現出了許多著名學者，為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光輝著作也成為傳統文化思想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五經”之外，還有“十三經”之說。南宋年間便出現了《十三經注疏》的合刊本，成為經部的一部叢書，這便是所謂的“十三經”。為便于了解，分述如下：

（1）《周易正義》：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

（2）《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

（3）《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

（4）《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5）《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6）《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

（7）《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8）《春秋公羊傳注疏》：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9）《春秋榖梁傳注疏》：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

（10）《論語注疏》：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11）《孝經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12）《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13）《孟子注疏》：漢趙歧注，宋孫奭疏。

一、孔子與“六經”

孔子和“六經”的關系究竟如何？他為什么要整理“六經”？所謂的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漢書·藝文志》記載：“禮、樂，周衰俱壞，樂尤微渺，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又說：“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這是說孔子的時代《禮》、《樂》已經缺失，只有《詩》、《書》被刪可以有事實根據。《左傳》說：“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由此可見，其他國家所傳的易象與魯國不完全相同。孔子所贊揚的是魯國的《周易》。《春秋》本來是魯國的歷史，當時各國都有各自的春秋歷史，并且存放在王室。所以司馬遷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修《春秋》。孔子在《論語·子罕》篇中也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即孔子對《詩經》進行過整理加工，尤其是對《樂經》，孔子幾乎全面整理修訂過。

據《史記》記載，孔子刪定經典的大體情況是：為《易》作傳，寫成“十翼”；把《書》3000篇，刪定為100篇；將《詩》3000篇，刪定為300篇；把《禮》定為17篇；作《春秋》。后世對這些說法盡管有很大爭議，但孔子對儒家經典作過一些整理，尤其是教習傳授學生，則是應該肯定的。“六經”的確定，使春秋以來原屬貴族所有的《詩》、《書》、《禮》、《樂》，經孔子修訂刪改在社會上的一般士庶階層中得到了普及推廣，他的“六經”教化的理想也得到了實現。

《詩》、《書》、《禮》、《易》、《春秋》經過孔子整理并作為教材，不僅闡明了書中的義理，也使這些書得以普及于民間，進而發揚光大，對兩千年的中國以至世界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經學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

1.戰國時代的經學

孔子之后，儒家分化為八個支派，據《韓非子》記載：“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回）之儒，有孟氏（軻）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荀況）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些支派有的也有著作，在《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中就記有《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孫卿子》（即《荀子》）等書。這些著作大部分都失傳了。

在這八派之中，影響最大的是孟子（他屬于子思的再傳弟子）和荀子（子夏的弟子）兩派。雖然二人同屬儒家學派，但孟子、荀子代表著儒家的兩大派別。兩派觀點完全對立，并且荀子對孟子進行過褒貶。孟子的學說重在傳道，學術路向是尊重德性，后來形成的“宋學”是對其學說的直接繼承；荀子則重在傳經，所走的路線是道問學，后世的“漢學”派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在儒家的發展史上，孟子的學術成就最大，貢獻也最多，他提出的“性善論”開創了儒家人性論的先河，“民為貴說”奠定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基礎，他還倡導為民制產是為政的根本。這些觀點既是對孔子儒家學說的繼承，更是他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對儒家學說的貢獻與發展。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之所以性善是受教化的結果。在天道觀方面，他認為天沒有意志，是生長萬物的自然，不能決定人事的吉兇禍福，提出人應該順應自然但也可以改變自然，即“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他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但也并不排斥霸道，王道霸道并重。他提出將君比作舟，民比作水，認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雖然他主張治國要用王道或禮義教化，但主張禮法兼用，刑罰皆不可少。他在經學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禮樂方面，在荀子一書中《禮論》、《樂論》各自成篇，由此可看出他對禮樂的重視。荀子對經學的貢獻，直接促進了西漢經學的發展。

2.兩漢的經學

經學形成于漢代，也興盛于漢代。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大力倡導下，經學正式得到官方認可，并被立為官學，成為漢代的正統學說。漢武帝開始設“五經”博士及傳記博士，后來東漢又設十四家博士。經學在當朝大興，整個社會讀經、說經、注經、論經蔚然成風。民間如濟南的伏生，也積極召集弟子傳授他的經學。由于版本不同傳授不同，這時產生了眾多各立門戶的流派，如“今文古文”之別等，還涌現出眾多的大師、專家，如漢初的董仲舒及后來的劉向、劉歆父子，賈逵、馬融、鄭玄、何休、趙歧等。他們研經的同時，還積極傳經，門下的弟子如眾星捧月，少則千百人，多至上萬人。

漢代的經學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通經致用。經學在漢代成為官學后，經書在現實中的價值為統治者所肯定。當時的學者，也常常把經書上的道理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大至治國安民，為朝廷出謀劃策；小則躋身仕途，為自己謀得一體面地位。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不僅奠定了儒家的官學地位，也完成了李斯以來思想定于一家的理想。

3.今古文之爭

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六經》除《易經》外焚燒殆盡。到了漢朝，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沒有了儒家的《六經》書籍，于是，廣召天下遺老宿儒，憑借他們的記憶，用當時通行的隸書一一寫來，這稱為今文。傳《尚書》的只有一人，這就是濟南的伏生。伏生本來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焚書的時候他將《尚書》藏了起來，漢朝成立后他找出所藏的書，但卻發現丟失了一部分，只剩下二十九篇了。文帝想詔他入朝，可他已經九十多歲。文帝便派晁錯去向他學習，于是晁錯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抄錄下來，世人稱之為《今文尚書》。

魯恭王當年為擴建宮院，拆毀孔子的墻壁，不料卻從中發現了一些藏書。這些藏書都是用秦朝未統一以前的魯國的古文字書寫的。孔子的后人孔安國將這些藏書獻了出來。藏書中的《尚書》比今文本多出十七篇即共四十六篇，這些書稱為《古文尚書》。

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后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尚書》，結果校出今文不少脫簡及異文。哀帝時，劉歆想把《左氏春秋》、《毛詩》、《儀禮》和《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典立為博士，當時的今文“五經”博士們堅決反對，劉歆寫信和他們激烈爭辯。這便是后來所謂的“今古文之爭”。

從此，治經者便有了今文家、古文家的分別。今古文的區別，不僅只是在文字版本和篇幅上。今文家和古文家的主張，在根本上也有不同。

漢代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是漢代經學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是經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4.魏晉南北朝的經學

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經學對于讀書人的仕途作用越來越小。西晉以后，出身更成為仕進的主要條件，即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由于社會長期處于動亂之中，悲觀厭世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滋長。他們宣揚名教“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即所謂“貴無”的玄學。

這時期的經學，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以老莊思想解釋經學，致使經學玄理化；二是反對鄭學。王弼、何晏為代表的玄學派鼓吹玄風，以老莊解釋儒經，使經學逐漸走向了玄學化。他們的著作也開了清談之淵藪。玄學興起于魏正始年間，以何晏的《道德論》為形成標志；流行于魏晉時代，主要是用老莊思想糅合儒家經典，以所謂“三玄”——《老子》、《莊子》、《周易》為理論依據，崇尚自然無為，探討天人、有無、本末、體用、自然與名教的關系、才性四本、儒道異同、孔子老子優劣、圣人有情無情等；認為名教（倫理綱常）出于自然，主張君主“無為而治”。東晉以后，玄學又與佛學趨于合流。他們多用玄學語言解釋佛經，推動了佛學在中國的發展；同時，玄學家們也從佛學那里獲得啟發。從此，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了儒、釋（佛）、道三家的合流。玄學是魏晉的顯學。玄學家大都是當時所謂的名士，他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經學也就不可避免地沾上了玄學色彩。

鄭玄（127—200），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字康成，山東高密人，精通今、古文經學和天文歷算，曾從經學大家馬融學習古文經。但鄭玄對今古文融會貫通，集漢代經學之大成。他注經不拘一家之言，詳于典章制度、名物訓詁，統一了今古文之爭。東漢末年，他的學說大盛，成為所謂的鄭學，幾乎據于小一統的地位。進入魏晉時代，鄭學一統的局面遭到以王肅為代表的“王學”的挑戰。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偽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又托名孔安國偽造了一部《古文尚書》。他是司馬昭的岳父、晉武帝的外祖父，常為馬司氏出謀劃策，權傾一時，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為了抬高自己的學說，他撰《證圣論》極力批判鄭學，一時間竟占了上風，其學在西晉被立為官學，但假冒偽劣畢竟是假冒偽劣，到了東晉，他的學說便逐漸失去了市場。

5.南學與北學

南北朝時代，南北政治分立。受政治的影響，經學也有南學與北學之分。南朝干戈紛擾，學術荒蕪，只有梁武帝在位的四十多年環境比較穩定。他立“五經”博士，興州郡之學。南朝學者多好“三禮”。經師說經不拘家法，博采眾長，在學術上注重創新。

北朝經學大體繼承了兩漢的學風，尤其是北魏和北周。北朝學者治經遵守東漢家法，學風趨向保守，不另出新義。雖然魏晉經學玄理化，但是在南北朝，南方學者與北方學者對待玄學的態度卻不一致。相對于南朝的玄風盛行，北朝的學者們基本上保持了漢代經學的傳統，較少受到玄學的影響。

總體來講，南北學的風格是：“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北史·儒林傳》）

6.隋唐經學

隋文帝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將近四百年的分裂，中國重新走向大一統。經學的發展也由分而合。鄭學、王學之爭煙消云散，南學北學的分立隨著政治的統一也融合了。

紛亂的魏晉南北朝經學之所以這么快統一起來，實際上是中央朝廷人為干涉的結果。唐初確立科舉制度后，為適應科舉取士和維護全國政治統一的需要，唐太宗于貞觀四年命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七年后，《新定五經》頒布，接著又下令由時任國子監祭酒的孔穎達主持統一儒家經典的注疏，為文人士子提供“五經”范本。孔穎達根據前人的經注，重作義疏，完成《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五本正義，合稱“五經正義”，共180卷。《五經正義》的出現，宣告了經義統一時代的到來。

孔穎達奉敕編纂的這部《五經正義》，看似折中南北，但實際上是以南學為主。作為官書，《五經正義》的最大特點是所謂的“疏不破注”。“注”是指王弼的舊注，“疏”則指孔穎達等人所作的疏通經義的文字。意思是說以疏通舊注為宗旨，一切按照舊注來解釋，不另創新說。新頒行的《五經正義》，成為了注釋儒家“五經”的定本。科舉考試的士人應舉明經科，其學習、命題、評判均以此為依據，義理必須按《五經正義》所說，否則就被視為異端邪說。

“疏不破注”的詮釋經注方法，被后來的“義疏”派奉為金科玉律。《五經正義》至北宋初年仍有影響，代表了儒家經典的義疏之學。

唐代的著名經學著作，還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賈公彥《周禮義疏》、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對于《五經正義》的集體編撰，《經典釋文》完全由陸德明一人創作。其價值與后世對其的評價都遠在《五經正義》之上。

此外，唐朝還開了“疑傳”的先河。啖助在他的《春秋集傳》中，懷疑《左傳》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質疑《左傳》、《國語》非一人所為。這些疑古的言論大膽驚人，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也開啟了宋人棄傳就經甚而疑經改經的治學風氣。到此時，經學的發展又走上了新的路子。

總之，唐代經學以明經考試為目標，這時期的經學著作主要是有利于研讀誦習和科舉考試，對于經學本身來講，卻沒有多少創新。

7.宋代理學

經學發展到宋朝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理學，即宋儒理學。理學雖然形成于宋代，但其名字卻是出現在清代，它與“漢學”相對。因宋朝的儒生們解經多以義理為主，所以被后人稱為理學；又因為喜談性命，又被稱為性理學。為表彰周敦頤、程頤、朱熹對儒家學說的貢獻，《宋史》為他們專門設立了《道學傳》，所以理學又稱道學。元、明、清的理學因為宗于宋學，自己沒有太大的發展突破，也被稱為宋學。宋學是對漢唐經學的變革。漢代經師為經書作章句、訓詁，反反復復，唐代經學沒多少發明，卻注疏繁雜，這些都為宋代的儒士所厭棄，他們從注釋經典的文字轉移到了闡發義理，并借助經典發揮自己的見解。朱熹主張“以理解經”，周敦頤、張載、二程也都以經注或經說的形式發揮理學，陸九淵則更是標榜“六經注我”。這些主張和實踐，都一改漢唐經學舊習，開創了一種新的學風。

宋代經學的特色：一是疑經改經。宋朝人治經，不相信南北朝和唐朝人的義疏，懷疑漢魏箋注、說傳有錯簡訛誤，甚至懷疑經書本文，進而刪改更易本來的經文。二是說經義理化的傾向。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瑗、石介是宋代理學的開山人物。在理學的初創期，他們大談義理，以復興儒學、興盛道統為己任。至張載、二程兄弟、朱熹、陸九淵等人，凡談經書，必言儒家的義理。

但是，宋學不切實際地空談性理，以及肢解、曲解經文原意，導致了人們對經典的疏遠、疏離。到了清朝，顧炎武等人提倡“實用之學”，對宋儒學風發起攻擊。乾嘉時期，經學家們也拋棄宋學，回歸漢儒學風，使漢學重新復興。

宋代經學的興盛發展與政局的影響密不可分。趙匡胤的“獎文抑武”國策：一是“不殺讀書人”，對學術采取了尊重和保護的措施；二是大規模興學，放寬科舉考試的錄取限制，擴大官僚體制的隊伍，以吸收和安頓讀書人。雙管齊下的國策，為宋代學術的繁榮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氛圍。但由于朝廷重文輕武大量重用文人，也導致了宋朝的積弱難返。

8.元明經學

元明兩代的經學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元代雖然在太宗時期便設立了國子學，但是在學術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成就。元代經學上承宋代理學，以經注或經說闡述理學思想，著作有許衡的《讀易私言》、吳澄的《五經纂言》。明代經學更是江河日下，官方主持編修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按顧炎武的說法，只是“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遍。上欺朝廷，下誑士子”。

民間的私家著述，也是少得可憐，只有黃澤的《十翼舉要》、《易學濫觴》、《春秋指要》、《三傳義例》、《禮經復古正言》、《六經補注》等書。可貴的是，黃澤治經，能夠突破唐宋經說的限制，直指經學本源，但可惜其著作多已散失。兩代經學的衰微，主要原因還是在于朝廷。統治者倡導以程朱理學為宗，科舉考試必須完全按照欽定本，從而扼制了經學的自由發展。

9.清代的經學

可以說，清代是經學復興時代。

明朝的覆亡，使一部分有識之士痛定思痛，認為明代知識界的空疏不學是導致亡國的重要原因，于是，他們重新闡釋“五經”，積極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代表人物是號稱明末清初“三先生”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顧炎武開創了浙西學派，黃宗羲是浙東學派的創始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經世致用。

顧炎武（1613—1682），字亭林，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思想家。他反對宋明以來理學家們關于“明心見性”、“道窮性”的空談，主張經學和實學，認為治經要利于國家。他提倡“求是”和“求真”。“求是”，即研究被宋學排斥的漢學經傳，探求“五經”的正確內容；“求真”，是指恢復“五經”的本來面目，對“五經”進行文字、音韻、訓詁及名物、歷史、地理的重新考證和校勘。他提出研讀古代經書，要考訂文字的古音、古義，認為這是深刻理解經書原文的先決條件。他還是清代考據學（樸學）的開創者，《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都和考據相結合。他的《音學五書》奠定了清代音韻學的基礎。

黃宗羲（1610—1695），字梨洲，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學家。他的貢獻主要在史學，主張六經都是歷史，經學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他注重實學，反對空談心性，主張“致良知”。這里的“致”是人的實際行為，而不是苦思冥想。他認為治經必須學史，才能達到實用目的。他宣揚民族思想，否定君主的絕對權力，對后來的反清民族運動和民主啟蒙都有積極的影響。他還提出天下的治亂不在于某個朝代的興亡更替，而在于萬民的憂樂；認為天下遭受禍害的最大原因，是皇帝把國家視為一己的私有財產；他甚至認為臣不是為君而設的，臣應該為萬民謀利益。

王夫之（1619—1692），字船山，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也是重要的經學改革家。他的經說以解釋經書的形式，針對現實發揮議論，宣傳社會改革理想。他提倡讀古書，“以復古為解放”，使兩漢經傳復出，打破了宋學的思想壟斷，促進了人民思想從理學束縛下的解放。

乾、嘉期間，經學家們看到空談性理的宋學走向沒落，掀起了一場依據古文經傳，以研究漢學古籍為主的復古運動，這一運動使漢學得到了復興，被稱為新漢學。乾隆在武力鎮壓漢族人民反抗的同時，也加強了文化專制。恐怖的文字獄，使經學家轉向了古文經傳的考證、校勘、辨偽，并形成皖派、吳派兩大流派。此風在乾隆、嘉靖兩朝持續近百年之久，史稱乾嘉學派，也被稱為新古文學派。

吳派以惠棟為代表，這一派得到皇帝的支持。趙翼、錢大昕、焦循等都是吳派大家。他們的學風有兩大特點：一是好古尊古。在他們看來，什么都是越古越好，所以，凡是漢儒舊說，即使陰陽五行，他們也都當做寶貝。對古書上所有的東西，從天文地理、鳥木蟲魚，到文字校勘、音韻流轉，他們無所不考。二是不講義理。他們只搞考據，對內容思想不作任何說明和解釋。這導致他們的考據，有的有一定價值，有的沒一點意義。

戴震（1724—1777），字東原，是皖派的創始人。段玉裁、王念孫、孫詒讓等都是皖派考據大師。皖派特點是從小學入手，通過對經典文字、音韻、訓詁的考據來證疏經傳，闡述經義。

乾嘉學派的求實精神和精密的考證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乾嘉學派以考證為主，其范圍之廣泛、方法之精密，實為罕見。乾嘉以后更陷入支離破碎的、無實際意義的煩瑣考據中。清末的王國維（1877—1927）是考據學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繼承乾嘉學派的原則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吸取西方科學知識，在多個學術領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成為考據學的最后一位大師。俞樾（1821—1907），字蔭甫，浙江德清人，現代詩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是清末著名的樸學大師，學問淵博，著述豐富。章太炎（1869—1936），字炳麟，曾在詁經精舍跟隨俞樾學習古文經學八年，成為乾嘉派古文學的最后代表人物。章炳麟不僅對小學、史學、文學、哲學有貢獻，而且還是辛亥革命前影響很大的民主革命宣傳家。

道光、咸豐以后，由于內憂外患，清王朝搖搖欲墜，為富國強民，部分知識分子利用今文經學托古改制的思想，把經學變成了宣傳變法維新的工具，希望從上而下進行社會改革。

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18世紀后半葉莊存與創立常州學派；二、19世紀前期龔自珍、魏源倡導的改良主義啟蒙運動；三、19世紀后期康有為提出的維新運動。

常州學派因為莊存與和弟子劉逢祿、宋翔鳳等大多是常州人而得名。

清朝嘉慶以后，中國的封建社會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不斷爆發，清朝的統治受到極大的沖擊；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發動了鴉片戰爭，妄想中國早日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國難當頭，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想利用儒家的經學思想來解決社會危機。他們重新提倡今文經學，宣揚“通經致用”的思想。莊存與的弟子劉逢祿、宋翔鳳發揮公羊學中的“張三世”、“通三統”（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統：夏、商、周三代之歷法）的思想，論說夏、商、周三統都要變通，認為孔子作《春秋》就是為了表述自己受命改制的思想。劉逢祿的弟子龔自珍、魏源進一步發展了劉逢祿等人的思想，成為這時期新今文經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成為了當時改革派的領軍人物。他們利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發揮自己的政治學說；借“春秋公羊學”大力宣揚托古改制思想，進而推動社會改革。龔自珍主張用儒家的經學思想解決現實社會的政治危機，批評乾嘉學派脫離實際，沉溺于煩瑣考據，反對宋明以來崇尚空談道德修養的封建理學，主張通經致用，即把學術研究同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相聯系，解釋古代典籍要對國計民生有所補益。他的這些主張，給當時沉悶的學術界帶來了新鮮空氣。龔自珍還強調萬事萬物都處在變化之中，他說：“一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他認為，封建社會已進入“衰世”，只有實行革新才能改變沒落。他呼吁：“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他的變革思想始終局限在經學范疇之內，對當時西方世界的先進科學技術很少認識。

林則徐、魏源對龔自珍的局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他們開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國家，認識到中國人應該注重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林則徐是嘉慶時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等人共同提倡經世之學。他也是中國第一個注意了解和學習西方的學者、政治家。正式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則是魏源。魏源是道光時進士，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思想家。他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著名口號，也就是通過學習和利用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以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他希望中國也能制造槍炮、輪船和發展有利于民生的工業，以強海防，壯大國力。他還在《四洲志》的基礎上，根據歷代史志增補、編輯成《海國圖志》，對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地理、風俗等做了系統介紹。魏源的這些思想對后來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具有很大的影響。

康有為是今文經學最后的代表人物。他繼承了龔自珍、魏源以來今文經學的經世致用思想，倡導發起了一場戊戌變法運動，這對他在學術上成為清末今文經學派的領袖帶來極大的幫助。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宣揚托古改制思想，為推行變法維新制造輿論。他認為漢代以來的今文、古文兩大學派所尊奉的儒家經典都是漢朝劉歆假造的“偽經”，并且學術觀點都屬“偽學”，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他宣稱六經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跡來表達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想建立民主政治。他甚至荒唐地附會《公羊傳》的觀點，說孔子主張后世應該實行君主立憲政治。事實上他的目的是想通過抬高孔子的偶像地位，把孔子裝扮成變法維新的祖師爺來替他自己說話。雖然康有為自命為“圣人”，但他的學說卻不堪一擊，他用武斷代替論證，用偽證代替實證，用新的迷信代替舊的迷信。維新運動失敗以后，康有為的今文學也就隨之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