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尚用

中國古代重視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的美學觀。它歷來是中國美學探討的重要問題。

由于人們對文學本質及內在規律認識的差異，對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的具體內容理解也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看法：一、注重文學對人的性情的陶冶與情感的塑造的作用：如《堯典》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又如《管子·內業》： “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琢磨也。”等。這種認識，是基于對文學作用于社會的獨特性的理解而建立的。從而使文學社會作用與文學內在規律聯系較為緊密，有助于文學的發展，因而成為幾千年中國古典文學藝術創作所普遍遵從的一種看法。二、注重文學治理國家，勸善懲惡的社會作用。墨家、法家普遍持此看法。如《墨子閑詁·非命下》： “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又如王充《論衡·佚文篇》： “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這種看法，往往強調讓文學直接對社會產生顯著功效，忽視了文學必須首先作用于人的情感，首先是美的產物，然后才會體現為“善”的目的的特性，所以往往在強調文學社會作用的同時，忽視了文學的審美特點，使文學成為簡單的工具。影響文學的存在價值。三、注重文學作品多方面社會作用的實現，儒家學說多持此見。孔子《論語·陽貨篇》：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毛詩序》： “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 移風俗。”在孔子看來，文學的認識作用，表現作用，教化作用都是借對人的情感表現和陶冶得以實現的，這不僅進一步深化了《堯典》等對文學作用的認識，而且避免了法家、墨家對文學社會作用的狹隘理解，是中國文人對文學社會作用的正統理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