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喜洪 【本書體例】

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同治六年(1867)副貢生。參曾國藩幕，被保選用同知。又因參與平定西捻軍，以直隸知州補用，加知府銜。入李鴻章幕府，被保舉知府。后又以軍功除浙江寧紹臺道，擢湖南按察使，簡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回國后，升左副都御史。工于古文，繼承桐城派文章傳統，文筆平易曉暢。著有《庸庵筆記》等。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薦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著聞，大府勒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后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

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治中饋(kuì愧)，然后適姑寢問安。以盥(uàn貫)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為常。

一日清晨，排闥(tà踏)入，見姑床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為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于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遂自誣服，已按律定讞(yàn艷)矣。此張君前任事也。

及張君蒞(lì立)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為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愿速就死。”令終疑之，沉思累日。

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留，誤我公事，必為汝妻所縻也!”即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系。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于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為神明。

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為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考矣。惜哉!

(選自《庸庵筆記》)

胡文忠公(林翼)任湖北巡撫時，曾經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的政績，推薦擢升府道，直至湖北布政使。張建基以貪黷聞名，后來上級勒令他告病回鄉。世人都很驚訝胡公濫保，以后才知道胡公保舉張建基，是以他“平反東湖冤獄”為理由，而實際上審理此案的，卻是張建基的前任張君。

先前，東湖縣有個民婦某氏，平常侍奉婆婆很孝順。每天早晨起來，打掃庭院，做早飯，然后到婆婆的住室問安，把一盆洗臉水、兩個雞蛋放到案臺上，每天都是這樣。

一天清晨，推門進屋，看見婆婆床下有男人的鞋子，大驚，急忙低聲下氣地又關上門出去了。婆婆知道了，羞于見到媳婦，就上吊死了。鄉里地保以為某氏逼死了她的婆婆，報告了官府。某氏怕她婆婆的丑事外揚，就不復置辯，自愿蒙冤服罪，已被按律定罪。這是張君前任時的事。

等到張君到任，復審時見這民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以為必定不是她逼死她婆婆。張君懷疑她有冤情，再三盤問，而民婦絕不改口。張君就告訴她說：“你如果有冤，我能為你辨明曲直。此時不說，就不能活了。”民婦回答說：“獲此不孝大罪，有何面目再立人世!只愿速死。”張君終究有疑，沉思數日。

縣衙有差役某甲，他的妻子平常以兇悍聞名。張君忽然召來某甲，告訴他“有公事須到某縣一趟”，讓他回家整理行裝，快來領公文。不久，某甲回到公署。張君忽然大怒說：“你在家逗留，誤了我的公事，必定是被你的妻子所阻攔。”立刻發簽把他的妻子拘押到縣里，抽她五百鞭，打得血流浹背，將她收到獄里，與民婦一同關押。某甲的妻子終夜大罵，說：“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民婦聽她絮叨不止，忽然開口說：“天下什么事不冤?就比如我當此死罪，尚且隱忍不說，鞭背這種小事，為啥不稍稍沉默呢?”縣令讓人在室外偷聽，聽見這些話就去告訴縣令，縣令大喜。第二天提取民婦與某甲之妻一同到大堂上，問她昨天所聽到的話，民婦不能再隱瞞了。縣令認真審問，完全弄清了真相，就平反了這件冤案。用薄禮犒勞某甲之妻，表示安慰，放她回去。全省都驚嘆縣令為神明。

到胡公任湖北巡撫時，訪知了東湖張縣令這件事，但這時張建基恰好正在東湖做縣令，胡公把張建基誤作平反這個冤案的張縣令了，于是就把他列入保薦文書了。然而前任張縣令已死，他的事跡竟至于被埋沒了，連他的籍貫、名字，至今也已查不出來了。真是可惜呀!

《良吏平反冤獄》寫的是東湖縣令張君平反民婦逼死婆婆一案，還涉及到繼任縣令張建基、巡撫胡文忠公。張君判案審慎、機智，使冤案得以昭雪，事跡卻湮沒不彰，甚至連籍貫名字都不可考。而張建基卻竊名盜譽，借此被保薦，接連升遷，終被勒令還鄉。巡撫胡公官僚主義，張冠李戴，誤保貪官。作者通過這三個人物的行為、遭際，揭露了清朝吏治的黑暗腐朽，贊揚了良吏審慎判案的可貴。

作者在刻畫人物時使用了對照手法，通過張建基的貪黷來映襯張君的清明。作者在開頭先寫張建基欺世盜名，升官發財。中間才寫張君如何平反冤獄。結尾處照應開頭，又點出張君湮沒不彰。兩相對照既寫出了張君的可貴、可惜，又揭示了清代政治的黑暗。

這篇小說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結構上詳略得當，突出主題。寫張建基和胡公只是首尾兩節一筆帶過，簡明扼要，卻又能擊中肯綮，清楚明白。寫張君審案，不惜筆墨，從語言、行動和心理多方面描寫刻畫，使人物形象豐滿鮮明。先是到任后發現民女某氏不象逼死她婆婆的人，“疑其有冤”。再三盤問，得不到什么證據。講明利害，仍然無效。但“終疑之，沉思累日”，終于想出一計。聞知差役某甲之妻以兇悍聞名，便故意制造新的“冤案”，可謂另辟蹊徑。張君的言行似是不可思議。然而到了最后，人們才明白了張君為何一反常態，明了其一番苦心。由此，塑造了一個清正機智的良吏形象。

正因為張君這樣的良吏可貴、可惜，才更顯得清代政治之黑暗。作者也只有感嘆“惜哉”了。這一方面是嘆惜良吏的悲慘遭遇，另一方面是感嘆清代政治的黑暗，顯示出作者的無奈心情。作者根據平生見聞隨筆編纂成《庸庵筆記》，說古道今，指摘時弊，目的就在于“挽回世道人心”、“有裨經世之學”。其良苦用心，通過《良吏平反冤獄》這篇小說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