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講到郭沫若，籠統說法是文學家，也有人說他是考古學家、政治家……像郭沫若這樣的人，很難簡明定義。那個時代的人一身經歷，也都不安本分。這是五四人物與今日作家學者的區別，郭沫若尤為如此。在我心中，郭沫若第一是詩人，也就是說他人格基因里是以詩人為底色的。他在《創造十年》中承認不止一次“橫陳在藤睡椅上想赤化”，典型詩人心性。

郭沫若八歲時，與幾位同學去寺廟偷桃子。和尚找到學校，查無可查，老師出一上聯：“昨日偷桃鉆狗洞，不知是誰？”聲明誰要對出下聯可以免罰。郭沫若聽罷脫口而出：“他年攀桂步蟾宮，必定有我！”

郭沫若十來歲在樂山讀書。農民挑糞出城，城門吏以維護衛生為名，要每人交兩塊錢“衛生稅”。郭沫若又寫聯說：“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

這兩個故事都顯示出他詩人的才華。

郭沫若在現代文壇的亮相，是以詩歌為標識的。他的詩集《女神》與胡適《嘗試集》同一年出版，但前者是成熟期的東西，后者還只是嘗試。在詩歌形式上，郭沫若突破了舊格套的束縛，創造了雄渾奔放的自由體，影響了一大批人，為自由詩的發展開拓了新天地。胡適也說自己寫詩脫不了舊詞曲的味道，是裹過腳的女人的“放腳鞋樣”，而《女神》完全是“天足”，是新詩人印在大海邊的新沙上的第一行腳印。

郭沫若似乎是行為藝術家，理直氣壯地扮演刁民，大喊革命已經成功，小民無處吃飯，不僅罵魯迅，而且痛斥蔣介石，氣得人家派特務來暗殺他。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躲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寫出一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專著，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余英時先生說那本書參考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用四兩撥千斤的巧勁，把王國維的創獲挪為己有。不管怎么說，郭沫若在中國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終成一家，聰明非常人可比。

郭沫若靠文化成就與聰明才智成為當時文壇領袖。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組織學者不記名投票評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郭沫若未能赴會，也被評上了，他的文化成就在當時差不多是公認的。著名的“甲骨四堂”“史學五老”，亦名列其中。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的黃金歲月，流氓加才子之類的話沒人敢提了，大革命失敗后離黨也被大家淡忘，他的五十壽辰成為文壇大事。周恩來在《新華日報》頭版發表文章，稱魯迅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郭沫若是主將，帶著大家一起前進的向導。如此高的評價，越發鞏固了他文壇的領袖地位。魯迅曾對瞿秋白說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郭沫若覺得這話很適合表達“和恩來同志的關系”。

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見毛澤東的懷表很舊，立刻把自己的手表摘下相贈。毛澤東珍惜這份友誼，生前經常戴著它。

加繆曾說：“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這話用在郭沫若身上，頗有不一樣的意味。加繆說的多，即豐富，郭沫若的確豐富，這豐富又恰恰淡化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一些面目。郭沫若身為文人，應該明白終極價值不在政治上。

郭沫若的一生，一九四九年是個分水嶺，先是當選為中國文聯主席，又任中國科技大學首任校長、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要職，又做了好幾屆中央委員與全國政協副主席，屢屢身居高位。對一個文人而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幾十年里，郭沫若差不多稀里糊涂、如墮霧障。他的變化總是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年華老去，才華越揮霍越少，其間的困苦寂寞，他人未必懂得吧。

郭沫若骨子里應該是不甘寂寞的，一九四九年后，做過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寫了不少迎合應景的文章。一是向時勢低頭，二則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響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實打實寫了一百首詠花詩。寫完了，覺得不對，因為百花是泛指，一百種花并不能代表百花。因此再寫了一首詩，歌頌百花之外的一切花。這些詩，水平不高，像是開玩笑。

一九四九年之后，郭沫若的著作，除了那本《百花齊放》詩集，我還讀過一本《李白與杜甫》。獲得兩個印象，這個人完全卷進了時代旋渦中，暈頭轉向，其性格的優點缺點鮮明地表現出來。其次是他對語言特別敏感，總能把握住其中稍縱即逝的靈光，語言上布下無數機關，幽默潑辣。

現在一些人只從政治上評價郭沫若，未免簡單。他太復雜，內心充滿矛盾，這種矛盾在“文革”時達到頂點，特別是兩個兒子的非正常死亡讓他想了很多，又無法表達出來。我習慣把郭沫若看作兩個人：早期是文人，后來是御用文人。文人一御用，便無足觀。郭沫若經歷了煉獄，煉獄里誰能風度翩翩，置之度外呢？與同時代人比，郭沫若是政治家的馬前卒。讀郭沫若的文字，屢屢覺得他孜孜不倦不斷改變自己的思想的蒼白，也感覺到文人在專制與政治面前的虛弱無力。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國的政治是什么，郭沫若并不明白。做文人可以任性一點，狂放一點。也許因為詩人的原因，郭沫若后來很長時期把政治當作“美學”，津津樂道其中，這可以說是所有政治文人的悲劇。

一九六八年，郭沫若八子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里破窗而出，以死抗爭，年僅二十六歲。悲憤難忍的于立群當即病倒，責備郭沫若為何不及時向總理反映。這位與周恩來有著幾十年戰友情誼的古稀老人回答：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啊。郭沫若強忍悲痛，默默伏在辦公桌前，將郭世英在西華農場勞動期間的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我看見過影印件，筆跡剛勁，一絲不茍：

爹爹，他曾對我抱有希望，他又對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著他顯得有些蒼老的面孔，心里難受。經受了多少風霜，斗爭，斗爭，而我——當吸血蟲——簡直不敢想象！……投入戰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透過這些墨跡，不難體味郭沫若抄寫這些日記時的心情。歷史后臺有淚影有劍影，更有太多力不從心，臺前觀眾看不到。

郭沫若的字寫得漂亮，諸體皆能，楷書基礎是顏體，小楷多具六朝寫經筆意，又不乏顏體的寬博之氣。郭沫若題字、題詞、書贈他人，多數用行草，被尊稱為“郭體”，這是書法風格鮮明并有廣泛影響的標志。郭沫若行草筆勢里，瀟灑張放，文思書思不可阻遏，行筆如其人。

郭沫若書藝很高，個性突出、才氣畢現。他的字取法很廣，有宋四家的影子，結構又頗有徐渭的感覺。董橋在《字緣》中道：“沈尹默的字有亭臺樓閣的氣息；魯迅的字完全適合攤在文人紀念館里；郭沫若的字是宮廷長廊上南書房行走的得意步伐。”這與古人廢蔡京、貶趙孟頫是一個道理。

郭沫若才華橫溢，更難得精力橫溢。郭沫若的一生，真是精力橫溢，詩文仿佛余事。郭沫若過于富有激情，個性決定了在藝術上既不中庸也不無為，決定了他達不到傳統的“復歸平正”的老境（晚年郭沫若嘆息“人已老，而書不老，可為憾耳”）。郭沫若性格中的激情，或可稱為風騷之氣，在他的詩里面目全非，在字里則保持得更為純粹。如果詩是一個歌者的歌，那字或可說是未脫民國腔調。

郭沫若和魯迅未曾晤面，他后來傷心地表示這種遺憾。事實上他二人內心深處，彼此間似無好感。魯迅眼里的郭沫若不過才子加流氓。傳統讀書人眼里，才子只是民間故事中識幾個字弄些淫詞艷曲的輕薄文人。郭沫若視魯迅為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魯迅逝世后，郭沫若一改前嫌，評價不斷升級，說魯迅比孔子還偉大，理由是孔子沒有國際間的功勛，盛贊魯迅是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杰作，成為民族的精神，是中國近代文藝真正意義的開山。魯迅逝世的悼念活動上，郭沫若不無悲傷地說：“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后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夠恭維得盡致。”魯迅在天之靈，面對這樣的吹捧，不知做何感想。

戰時生活單調，郭沫若的戲劇成為當時很重要的文藝活動。一次他的話劇作品《棠棣之花》在重慶上演，主要演員有江村、舒繡文、張瑞芳等明星。根據劇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員扮演死尸躺在舞臺上。為了正式演出時能在舞臺上親自觀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奮勇出演這一角色。整整半個多小時，他神情莊重，態度嚴肅，直挺挺躺在臺上紋絲不動。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郭沫若氣勢洶洶地寫了篇檄文《斥反動文藝》，痛罵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用詞激烈可謂兇狠。兩天以后，又寫了一篇文章罵胡適，并預言“勝利必屬人民，今日已成定局，為期當不出兩年”。在同一天的春節聯歡晚會上，他公開號召知識分子要甘心做“牛尾巴”，率領大家痛飲“牛尾酒”。

回答《新民報》記者提問時，沈從文結結巴巴地說：“我覺得郭先生的話不無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我對郭先生工作認為是對的，是正確的，我的心很欽佩。”典型的口服心不服，又無可奈何。沈從文這回真害怕了，心驚膽戰。一九四九年春天，許多文人來到北京，在新政權下謀差事，一些好友去拜訪沈從文，發現他神情恍惚，像變了一個人，全無舊友相逢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