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三第三十八

【題解】

《難三》包括八個故事，第一個反對子思道人善，隱人惡，以防臣下比周欺上，告奸之法于是呼出；第二個提出君主要警惕有二心的臣子，防止他們巧言惑主；第三個針對管仲的“三難”，提出鞏固君主集權的新三難；第四個反對孔子仁政、選賢、節財等主張，提出“知下”的政治學說；第五個反對子產察奸之法，提出恃勢恃法不恃一己之耳目，可以看成是對第四個的補充；第六個進一步申述君主要自恃、恃勢；第七個否定管子“觀飾行以定賞罰”的主張；第八個否定管子光明磊落的政治信仰，提出“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原文】

魯穆公問于子思曰：“吾聞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后，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譯文】

魯穆公問子思說：“我聽說龐氏的兒子不孝，他的行為怎么樣？”子思回答說：“君子尊重賢人來推崇弘揚道德，推舉好人好事來給民眾作示范。至于那種有過失的行為，是小人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厲伯進來拜見，魯穆公問他有關龐氏的兒子的情況，子服厲伯回答說：“他的過錯有三條。”子服厲伯所說的龐氏的兒子的過錯都是魯穆公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從此以后，魯穆公重視子思而鄙視子服厲伯。

【原文】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奸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于上者也；以奸聞之者，以惡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奸聞，是異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奸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1]？

【注釋】

[1]取：古同“郰”（zōu），郰也作陬古地名。春秋魯地。在今山東曲阜東南。

【譯文】

有人說：魯國的政權，三代都被季氏家族所把持，不也是應該的嗎？英明的君主尋覓善行而給予獎賞，尋覓奸行而給以懲罰，獎賞與懲罰的效果都是一樣的。所以把好人好事報告給君主的，是因為他喜愛好人好事的心情與君主是同樣的；把壞人壞事報告給君主的，是因為他憎恨壞人壞事的心情與君主是同樣的；這兩種人都是應該獎賞和表揚的。不把壞人壞事說給君主聽的，是與君主不同心而在下面勾結壞人的人，這種人應該受到譴責和處罰的。如今子思不把龐氏的兒子的錯誤說給魯穆公聽而魯穆公卻尊重他，厲伯把龐氏的兒子的錯誤說給魯穆公聽而魯穆公卻鄙視他。人的本性都是喜愛受尊重而厭惡被鄙視，所以季氏作亂的事情已經發生也沒有人說給君主聽，這就是魯國君主之所以被季氏挾持的原因。況且這種使君主喪失權勢的風俗，是郰和魯一帶的人自我贊美的東西，而魯穆公偏偏要尊崇它，不也是是非顛倒了嗎？

【原文】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1]。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注釋】

[1]寺：（sì）春秋戰國時代宮內供使的小臣。袪：（qū）衣袖。

【譯文】

晉文公外逃，晉獻公派宮內小臣披到蒲城去攻打他，披斬斷了他的衣袖，文公奔逃到翟邑。晉惠公登上君位，又派披到惠竇去攻打他，沒有捉到。等到晉文公返回晉國做國君，披來求見。晉文公說：“在蒲城的戰役中，獻公命令你一夜趕到，而你卻馬上趕到了；在惠竇患難中，惠公命令你三夜趕到，而你卻一夜趕到了，為何這樣快速啊！”披回答說：“君主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除掉君主所厭惡的人，我唯恐不能勝任。我心里哪有什么蒲城人、翟邑人？如今您登上君位，難道沒有您所憎惡的蒲城人、翟邑人嗎？況且齊桓公把管仲射中自己帶鉤的深仇放在一邊而任命管仲為相。”晉文公于是接見了他。

【原文】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譯文】

有人說：齊國、晉國絕滅，不也是應該的嗎？齊桓公能夠利用管仲的功勞而忘掉射中自己帶鉤的仇怨，晉文公能聽從小臣披的話而拋棄他斬斷自己衣袖的罪刑，這是齊桓公、晉文公能夠寬容這兩個人。后世的君主，不如齊桓公和晉文公英明；后世的臣子，不如管仲和披賢能。讓不忠誠的臣子來侍奉不英明的君主，君主如果不察覺，那么就會有公孫操殺害燕惠王、子罕殺害宋桓侯、田常殺害齊簡公的禍患；君主如果察覺了，那么奸臣就會用管仲、小臣披的例子來為自己解脫。君主一定不誅殺他們還自以為有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德行，這是用仇人為臣而自己對他們的陰謀不能明察，還較多地提供給他們的條件，自以為賢能而不加戒備，那么即使喪失國家，不也是應該的嗎？況且小臣披的話，只是要遵守君主的命令而沒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的。君主死后而復生，臣子不會感到羞愧，這才叫做忠貞。如今晉惠公早上才死而晚上披就侍奉文公了，小臣披不是二心又是什么呢？

【原文】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譯文】

有個給齊桓公出謎語的人說：“一難，二難，三難，是什么？”齊桓公不能對答，把它告訴了管仲。管仲回答說：“第一個災難，就是接近優伶而遠離士人。第二個災難，就是離開自己的國都而屢次去海上游玩。第三個災難，就是君主年老而很晚才置立太子。”齊桓公說：“說得好。”于是不選擇吉日而就在宗廟里舉行了立太子的禮儀。

【原文】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優俳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奸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于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譯文】

有人說：管仲的猜謎，沒有說出來正確答案。有才能的人的被任用不在乎離君主遠近，而優伶侏儒本來就是和君主一起娛樂的人，那么接近優伶侏儒而遠離有才能的人來治國，并不是君主的災難。君主處在有權勢的地位上不能運用自己掌握的權力，而糊涂地認為只要不離開國都，這是想憑一個人的力量來控制整個國家。用一個人的力量來控制整個國家，很少能取勝的。明智的君主動性能夠洞察遠處的奸邪并發現隱秘的危機，又堅定地實行法令，雖然到很遠的海上游玩，國內必定也不會有變亂。既然這樣遠離國都到海上游玩也不會被劫持殺害，所以這也不是君主的困難。楚成王把商臣立為太子，又想立公子職為太子，結果商臣作亂，就殺了楚成王。公子宰，是周國的太子，他弟弟公子根受到君主寵愛，就憑借東周的封地背叛公子宰，將周國分成了兩個國家。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禍患。如果在權勢分配上不三心二意，庶出的兒子始終卑賤，寵愛也就沒有憑借了，這樣庶子即使當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因此晚立太子，庶出的兒子也不會作亂，這也不是君主的困難。事情之所以稱得上困難，必定是借助權利給他人并形成威勢而又不讓他人侵害自己，這可以說是第一種困難；寵愛妃妾而不使她們和王后地位相等，這是第二種困難；寵愛庶出的兒子又不使他危及嫡親長子，專門聽從一個大臣但又使他不敢與君主抗衡，這就可以說是第三種困難了。

【原文】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筑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1]。”

【注釋】

[1]路寢：意指古代天子、諸侯的正廳。

【譯文】

葉公子高向孔子詢問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說：“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使近處的人喜悅而使遠方的人來歸附。”魯哀公向孔子詢問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說：“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選拔賢能的人才。”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說：“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節約財物。”這三個君主出去后，子貢問孔子說：“三位君主詢問先生治理朝政是同一事，而先生的回答卻不一樣，為什么呢？”孔子說：“葉公封地內城市大而國都卻很小，民眾有背叛之心，所以我說‘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使近處的人喜悅自己而使遠方的人來歸附’。魯哀公有三個大臣，他們對外阻擋拒絕四方鄰近的諸侯國的賢人到魯國來，對內互相勾結結黨營私來愚弄自己的君主，使得魯國的宗廟得不到打掃清潔，社稷得不到殺牲祭祀的，必定是這三個大臣，所以我說‘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選拔賢人’。齊景公修造雍門，建造天子的正廳，一個上午就拿有三百套馬車的戶數賞賜了三次，所以我說‘治理朝政的方法在于節約財物’。”

【原文】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徒而成邑，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奸于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于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于其所易也，為大者于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業，而不受賜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譯文】

有人說：孔子的回答，是亡國的言論。害怕民眾有背叛之心，卻說“讓近處的人喜悅而讓遠處的人來歸附”，這是教育民眾期望恩賜。用恩賜作為治國的方法，沒有功勞的人受到賞賜，而有罪的人得以赦免，這是法制之所以敗壞的原因。法制敗壞而國家就會混亂，用混亂的政治來治理敗壞的民眾，還沒有看見能行得通的。況且民眾有背叛之心的，是因為君主的明察還有未達到的地方。不去增進葉公的明察，而想讓近處的人喜悅而遠方的人來歸附，是舍棄自己的權勢所具有的制止作用而和臣下一樣用施行恩惠方法去爭取民眾，這樣并不能掌握權勢。那堯的賢能，在六王（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中居首位。舜搬遷一次就形成一個城邑，結果堯就沒有天下了。有人沒有法術來控制臣下，只依賴效法舜而不失去民心，不也是沒有法術嗎？英明的君主能發現萌芽狀態的小奸邪，所以民眾就不會有大的陰謀；對萌芽狀態的小奸邪能施行輕罰，民眾不會有大的禍亂。這就是所說的“解決困難的事要在容易處著手，治理大事要從小處做起。”如今有功勞的人必定獎賞，受賞的人不感激君主的恩惠，因為這是出力得來的；有罪的人必定懲罰，受罰的人不怨恨君主，因為這是犯罪所造成的。民眾知道受到懲罰得到獎賞都是產生于自身，所以迫切在自己事業上取得功利，而不期望從君主那里得到賞賜。“最英明的君主，臣下只知道有那么一個人。”這句話是說最英明的君主統治下的民眾沒有什么喜悅不喜悅的，哪里還有期望恩賜的民眾呢？最英明的君主統治下的民眾不計較什么利害，勸說君主讓“近處的人喜悅而遠處的人歸附”，也可以舍棄了吧。

【原文】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于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于任，試之于事，課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于選賢？

【譯文】

魯哀公有臣子對外阻擋、拒絕四方鄰近的諸侯國的賢人，對內互相勾結、結黨營私來愚弄自己的君主，而勸說君主“選拔賢人”，這并不是根據功勞選拔賢人的言論，而是選拔君主心目中所謂的賢人。如果讓魯哀公知道孟孫、叔孫、季孫這三個人對外阻擋賢人，對內結黨營私，那么這三個人連一天也不能立身于朝了。魯哀公不知道選拔真正的賢人，只選拔自己心目中所謂的賢人，所以這三個人就得以擔任政事。燕王子噲認為子之賢能而認為荀況不賢能，所以自己被殺死遭受羞辱；夫差認為太宰嚭聰慧而認為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國消滅。魯哀公不一定知道賢能是什么，而孔子勸說他來選拔賢能，是使魯哀公有夫差、燕王子噲那樣的禍患。英明的君主不親自提拔臣子，臣子自會互相進薦；不自以為誰賢能，立功的人自會求上門來。在任職中鑒別他們，在辦事中檢驗他們，在功效上考核他們，所以群臣辦事公正而沒有私心，不埋沒賢人，不推薦不賢德的人。這樣，君主選拔賢人還操勞什么呢？

【原文】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富之侈，而獨儉于上，未免于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于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于事、歸利于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

【譯文】

齊景公拿百套馬車的戶口賞賜臣下，而孔子勸說要“節約財物”，這是使景公沒有辦法了解富豪的奢侈，而獨自一人在上面節儉，還是不能避免貧窮。如果有君主用方圓千里的賦稅收入供養自己的口腹，那么雖然是夏桀王、商紂王也不會比他更奢侈了。齊國的土地方圓三千里而齊桓公用一半的收入來供養自己，這是比夏桀王、商紂王都奢侈了；然而他能成為五霸之冠，是因為他懂得什么地方可奢侈什么地方得節儉。作為君主不能禁止臣下而只是禁止自己就稱為“劫”，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整治自己就稱為“亂”，不節制臣下而只是節制自己就稱為“貧”。英明的君主使人們沒有私心，來禁止詐騙混飯吃的人；盡力干事，把利益歸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要知道，知道了一定獎賞；貪污謀取私利的人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懲罰。這樣，所以忠臣會效忠為公家，民眾士人會竭盡全力為家庭，群臣百官精心克己奉公對待君主，奢侈加倍超過齊景公，也不會成為國家的禍患。那么用節約財物來勸說，并不是迫切要辦的事。

【原文】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于微；禁于微，則奸無積；奸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分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譯文】

如果對葉公、哀公、景公說一句話就可以使他們沒有禍患，應該說要了解下情。了解下情很明白，那么萌芽狀態的壞事就能禁止；萌芽狀態的壞事能禁止，那么壞事就得不到積聚；壞事得不到積聚，那么壞臣子就不能結黨營私；沒有結黨營私，那么公私就會分明，公私能夠分明，那么狼狽為奸的私黨就會分散；狼狽為奸的私黨能夠分散，那么就不會有對外阻擋賢人對內結黨營私愚弄君主的禍患。對下情了解明白，那么觀察問題就會心明眼亮；觀察問題心明眼亮，那么懲罰和獎賞就能嚴明，懲罰和獎賞能嚴明，那么國家就不會貧窮。所以說：用一句話來回答三公而沒有禍患，就應該說讓他們了解下情。

【原文】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譯文】

鄭國的子產早晨出巡，經過東匠巷的大門時，聽見有個女人在哭，就按住他車夫的手讓車停下仔細聽那哭聲。過了一會兒，就派差役把這女人抓來審問，原來是個親手勒死丈夫的毒婦人。后來有一天，他的車夫問他說：“先生是怎樣知道那個女人殺夫的？”子產說：“她的哭聲里有恐懼。一般人對于自己親愛的人，剛生病時是擔憂，快死的時候是恐懼，已經死了就哀傷。如今她哭已經死了的丈夫，不哀傷而恐懼，因此知道她做了壞事。”

【原文】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奸，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譯文】

有人說：子產治理國家，不也太多事了么？壞事一定等到自己耳聞目睹以后才能知曉，那么鄭國能發現干壞事的人就太少了，不使用主管解決案子的官吏，不采用從各個方面考察驗證的政治措施，不明確法度，靠竭盡自己的聽力視力勞累自己的腦力心神去了解壞事，不也是沒有法術嗎？況且天下的事物眾多而個人的智力少，少的不能勝過多的，個人的智力是不能夠普遍地了解事物的，所以要借助事物來治理事物。下面的民眾多而上面的君主少，少不能勝過多的，是說君主不可能普遍地了解臣民，所以要依靠人來了解人。因此身體不勞累而事物就得到治理，不用腦思慮而奸邪就能被發現。所以宋國人的話說：“每一只麻雀飛過羿身邊，他必定能射到，羿就在欺騙了。把天下作為捕雀的羅網，那么麻雀才一只都逃不掉。”了解壞事壞人也有一個大網，任何壞事壞人也不能逃脫。不整頓法制，卻把自己的主觀臆斷作為獵獲的弓箭，子產就是在欺騙了。老子說：“以智慧來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害。”這是在說子產之類的人。

【原文】

秦昭王問于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右左對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乎車上，而知氏分于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愿王勿易之也。”

【譯文】

秦昭王問身邊侍從說：“現在的韓國、魏國和它們建國時相比誰更強大？”身邊侍從回答說：“都比剛建國時衰弱了。”秦昭王說：“現在的如耳、魏齊和過去的孟嘗君、芒卯相比怎么樣？”左右侍從回答說：“趕不上啊。”秦昭王說：“孟嘗君、芒卯率領強大的韓、魏聯軍，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樣啊。”身邊侍從回答說：“確實是這樣。”樂師中期推開琴回答說：“大王對天下形勢的估計錯了。晉國六卿執政的時候，智伯氏最強大，他滅掉范氏、中行氏以后又率領韓氏、魏氏的軍隊去攻打趙襄子，用晉國江水來灌淹趙城，城墻沒有淹沒的地方只有三板六尺高了。智伯外出，魏宣子駕車，韓康子在車上當陪乘衛士。智伯說：‘開始時我不知道河水還可以滅掉別人的國家，我現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灌淹安邑城，絳水可以灌淹平陽城。’聽完智伯的話，魏宣子用肘子碰了一下韓康子，韓康子踩了一下魏宣子的腳，肘和手在車上互相接觸，而智伯的封地就在晉陽城下被瓜分了。如今您雖然強大，還不如當年智伯的力量強大；韓國、魏國雖然很弱，還不至于弱小到如當時在晉陽城下的地步。現在是天下各國正在用肘足相互勾結的時候，希望大王不要看得太容易了。”

【原文】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于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逾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譯文】

有人說：“秦昭王的問話有錯誤，身邊侍從和琴師中期的回答也有錯誤。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掌握自己的權勢。自己的權勢受不到侵害，那么即使天下強大的國家對我也不能怎樣，何況是孟嘗君、芒卯、韓國、魏國，他們能把我怎么樣呢？君主的權勢可以被侵害，那么即使無能得像如耳、魏齊以及現在的韓國、魏國也能侵害我。因此受不受到侵害，在于自己是否掌握權勢，哪里需要問他人呢？依靠自己掌握權勢不被侵害，哪里需要挑選強大與弱小呢？失誤在于不自己掌握權勢，而去詢問敵人能把我怎么樣，那樣不被侵害實在是很僥幸的了。申子說：“失去法術而想求別人誠信，就迷糊了。”這說的就是昭王之類的人吧。智伯沒有法度，率領韓康子、魏宣子跟著自己還在謀劃用河水去灌滅他們的封邑，這就是智伯國滅身死，死后頭骨被做成酒杯的緣故啊。如今秦昭王卻問起目前的韓國、魏國和當初的韓國、魏國哪個強大，難道是害怕有智伯用水淹灌韓、魏引來國滅身死的禍患嗎？雖然有身邊侍從，但卻不是韓康子和魏宣子，怎么會有肘與足相碰暗中勾結的事呢？而中期說“不要看得太容易”，這是不切實際的話。況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琴弦沒有調好，曲調沒有彈清楚，是中期的責任，這才是中期用來侍奉昭王的。中期好好做自己的工作，沒有滿足昭王，卻談論起他不懂的事情，難道不荒謬嗎？身邊侍從回答的“比建國時衰”與“比不上”倒是可以的，但說“確實是這樣”那就是在阿諛奉承了。申子說：“做事不超越自己的職責，職責外的事即使知道的也不能說。”如今中期不知道而且還發表意見。所以說：秦昭王的詢問有錯誤，身邊侍從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錯誤。

【原文】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于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于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譯文】

管子說：“看見合法可行之事，喜歡它就要給予賞賜；看見非法不可行之事，厭惡它就要進行懲罰。對所見到的要賞罰誠信，雖然有看不見的，誰又敢去違背呢？看見合法可行之事，喜歡它卻不給予賞賜；看見非法不可行之事，厭惡它卻不懲罰。對所看見的賞罰不誠信，而去尋求所看不見的，是不能得到真相的。”

【原文】

或曰：廣廷嚴居，眾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奸，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譯文】

有人說：在寬廣的莊嚴場所，人人都有嚴肅恭敬的表現；獨自待在休息的廂房里，就是曾參、史魚這樣正直之士也會隨意。觀察人們在嚴肅的場所，并不是他們行為的全部真實情況。況且面對君主這種人，臣下是要掩飾自己的。只根據自己所見的判斷喜好與厭惡，那么臣下掩飾住奸邪的言行來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洞悉遠處的奸邪，發現隱蔽的苗頭，而卻依靠觀察經過掩飾的行為來對待臣下，決定賞罰，不也存在弊病嗎？

【原文】

管子曰：“言于室，滿于室；言于堂，滿于堂：是謂天下王。”

【譯文】

管子說：“在屋子里說話，話音能充滿整個屋子；在殿堂上說話，話音能充滿整個殿堂；這就稱做天下的君王。”

【原文】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游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于室，滿室，言于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譯文】

有人說：管仲所謂的“在屋子里說話，話音能充滿整個屋子；在殿堂上說話，話音能充滿整個殿堂”的話，并不是只說那些關于游戲飲食方面的話，必定說君主的大事情。君主的大事情，不是法制就是法術。所謂的法制，是編寫進圖書典籍中的，是設置在官府里的，而且還公布到百姓中去的。所謂的法術，是隱藏君主胸中，用來適應各種各樣的情況而從暗地里來駕馭群臣的。所以法制沒有比公開更好的了，而法術卻不能暴露出來。因此英明的君主講法制，那么國內就是卑賤的人也沒有聽不到的，不只是充滿整個殿堂；使用法術，就連寵愛的近侍也不能讓聽到，所以不能充滿整個屋子。而管仲卻說什么“在屋子里說話，話音能充滿整個屋子；在殿堂上說話，話音能充滿整個殿堂”，這不符合法術的言論啊。

【評析】

《難三》主要對八個問題進行了爭辯。

首先論述評議的還是法治問題。第一節所說的就是“遏惡揚善”。子思不愿意在背后說別人的壞話，所以借口說不知道。子服厲伯樂在背后說別人的壞話，所以津津有味地說了。那么，是應該說還是不應該說？魯穆公之重視子思而鄙視子服厲伯對嗎？韓非認為厲伯把龐瞷氏的兒子的錯誤報告給魯穆公而魯穆公卻鄙視他，是不對的。君子恥于說別人的壞話，即使有錯，當面批評他一下也就是了，何必要背后說人呢？把陰暗面都揭露出來，對社會發展就有益嗎？與其揭露陰暗面，還不如像孔子一樣，倡導遵守社會行為規范，提倡選擇最佳行為方式。

故事二齊桓公曾把管仲射中自己帶鉤的深仇丟在一邊而任命管仲當了相國，從而使齊國得以稱霸天下，那么宮內侍衛披的話可信嗎？晉文公饒恕了披的做法可取嗎？是不是仁愛就是“寬恕”？韓非認為晉文公不應該寬恕寺人披。是仇人就應該懲處，這是依法治國的必然道理，對仇人寬恕，就是“人治”，而“人治”，是治理國家的最大弊病。韓非的這段評議有點偏激了，治國是需要“法治”，但寺人披當時是在執行命令，而且寺人披與晉文公并沒有私人恩怨，再說寺人披也沒有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所以寺人披沒有死罪。晉文公之寬恕寺人披，有他一定的道理。至于后世君主學不學齊桓公、晉文公，那是后世人的事，自己明智而學，是他們賢能明智的表現，自己不明智而學，則是昏庸的表現了。

故事三當一個統治者真的有這三種災難嗎？這三種災難真的能導致統治者失去政權嗎？管仲的回答是正確的嗎？韓非的這段評議又有點牽強了，所謂的遠近是指思想上的遠近。統治者的發展情況與周邊的人的發展情況是有很大關系的。至于設立接班人、繼承人，早立有早立的好處，早立可以使接班人早一點學習、熟悉政事，而晚立，則會讓若干人爭著想成為接班人、繼承人，于是他們之間就會明爭暗斗，爭斗不休。當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論，但管仲勸說齊桓公的話，卻是針對當時齊國的形勢及齊桓公的處境而論，所以應該是正確的。至于韓非在后面所列出的三種困難，也是存在的，也是統治者必須掌握的統治方法，而且關鍵要看某個統治者當時的情景以及國家形勢。

故事四三個統治者都向孔子詢問治國的方法，孔子都分別作了回答，那么孔子的回答對不對呢？針對葉公子高的回答是否能解決問題？針對魯哀公的回答是否能使魯哀公尋求到賢人？針對齊景公的回答是否能解決齊國的財政危機？韓非偏頗地認為仁愛就是賞賜，這就有失公正了。仁愛是教育人民不要犯罪。自己統治下的人民之所以有背叛的，那是因為政策對人民不利，人民難以生存，而不是君主不能明察。如果統治者少一點個人私欲，多一點為人民謀利益的思想和行為，誰又會背叛呢？所以韓非的批判不能成立。至于魯哀公能不能選拔到賢人，按韓非的說法，讓下級互相推薦而等賢人自己上門，是靠不住的。韓非對齊景公的奢侈的評議多少還有一點道理，齊景公的治國政策最急需的并不是對自己節約，而是要在全國推行節儉的生活方式；但韓非鼓吹君主的奢侈，這是助長統治者追求奢侈的風氣。韓非把對這三公的治國的辦法歸結為一句“了解下情”也有失偏頗，制定讓人民百姓安居樂業的政策，就是對人民百姓的仁愛。因此，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則是治理國家的最好的座右銘：仁愛人民，遵守一定的社會行為規范，選擇最佳行為方式，用誠信，用智慧，那么國家也就能長治久安。

故事五中我們看到，子產還是很聰明的，聽哭聲就可以知道人的內心情感。那么子產這么做對不對呢？韓非認為，子產應該去干大事，不應該像個小法官一樣去管民間俗事。如果把智力、精力都用在這些民間俗事上，那么國家大事誰來做呢？韓非的這個意見倒也正確，每一層次的官員，都有各自負責的事，如果把智力、精力都用在插手下級官員的職責上，那么自己的工作干不好，而且下級官員也就無所事事了。

故事六秦昭王可以說是得意忘形、目中無人了，但樂師中期的勸告也是不切實際的，那么他所舉的智伯的例子是否能用在秦昭王身上呢？韓非的這段評議很對，很客觀，秦昭王去問左右侍從只能表現出他的躊躇滿志、得意忘形了。而中期確實也不應該插嘴答話，不在其職，不謀其政。中期即使看不慣秦昭王的得意忘形，也不能用智伯的故事來比喻，因為秦昭王身邊并沒有韓康子、魏宣子之類的人。不錯，智伯也是因為得意忘形而導致國滅身死，但智伯與韓、魏是聯軍，聯合作戰，而秦昭王卻是獨領秦軍，這是很不一樣的。

故事七管子的這段話對嗎？看見合法可行的事，喜歡它要有可效驗的憑證？看見非法不可行的事，厭惡它也要有具體的表現？那么對看不見的難道就不應該去尋求嗎？賞罰的進行，必然是要在看得見的范圍內。下屬確實也會有一些掩飾行為，但只要領導人能明察，那么這些掩飾行為也是瞞不了多久的。并不能因為人們有掩飾行為，就不相信所看到的一切。畢竟人們的行為大都是在公開場合，都是可見的，所以還是要相信可以看見的行為。因此，韓非的這段評議有失偏頗。

故事八說話大聲就能稱王稱霸嗎？當然很多人不會同意這種說法，所以韓非提出異議，認為沒有依法治國的統治方法就不能治理國家。管子所言，是指一個人的開誠布公、光明磊落，一個統治者如果真是這樣開誠布公、光明磊落的話，那么在處理各種事務中也用不著耍心眼、耍手段了。也就是他與部下的相互信任。當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論，再怎么開誠布公、光明磊落的統治者，也會有耍心眼、耍手段的時候。但我們所說的是普遍現象，而不是特異個別現象。因此，韓非的評議多少有點偏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