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山居》原文與賞析

敬 安

我愛孤云獨住山，孤云應笑我心閑。

欲將半偈題巖石，恐惹詩人破我關。

此詩作者釋敬安 (1851—1912)，字寄禪，別號八指頭陀，俗姓黃，名讀山，以先世為山谷(黃庭堅)苗裔，故自稱山谷后人。世居湖南湘潭縣石潭鎮，幼失怙恃，貧困無依，以為鄰村牧牛為生。雖少失學業，仍以書自隨。“一日，感籬間白桃花為風雨摧落大哭。潛投湘陰法華寺東林本師出家”。(《冷香塔自序銘》)初以世諦文字非衲子本份，頗加譏誚。后游岳陽樓，“分韻賦詩，他縱目四顧，水天一色，不覺吟了一句 ‘洞庭波送一僧來” ( 《中國佛教(二)》)，歸述于詩人郭菊蓀，稱贊他 “語有神助”，并授以 《唐詩三百首》，一目成誦，遂學詩。后行腳江南，遍參江浙禪林耆宿。至阿育王寺佛舍利塔禮拜，“燒殘二指，并剜臂肉燃燈供佛”(《自笑》詩自注)，因號 “八指頭陀”。從江浙返回湖南，先后住持過衡陽大羅漢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寧鄉溈山密印寺，湘陰神鼎山資圣寺，長沙上林寺。1902年，應請赴東南名剎寧波天童寺為住持。據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寧波天童山之弘法禪寺，自明末密云圓悟和尚重興后，門下人才眾多，俱出主諸方名剎，由是天童法雨，遍于宇內。后世法嗣中，有本皙本晝二人，本晝“喜為文詞，書法得晉人風致，黃宗羲盛稱其《直木堂詩集》，謂‘入王、孟之室’。……闕后嗣天童者多晳、晝二家后人，襲其祖風，大概能詩者居多。……晚近天童住持敬安和尚猶以詩名海內，著《八指頭陀詩集》行世，蓋沿本晝之遺風也。”葉德輝曾為其詩集作序：“詩格駘宕，不主故常，骎骎乎有與鄧(白香)王(湘綺)犄角之意。”辛亥革命后，1912年被公推為中華佛教總會首任會長，后因各地有攘奪僧產銷毀佛像事，敬安代表佛教界與北京政府交涉，反遭侮辱，大恚而歸，次日示寂于法源寺，以身殉教。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五，被法徒奉龕歸葬于天童寺前青龍崗冷香塔苑，今存詩1900余首。

這首《山居》作于光緒三年(1877)。全詩明白如話而耐人密詠恬吟，“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劉知幾《史通》)。

前二句“我愛孤云獨住山，孤云應笑我心閑”，直筆入題，高潔孤矜之情自然流溢。此句可與李白《獨坐敬亭山》的意境相侔。李詩采用擬人手法，以“孤云獨去閑”對“相看兩不厭”，映襯自己與敬亭山的兩相敬慕之情，情景交融，境界空寂;敬安此詩遙興寄托，以“獨住”，“應笑”來襯托自我的“心閑”，表現山中幽居獨處的禪悅在于心寂境如。在敬安的詩集中，有關山居幽興的佳篇并不乏見，寫來清新素雅，頗具情致，如“山僧性愛山，不樂人間住。欲持瓢笠行，更入山深處”(《將之天童結茅》);“自愛幽居道味深，禪余聊復動清吟。白云抱石有遠意，明月在天無高心”(《山居遣興》);“云從冷處臥，鳥向靜中飛”，“雨余茅屋冷，苔色上人衣”(《題悟真禪友山房》);這些詩句，如置于王右丞詩集中，恐怕幾能亂真。這時，一位清如修鶴、心意泰然的詩僧形象就會凸現在讀者面前。

后二句“欲將半偈題巖石，恐惹詩人破我關”，興味雋永，耐人尋味。前二句引而未發，后二句托出詩旨。“半偈”源自佛典。“偈”，佛經體裁之一。以長行(散文)敘述后，往往用偈頌(韻文)概括復述一遍，以加深善男信女的印象，加強宣講閱讀的效果。“半偈”是有關釋迦牟尼過去世的著名故事之一。據《涅槃經·圣行品》講，往昔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菩薩道，名“雪山力士”或“雪山童子”。帝釋下凡化為羅剎，以試其心。羅剎朗讀了過去諸佛所說的“半偈”：“諸生無常，是生滅法。”大士心喜欲求后“半偈”，對羅剎說：“能說余半偈，吾終身為汝弟子。”羅剎辭以饑逼不能。大士問：“汝食何食?”羅剎回答：“我所食者，唯人暖肉;我所飲者，唯人熱血。”大士遂決意舍身供養。羅剎宣說了后半偈：“生滅滅己，寂滅為樂。”大士深思其義，把偈語書寫在石壁、道樹之上。后帝釋懺悔頂禮而去。由于佛“善巧方便”說法，能在一句中演無量法，也能以無量法為一句。此偈雖僅四句，但道破了一切事物生滅無常的本質，指明了斷生死，證涅槃的解脫目標，尤以后“半偈”至關重要，因此雪山大士才為此舍身。《涅槃經十四》“為求八字故，棄所愛身”即指此，后世謂之“雪山半偈”或“雪山八字”。詩中的“關”，指玄關，也是暗運佛典。玄關指出入玄旨之關門。是禪家機鋒晤對中的緊要之處。玄關難開，必得綰鍵而后可，所謂“得鑰啟關”。《頭陀寺碑》：“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黃庭堅《再答并簡康國史弟》：“玄關無鍵直須透，不得春風花不開。”破“玄關”必須實悟親證，片言只語“撥轉”心機，《普燈錄十七》：“玄關大啟，正眼流通。”可使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致“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此又謂之“轉語”。陸游《贈應秀才》“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死參句” 即用此意。由于“玄關”“轉語”往往湊合成三句，所以又稱“三玄”、“三關”、“三轉語”等，著名的有北宋禪宗黃龍派慧南禪師的“黃龍三關”，常以三句問話向人發難，這種 “看話頭”、“破三關”是參禪的切實工夫。順便提及的是，佛教有 “三玄”，道教也有 “三玄”，魏晉之際，玄學大興，以 《易》為玄學之源，《老子》為玄學之本，《莊子》為玄學之精。唐人講玄學，稱 《易》 為 “真玄”，《老子》 為 “虛玄”，《莊子》為“談玄”，而禪學后期受其浸濡，走上玄學之路，可謂玄學的回歸。這也正說明了儒、釋、道互相的交融并用。(詳見呂澂《中國佛教源流略講》) 明白了此詩中的兩處佛典，回過頭來再解釋原詩，其指歸就灼然可見、豁然通暢了。敬安之所以不把半偈書于石壁，耽心的是詩人們參破山居禪寂的玄關。“山居味禪寂，興到偶吟詩”( 《山居四首》)，實則他不只是“偶吟”，而是“苦吟”，“山僧好詩如好禪”，為此，他徘徊于修慧業與世諦文字之間難以自拔。在首刻詩集 《嚼梅吟》中他自敘道，“恐世諦文字有妨禪業”，“余為如來末法弟子，不能于三界中度眾生離火宅，徒徒以區區雕蟲見稱于世，不亦悲乎!”正因為他不以詩僧自居，所以才有如此掬自肺腑的感發文字。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寄希望于真人的 “詩人”親悟實證，轉識成智，去汲獲人生的妙諦。

釋紹嵩與亞愚 《江浙紀行集句詩》 自序中說：“永上人曰：禪，心慧也;詩，心志也。慧之所之，禪之所形;志之所之，詩之所形。談禪則禪，談詩則詩。”堪稱得髓之論，敬安此詩即是明證。他在 《周菊人贈詩，次韻答之》中寫道：“本圖成佛祖，豈分作詩奴?”這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楊度曾為他的詩集作序，稱他 “雖云慧業，亦以工力勝者也”( 《名僧錄》 引)，看來是苦心力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