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戲劇·僧餅》原文與賞析

侯 白

嘗有一僧忽憶餅吃，即于寺外作得數十個餅，買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訖，殘餅留缽盂中，蜜瓶送床腳下，語弟子云：“好看我餅，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極毒藥，吃即殺人。”此僧即出。弟子待僧去后，即取瓶瀉蜜，搵餅食之，唯殘兩個。僧來即索所留餅蜜，見餅唯有兩顆，蜜又吃盡，即大嗔云：“何意吃我餅蜜?”弟子云：“和尚去后，聞此餅香，實忍饞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來嗔，即服瓶中毒藥，望得即死，不謂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盡我爾許餅?”弟子即以手于缽盂中取兩個殘餅，向口連食，報云：“只做如此吃即盡。”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本文選自《啟顏錄》。《啟顏錄》十卷，新舊《唐書》均題“侯白撰”，現亦有人認為今傳《啟顏錄》輯本應為唐開前無名氏托侯白之名所撰。侯白，隋朝魏郡臨漳人(今河北臨漳縣)，字君素，生卒年不詳。性滑稽，好為誹諧雜說，舉秀才，為儒林郎。隋文帝召于秘書修國史，后給五品食，月余而死，“時人傷其薄命”。其傳附見《隋書·陸爽傳》、《北史·李文博傳》。著書有《旌異記》十五卷，已佚;笑話集《啟顏錄》，亦佚，然《太平廣記》等書引用甚多。魯迅評此書云：“蓋上取了史之舊文，近記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淺，又好以鄙言調謔人，誹諧太過，時復流于輕薄矣。”(《中國小說史略》)

這則笑話的情節很簡單，說的是一個貪婪的和尚買得數十個餅和一瓶蜜而被聰明的弟子騙吃的故事。通常，笑話這種以“笑”為特征的幽默文藝小品，內容所涉，小自身邊瑣事、村夫山民，大至經邦緯業、帝王將相，無所不包，其對社會生活現象的概括和藝術夸張的程度是很高的，一篇成功的笑話，往往經久不衰地成為人們對某一社會現象或對某一類人物進行描繪的藝術摹本。僧家有“不貪”、“不妄語”等戒律，實際上，他們卻往往慳吝欺眾、粗暴無禮。這篇笑話，通過一個僧人欲騙弟子而反被弟子所騙的故事，辛辣地嘲諷了這類僧人的虛偽而又愚蠢的嘴臉，把他們假仁假義、道貌岸然的面具撕得粉碎，令其丑惡的本質暴露無遺，無地自容。《金瓶梅詞話》第九十三回陳經濟騙任道士一節和日本“狂言”劇 《附子》(見周啟明譯 《日本狂言選》)，情節均與此故事近似，可見這則笑話的影響還是很廣的。

我國笑話的傳統源遠流長，在先秦諸子、典籍中己肇其始。司馬遷在 《史記》里提到的淳于髡、東方朔等，就是以說笑話為能事，從而達到諷諫勸喻的目的。兩漢以來，散見于各種筆記小說和叢談中的笑話日見增多。至漢末，有邯鄲淳《笑林》三卷問世，曹植已能記誦 “俳優小說”數千言，笑話開始獨起門戶，自為一體。此后，“魏文因俳說以著 《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 《文心雕龍·諧隱》)。笑話作者的創作實踐以及笑話產生的社會效果，遂漸引起文學評論家的重視。南朝蕭梁時代的劉勰，在 《文心雕龍》 中專為笑話這一文學形式寫了一篇 《諧隱》 的評介文章，第一次從理論的高度總結了諧隱的意義，肯定了笑話的社會作用和藝術價值，使笑話特殊的社會價值得到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明代馮夢龍編撰的 《廣笑府》、《古今譚概》和清代游戲主人同程世爵分別編輯的《笑林廣記》，就是其中影響較大的著作。流傳在少數民族中間的 《阿凡提的故事》 (維吾爾族)、《阿古登巴的故事》(藏族) 和 《巴拉根倉的故事》(蒙古族)，同樣是我國笑話中的瑰寶。

《僧餅》正是我國笑話藝術寶庫中別具風趣的一篇佳作，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有其獨到之處。在我國延續兩千多年的漫長封建社會中，僧侶階層雖沒有像歐洲的羅馬教廷那樣具有絕對的權威，但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特殊階級，其他位也是神圣不可瀆褻的，更不許隨意譏嘲，尤其是唐以后佛教獲得皇帝的青睞之后。他們不勞而得食，人們默認; 他們宣揚普渡眾生的佛理，人們信奉，很少人敢于正面揭示他們的丑行。《僧餅》卻把鋒芒直接指向自作聰明而又愚陋自大、唯利是圖而又欺詐狡賴的僧人，在機智伶俐的弟子面前現了原形，丑態畢出，充分暴露出他們的骯臟靈魂，在笑聲中接受世人的唾罵與審判，使人們在笑聲中體會、認識到統治階級的黑暗、政治的腐敗、道德的淪喪，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剝削階級的本質。平時口口聲聲慈善為懷的僧人，“作得數十個餅，買得一瓶蜜”，竟“于房中私食。”不但不讓弟子分享，“食訖”，還欺騙弟子說：“床底瓶中，是極毒藥，吃即殺人。”至此，已把一個好吃懶惰，狡詐自私的僧人形象勾畫得活靈活現，躍然紙上，及至兩次 “大嗔”，最后“下床大叫”，這和市井無賴的兇殘暴戾已經毫無二致了。笑話是 “笑” 的戰斗。對于人間的各種不平等和腐朽的靈魂，笑話極盡其嬉笑怒罵之能事。人們在對此僧的種種丑態捧腹大笑之余，還從其弟子的智慧中得到愉悅的快感。

這則笑話的篇幅不算長，只有200字左右。在這樣一個短短的篇幅內能把兩個人物刻畫得如此真實、生動，并把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勾勒出來，沒有一定的藝術功底是不行的。這則笑話在寫法上可以說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寫作技巧。我國傳統的寫作方法注重故事情節的描寫，尤其以人物動作為中心，不像西方文學那樣具有冗長的心理活動描寫。這篇故事全篇沒有一處多余的心理描寫，都是在人物的動作和對話中展開情節，短小精悍，栩栩如生。故事一開始，已經對此僧的內在性格作了鋪墊。他想吃什么就買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這種性格的隨意性，恰恰表示出此僧性格中的專斷暴戾而“于房中私食”一節，畫龍點睛似地暴露出此僧又很狡詐、自私的一面。寥寥數語，已為下面故事的進一步展開做好了準備。接著，從僧人欺騙弟子而反被弟子愚弄，因此兩次“大嗔”乃至氣急敗壞地“下床大叫”，步步深入，環環相扣，把一個令人可笑又可惡的僧人形象完整地刻畫出來了。故事中對于僧人和弟子絲毫沒有做形容性的描繪，只字未提僧人如何貪吝，弟子如何聰敏，都是從他們間的對話和行為中自然而然地、順理成章地加以展現。例如，當弟子趁僧人不在時偷吃餅子和蜜之后，僧人越是著急弟子越平靜;僧人越是惱怒，弟子越是捉弄，這個情節本身就十分生動地表達了兩種人物不同的性格，無需再作多余的渲染，這也是我國笑話共有的特色之一。語言精練也是這則笑話的特點，特別是雙重意義詞句的巧妙運用，為故事增色不少。如故事中“僧大嗔云：‘作物生，即吃盡我爾許餅’”這“作物生”意為“為什么”、“怎么的”，本是僧人氣極責備的話，小弟子卻故意誤解為一般的問句，使故事在結尾處妙趣橫生。

笑使人胸懷曠達，笑使人增長智慧，笑把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美國著名笑話集編選者柯貝蘭說：“笑話是代代相傳的。好的笑話是不朽的。甚至最陳舊的笑話，對于某些人還是新鮮的。只要善于把它潤飾和適當地現代化一下，老樹也可以開出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