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滿庭芳》原文與賞析

蘇 軾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好，千盅美酒，一曲滿庭芳。

《滿庭芳》一詞為蘇東坡被貶黃州以后所作。

詞的上闋，總論世事人生，較集中地反映了這一時期蘇軾的世界觀與人生哲學。詞中寫道：人生在世，虛名如同蝸角，微利恰似蠅頭，為這些苦心孤詣地經營，算來算去無非是一場空忙。事事皆由前生定，爭什么誰弱又誰強?趁著自己尚且未老，一定要使自己活得輕松瀟灑一些。人生百年之中，最好整個都在醉鄉，醉他個三萬六千場。

下闋，轉入對自身過去與未來的思考。詞中寫道，回顧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能有多少思量?自己經歷過政治生活中的風風雨雨、人生旅途中憂患悲愁，使自己半生受到阻礙和損害。又何必到死不改，爭說些短短長長?目前有幸沐浴清風，面臨皓月;置身于茵茵綠草鋪展，朗朗云幕高張的優美環境之中。在這大好江南，身邊有千盅美酒，歌一曲《滿庭芳》，是多么地愜意。

整首詞中，貫穿著蘇軾復雜的思想。蘇軾少年時“奮歷有當世志”、“少小不為身，宿志固有在”，贊揚杜甫“流落饑寒。終生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傾慕賈誼、陸贄，愿以“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因而，他曾積極參政，屢向朝延上書，提出厲法禁、抑、決壅蔽、教戰守等主張。可以說，蘇軾的儒家政治理想在他的政治和文學生涯中始終起著重要作用。元豐二年(1079)，因寫詩語諷新法，他被捕下獄，出獄后責授黃州團練副使，以后遷來徙去，政治上始終不得意。這“憂愁風雨，一半相妨”自然與他平生抱負與理想相違拗，沖激、碰撞而成情感大潮與思想上的困惑。這首《滿庭芳》詞，情感激越、語勢強勁。“算來著甚乾忙”的憤懣，“誰弱又誰強”的牢騷，“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的強烈的發泄盡管與《大品般若·幻聽品》中的“若當有法勝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類似，然而事出有因，是仕途坎坷、人生憂患與他的思想追求之間沖撞出來的簇簇火花，并非本意如此。

普列哈諾夫說： “廣義的而且當然在確切得多的意義上的宗教，實際上只有當社會人為了自己的道德或一般地為了自己的行動和設施開始向神或諸神尋求恩準的時候。”蘇軾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受到 “相妨”之時，佛、道二家的思想與蘇軾本身固有的“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游于物之外”、“無所往而不樂”、“聽其所為”、“莫與之爭”、“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尊前” 等思想一拍即合，構成了蘇軾一生儒、道、釋三教合流的思想狀態。

佛教講“四諦”，鼓吹人生一切皆苦，教人厭棄身世; 把人生之苦的根源歸于人的欲望; 為人們虛構一個涅槃的理想境界; 指出通過精神上自我凈化是消滅痛苦的根源。佛教宣傳“三世因果”、“六道輪回”，如一首偈子說：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佛教還奉有“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等。這此佛教思想在這首 《滿庭芳》 的上闋表現得十分突出。他把虛名微利的爭逐，“算來著甚乾忙”;把人世間的浮沉強弱看做“事皆前定”。于是，看破紅塵，以求長醉。道家主張三一為字，提借精、氣、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 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致太平。于是蘇軾詞中下闋便創設了一種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境界。將 “風雨”“相妨”輕輕拂去，而良辰、美景、醇酒、佳詩融而為一。此時，“苔茵展”的吟“一曲滿庭芳”的人，構成了中國古典詩詞中“情景合一”的最佳境界。正如 《人間詞話》 中所論：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為人心中之一境界。”對此，葉嘉瑩女士闡述得更為明白，她說：“境界之產生，全賴吾人感受之作用; 境界之存在，全賴吾人感受之所及。”因而，在詞的下闋便出現了平和、舒展、暢達、愉悅的和諧。上下闋比較，從思想感情而言，前者如雷霆萬鈞、暴雨傾盆，恰似火山奔突前的郁積與躁動，充滿著儒與佛的矛盾; 后者如清風和暢、皓月空明，恍如風雨平息后的舒展與寧靜。這種情感的跌宕、思想的矛盾在蘇東坡諸多詩文中都有體現。恰如他另一首詞《水龍吟》中的楊花 “拋家傍路”、“無情有思”、“隨風萬里”、“又還被鶯呼起”，總是不得寧靜。

蘇軾思想上盡管兼容儒、道、釋，但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比較現實的生活態度、抗直上進的性格特征，都使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他在 《答畢仲舉書》中說： “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 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雖屢受挫折，在文藝創作上始終孜孜不倦，在人生態度上也始終樂觀曠達，這實在是后人在讀 《滿庭芳》后掩卷慶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