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根的樹》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74 彩色片 9本

保加利亞鮑楊納電影制片廠攝制

導演：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 編劇：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 彭·彭塔列夫(根據尼·哈伊托夫的小說改編) 攝影：阿塔納斯·塔謝夫 主要演員：尼科拉·多道夫(飾加焦) 涅維娜·科卡諾娃(飾兒媳)

本片獲1974年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大獎

【劇情簡介】

加焦曾是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游擊隊員，戰斗勇敢，卓有功勛。國家獨立之后，回到農村，給農業社培養梨樹，不領養老金。

加焦的兒子吉里爾是高級工程師，住在城里，幾次寫信回家，請父母老人到城里和他們住在一起，一起生活。加焦和老伴都舍不得離開自己的老家，舍不得離開農業社，更舍不得離開那些他們栽培的梨樹。總之，他們舍不得離開在此生活了幾十年的一切。他們覺得，這里的生活是愉快的，美好的，令人滿意的。他們回信給兒子，婉言謝絕了兒子的好意。

但是，加焦的老伴隨著年老體衰，去世了，加焦悲痛不已。兒子又請他到城里去，為避免一人生活孤單，加焦同意了。

兒子和兒媳婦對加焦很孝敬，生活上處處照顧他。小孫子克拉西對爺爺更親近，爺爺的出現，使他格外高興，也格外活躍。回家便纏著爺爺，要求講故事，要求爺爺帶他上公園玩，看小鳥，看小動物，祖孫倆常形影不離。

兒子家的生活條件是上乘的，住在高樓，居室寬敞明亮，家用電器設備齊全。吃的都是高級食品，出門有小轎車，可以說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加焦對這種高享受的舒適生活不習慣，并且越來越感到不能適應。起初上下樓，他不會開電梯;出門到了街上，在林立大樓間，又會迷路;不出門呢?兒子兒媳婦都去上班，小孫子上幼兒園，家里剩他一個人，到處空空蕩蕩，轉來轉去，只有四壁和家具，沒有個人說話，被空虛無聊包圍著，不知如何是好。兒媳婦勸他多睡覺，可他睡不著，便想找點事做。譬如上街買買酸奶啦，叫兒子到水庫檢查工作時順便帶點柳條回來他編個籃子啦，可是兒子和兒媳婦什么也不讓他干。

加焦不愿在兒子這里呆著光吃飯不干事，向兒子提出要回鄉下去繼續侍弄他的梨樹。兒子不同意，叫他哪里也不要去。說如果他回到村里，人們會說他連父親也養不起。既然他已經退休，該享享清福了，可以在房里看看電視，也可以出外走走散散心，找個伙伴打打牌，累了就休息。

鄰居普拉明想換輛進口車，但沒有外匯，知道加焦有很多當大官的老戰友，便托他幫個忙，托人弄一輛。按普拉明的說法“您打個電話就可以了”。事實也是這樣的，但加焦卻堅決拒絕，并且很氣憤。他說： “為買輛進口車叫我去走后門求人，不像話。”

孫子拉根木條當馬騎，說是木棒。加焦糾正他，說粗的才叫木棒，這么細的應該叫木條。兒媳婦認為不必在這種細枝末節的小事上對孩子過多講究。加焦則說應該讓孩子從小養成分辨事物的能力，讓孩子多知道點事，將來會有用。兒媳婦不以為然，說她的兒子長大后，不會到鄉下去當羊倌，更不用到田里去驅趕麻雀。

加焦漸漸覺得雖然和兒子住在一起，也一起吃飯，可是他和兒子兒媳之間卻很陌生，對這種吃閑飯的“幸福生活”仍不滿意。他覺得這里面缺少點什么東西，自己像一棵無根的樹。

加焦幾次三番向兒子提出要回農村去，兒子和媳婦擔心老人家在家無人照顧。加焦說他一人能過，他離不開鄉親們，離不開家鄉的土地。那土地，插上樹枝就能生根開花結果。

有一天，加焦突然暈倒，經檢查，他沒有病，醫生說，這是他精神不愉快所致。

又一天，加焦出門散步，意外遇見老戰友鮑焦和格久等。加焦向他們傾訴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和心情，鮑焦等拉他到他們的“老人之家”去一起聚談聚談。說那里活動豐富多彩，可以盡情座談聊天，還有詩歌朗誦和下棋等娛樂。

第二天，加焦到“老人之家”去了，在那里他見到了許多老戰友，多是當年的游擊隊員。也見到當年的醫生和將軍。大家談起當年的戰斗生活，回憶那些可歌可泣的戰斗經歷。加焦興奮異常，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戰斗情景，并且一再感慨：“當年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今天怎么能坐享其成呢?”這時的加焦和在兒子家中的加焦，判若兩人。鮑焦稱加焦是一部活歷史，當年的將軍說：“應該讓學生們讀我們的回憶錄，讓他們了解我們的過去，那是段珍貴的歷史，是做人的榜樣。”格久附和說：“如果人們忘記了過去戰爭年代那種精神，就沒法活了。”他們興高采烈地一起熬玉米粥吃，加焦還大嚼大蒜，說在兒子家里不敢吃，怕他們嫌臭。抱怨兒媳婦盡給他吃蛋黃醬，東西雖然高級，可是他吃膩了，不愿吃。只好說他有胃潰瘍，兒媳婦又勸他去看病，真是哭笑不得。

話題扯到加焦在兒子家的生活，加焦說：“兒子是工程師，干大事的，寫了許多論文，勤奮，是個大有希望的孩子。不過，他不像娘肚里出來的，跟他說話，像跟電冰箱說話，冷冰冰的。”這種吃閑飯的生活，太無聊，他再也過不下去了，再也不聽兒子和兒媳婦的勸阻了。他一定要回到鄉下去，繼續他嫁接梨樹的生涯，讓梨樹為人們結出更多更甜的黃梨，為人民立新功。

經過和兒子徹底交談，加焦決定搭村里攝影師的車回農村去。攝影師勸他在城里舒舒服服地度過晚年，加焦說再在城里待下去，兒子會把他誤當瘋子送進醫院了。

加焦終于踏上回農村家鄉的路。路旁廣闊的田野，綠油油的莊稼，使他的郁悶一掃而光，他又回到了他熟悉、熱愛、向往的天地。

【鑒賞】

反映老年人生活的電影，由于國度不同，便有多種取材角度。二戰中，保加利亞像東歐各國一樣，慘遭希特勒法西斯蹂躪。保加利亞人民也像東歐各國人民一樣，為擊敗希特勒德軍，拯救祖國，在烈火中浴血奮戰，貢獻自己的一切。

二戰結束后，保加利亞獨立了，那些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戰士們隨著歲月流逝，由青年、壯年而邁進老年了。這些人的現實生活是怎樣的?

《無根的樹》以加焦為代表，向觀眾做了細致、準確的描述。可以認為，加焦的典型性超越了保加利亞國界，覆蓋了東歐各國，以至在歐、美，在世界各國，都可見到他和他的戰友們的影子。因之也可認為，《無根的樹》在1974年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獲獎是理所當然的。

加焦和他的戰友們，青壯年時期和祖國命運是血肉相連的。他們的作為，無愧于祖國和歷史，甚至可以說有權為自己而驕傲，有權得到尊敬和享受。

然而加焦們并不看重這些。他們對祖國、對人民、對歷史的拳拳之心，仍是他們指導生活的最高準則。加焦不領養老金，繼續把自己生命的全部能量用在看去似不重要的農村副業勞動上。他培植大量梨樹，當然是為造福后代。在這平凡勞動中，他寄寓感情，得到慰藉。這種類型的性格和感情，是他們戰斗生活歷史所冶鑄成的，加焦們的第二代人難以理解。待到第三代第四代之后的人們，怕更難理解了。因此，當年的將軍說“應該讓學生們讀我們的回憶錄，讓他們了解我們的過去，那是段珍貴的歷史，是做人的榜樣”。這段話是將軍的肺腑之言，也是影片創作者寄予后輩的殷切期望。

加焦的感情表露，不僅僅是懷舊。誠然，他對光榮的過去不能忘懷。當回憶起那些酷烈的戰斗場面時，他也由衷地情緒激蕩。但他更關心的是未來和未來的人。他非常認真地教小孫子分辨多么細的叫木條，多么粗的才叫木棒。這看起來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可以認為是不必要的嘮叨。然而，觀眾可以從中看到這位老人培養后代的細心和苦心。但是作為第二代的兒子和兒媳婦對此卻不能細察，甚至不以為然，說他們的兒子將來“不會到鄉下去當羊倌，更不用到田里去驅趕麻雀”。也許真是那樣，然而，即使成了高級工程師、大官，也需要具有對事物基本的識別和稱謂能力呀。這都是需要從孩提時期便開始進行教育的。作者利用這個細節，深刻地表現了兩代人的差別。

可以說加焦的兒子和兒媳婦對老人很好。他們有孝心，讓老人吃高級食品，盡量讓他吃飽睡足，到街上活動活動，找個伙伴打打牌，總而言之享享清福。他們不知道，加焦享不了這種清福，他所需要的是雖然老了仍可以有機會為祖國和人民做出點力所能及的貢獻。如果說存在于他們之間有一條代溝的話，那就在于各自持有不同的人生觀。

加焦是位可愛的老人，同時，誰也不能說兒子和兒媳婦不好，還能要求他們怎么做呢? 在這種人物的觀念不同，關系微妙的特定情況下，作者使用了“細細展現”的手段。加焦感到生活空虛、無聊、難耐，向兒子提出要回鄉間農村去。兒子說那樣的話，鄉間人們會說他連父親也養活不了，有失他的臉面。從兒子的方面思考，合情合理，當父親的加焦能不為兒子的這點臉面著想嗎?但是加焦仍舊要不在城里享清福而回到農村。為了什么?作者在這里把他放在另一環境里進行描述，使他遇見鮑焦和格久，又被鮑焦和格久引入老戰友群。于是，觀眾看到了歷史上的加焦，對照目前的加焦，人們便不難看到一個立體的加焦了。人們對他的內心活動有了深入了解。所以當他搭乘攝影師的汽車，離開城市，眼前展現出生機勃勃的原野時，觀眾便自然地進入了他的感情世界而產生共鳴了。

影片著重描寫心理活動，又緊緊掌握人物關系的分寸。加焦空虛、失落、苦悶，卻無人可傾訴，和兒子講話?兒子像個冰箱。和兒媳婦講話?根本沒有共同語言基礎。和小孫子講話?他當然聽不懂。難道能對沙發、桌椅、鍋灶、刀叉講?那可真成瘋子了。他只能悶在心里，越來越苦悶。只有和老戰友們相聚會時，他才能無拘無束地徹底向他們傾訴一切。他已經吃膩了高級食品的蛋黃醬，但又不好拒絕兒媳婦的孝心，他推說有胃潰瘍，兒媳婦馬上勸他去看病。這種哭笑不得的小喜劇，是緣他而起的。這種真情只有在老戰友面前，才能說得出，因為是兩種性質的人際關系。

表現老年人生活的影片不少。選材角度不同，情調各異。《無根的樹》則是立足于保加利亞的歷史和現實，加焦有加焦的生活目的。影片賦予他積極追求者的鮮亮明快的色調，他忍不得空虛無聊生活的壓迫，他渴望能為造福后代作事。這種心態在世界上的老人中，為數眾多，自然具有較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導演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是保加利亞著名導演、美工師，獲人民演員稱號。1966～1967年于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師從著名老導演羅姆，1974～1982年任保加利亞電影協會主席。1969年拍故事片處女作《圣象壁》初得成功，1972年與前蘇聯、民主德國合拍的《鉆或錘》可認為是他的代表作。1974年拍攝了《最后一個夏天》。1979年拍攝的《障礙》一片，于1980年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銀質獎，該片被認為是對保加利亞電影發展形成一個新階段的作品。其所有作品，均強力表現保加利亞人民忠厚、樸實、倔強、勇敢的民族性格，反映了保加利亞人民的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