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他的長城邊上，韃靼人在游蕩

——蒲伯長詩《軍伯頌》第二卷76頁

過去我曾在書上讀到，那個下令修筑那條幾乎是無限的中國長城的人就是那第一個皇帝——始皇。也是他下令焚燒了在他之前出版的一切書籍。這兩個大規模的行動——為抵御野蠻人入侵而修的五六百列瓜的石頭長城和嚴厲地廢除歷史即以往的歷史——都是他一個人所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象征。不知為什么，此舉既使我感到滿足又使我感到不安。研究這種心情產生的原由，便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從歷史上說，這兩個措施并沒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奧秘。作為阿尼瓦爾戰爭同一時代的人，秦始皇統一六國，掃除了封建割據；他修了長城，因為長城是防御工事；他焚燒了書，因為反對派援引它們贊揚古代的帝王。焚書和修工事，是君主們通常的任務；秦始皇的特別之處在于他的行為規模宏大。某些漢學家是這么解釋的。但是我認為，我涉及的不單是對普通的使命的夸大或夸張。為果園或花園筑一道圍墻是司空見慣的；把一個帝國圍起來卻非同小可。要讓一個最傳統的種族放棄對其神秘的或真正的過去的記憶，同樣非同小可。當秦始皇命令歷史從他開始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三千年歷史(在那些年代里有黃帝、莊子、孔子和老子)。

秦始皇流放了他母親，因為她放蕩不羈。在他的嚴厲執法中，正統派只看到一種鐵面無情；秦始皇也許是企圖掃除符合教律的書，因為這些書指責他；秦始皇也許想通過廢除整個過去來廢除一件往事： 他母親的壞名聲(猶太國的一位國王也是這么干的： 為了殺死一個孩子，他把所有的孩子都殺了)。這種假設是值得注意的。但是這不能解釋長城，不能解釋神話的另一張面孔。據歷史學家們講，秦始皇禁止人們提“死亡”二字，并尋找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他隱居在一座具有象征性的宮殿里，那座宮殿的房間有一年的天數那么多。這些資料說明，空間上的長城和時間上的焚書大火是用來阻止死亡的巫術的障礙。世間的萬物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存在，巴魯赫·斯賓諾莎這樣寫道。也許秦始皇和他的巫師們相信長生不老是固有的，腐爛不會進入一個封閉的世界。也許秦始皇企圖再創造時間的起始。他叫“始”，是想真正成為第一；他叫“皇”，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成為皇帝，成為發明文字和指南針的那位傳說中的皇帝。據禮書上說，那個皇帝為萬物取了真正的名字；同樣，秦始皇也自吹發明了永不泯滅的銘刻，在他的統治下，萬物都會有其合適的名字。他夢見自己創建了一個永恒的王朝；他命令他的繼承人叫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四世皇帝，如此延續下去，永無止境……我說這是一種巫術的意愿。同樣可以設想，修長城和焚書不是同時的行動。這為人們提供了一位國王的形象： 他首先進行破壞，然后又無可奈何地保存；或者，他感到失望了，破壞掉了他以前保衛過的東西。兩種假設都具有戲劇性，但是我卻明白它們都缺乏歷史根據。赫伯特·艾倫·翟理思說過，隱藏書的人被人用燒紅的鐵器刺了字，被判處終生修建沒有盡頭的長城。這個信息有利于或可以容許另一種解釋。長城也許是一種比喻，秦始皇判罪的也許是那些留戀過去、而不喜歡像過去一樣龐大、一樣愚蠢、一樣無用的工程。長城也許是一種挑戰，秦始皇想：“人們留戀過去，我絲毫不能反對；我的劊子手也不能反對，但是將來可能出現一個像我這樣想問題的人，他將破壞我的長城，就像我焚毀書籍一樣；他將消除對我的記憶，成為我的影子和鏡子，他卻不知道。”秦始皇為他的帝國修長城，也許因為他知道他的帝國不牢固；他焚書，也許因為他明白那些書是神圣的，那些書展示的是整個世界或每個人的心靈展示的東西。也許圖書館的大火和長城的修筑是以一種秘密方式取消的行動。

此時此刻和一切時刻把一系列陰影投射在我將見不到的大地上的牢固長城，是一位命令最謙敬的民族燒掉它的過去的愷撒的影子；除了可以提出的假設外，我們產生這種想法是可信的(其功用可能在于在巨大程度上阻止建造和破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推斷，一切形式都在其形式上而不在某種假定的“內容”上具有其功用。這一點和貝內代托·克羅齊的命題一致；佩特也早在1877年就斷言，一切藝術都追求音樂性。音樂不過是一種形式。音樂、幸福狀況、神話、被時光消耗的面孔、某些黃昏和某些地方，它們想告訴我們或已經告訴我們什么不應該喪失的東西，或準備說什么東西；這種尚未產生的、泄露什么的急切性，也許就是美學行為。

1950年于布宜諾斯艾利斯

(朱景冬　譯)

注釋：

列瓜： 西班牙里程單位，約合4。83公里。

阿尼瓦爾(前247—前183)： 非洲卡塔戈將軍。

赫·艾·翟理思(1845—1935)： 英國學者。

貝內代托·克羅齊(1866—1952)： 意大利哲學家。

佩特(1839—1894)： 英國作家。

【賞析】

秦始皇的功勛與劣跡千百年來早已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尤其是修建長城與焚書坑儒，甚至在一定程度成了他的代號。然而今天，當你讀過了博爾赫斯的《長城和書》，會發現在那個世界上距離中國最遠的國家里，有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圖書館長用自己獨特駁雜的思想，為這個中國皇帝的行動寫下了別樣的文字。

在博爾赫斯的眼中，修建長城與焚書這兩個非同小可的行為，“不單是對普通使命的夸大或夸張”。作者為此列舉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 對記憶的清洗——“秦始皇也許想通過廢除整個過去來廢除一件往事： 他母親的壞名聲”；生和死——“空間上的長城和時間上的焚書大火是用來阻止死亡的巫術的障礙”；結局和起始——在一個封閉的世界里“企圖再創造時間的起始”；建設與破壞——“他首先進行破壞，然后又無可奈何地保存；或者，他感到失望了，破壞掉了他以前保衛過的東西”；自覺的形式對內容的抵制——“秦始皇判罪的也許是那些留戀過去、而不喜歡像過去一樣龐大、一樣愚蠢、一樣無用的工程”。然而，這些可能性趨近于無限。

當醉心于長城和書的聯系的博爾赫斯把過去作為浩繁笨拙的鏡子時，我們看到，世界的互文性便魔術般地進入到他那獨特神秘的想象里。這里我們無須繼續博爾赫斯的推理，世界的可能性是如此紛紜，以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心智的努力到達任何必要的解釋，甚至可以把任何嚴肅重大的話題演變為一場純粹的游戲。可以肯定的是，博爾赫斯推論的那些可能不始于秦始皇，也不可能到他那里終止，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困擾我們的一個復雜而深刻的難題，那就是對于形式的闡釋，其內容往往抽離于虛構與真實的簡單分野。

虛構的思想幾乎在博爾赫斯所有的小說上都有所體現，當然，也表現在他關于文學和藝術世界本質的隨筆中。在《論惠特曼》一文中作者寫道：“一件虛假的事情可能本質上是實在的。”博爾赫斯以“虛假的”來說明常人所渴望得到的對一個人的絕對真實、客觀、全面的描述的不可能性。多種可能、多種層面甚至是對錯與善惡并存的狀況才是真實的。虛構不僅僅是對常人思維邏輯的一種沖擊，也是對已有的倫理觀念和價值判斷的挑戰。

由于虛構的思想和真實性的思想緊密相連，所以從文體上講，博爾赫斯的小說和散文隨筆之間是缺乏明顯界限的。也就是說，因為他認定虛構也是一種真實，所以在以真實為基本特點的散文寫作中他也采用虛構的寫法。在《長城和書》中，博爾赫斯對史書中的秦始皇就進行了這種虛構性解讀。比如他認為秦始皇之所以焚書坑儒，是為了埋葬、銷毀世人對他的淫蕩母親的敘述和記憶；而他之所以修建長城，則是為了維護一片清潔的意識形態領地。這也不是史學家能夠認同的觀點，而是出于小說家的虛構。基于這一點，博爾赫斯得出了結論：“一切形式都在其形式上而不在某種假定的‘內容’上具有其功用”，這種思想在最大限度上否定了闡釋的意義，遂將“形式”這一概念認定為最終的“美學行為”。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