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數同輩人一樣，我曾受到這個諺語的教誨：“撒旦要捉弄懶漢”。我作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兒童，相信所受的一切教誨，并由此而萌生了能使我一直勤奮工作至今的自覺性。這種自覺性雖然支配著我的行動，但我的看法卻與過去完全兩樣。我認為在當今世界上工作過于繁重，工作即美德這種信念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在現代工業國家所需要宣傳的東西同以往一向宣傳的東西很不同。大家都聽說過一個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當他看見大街上12個乞丐躺在那里曬太陽時(此事發生在墨索里尼時代以前)，他想布施一個里拉給其中最懶惰的人。有11個乞丐一下子躍起乞討，于是，他把里拉給了第十二個乞丐。這個旅行者所做的當然是對的。在那些享受不到地中海日光的國家中，閑散并非易事一件，需要廣加宣傳才能開此先河。我希望青年會的領袖們讀了這篇文章后，開展一場運動，引導善良的年輕人無所事事。倘能如此，我便沒有白活著。

在陳述我的關于懶惰理論之前，需要排除一種我不能接受的說法。每當個人早已滿足生活所需，但他仍準備從事某種平常的職業，如教員或打字員，人們就會對他說，這樣做等于從別人口中奪食，因此是不義之舉。如果這個論點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只需游手好閑就能飽食終日了。這樣說是忘記了下列事實： 一個人所賺得的通常就是他所消費的，而由于消費之需要又為他人提供了職業。只要一個人不斷消費他所賺得的，那他為別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數量就像他從別人口中奪得糊口之食的數量一樣多。從這個觀點來看，真正的罪人是節約者。正如法國人常說，一個農民如果只把他節約下來的錢放在一只長襪中，很明顯這錢不會為別人提供職業；如果他把節約下來的錢用來投資，事情雖無多大了不起，結果卻完全不同。

把節約下來的錢貸給政府，這是最通常的一種做法。鑒于現代大多數文明國家的政府，公共支出的大部分是用以償還戰爭賠款或準備在未來戰爭這個事實，因此貸款給政府的人就與莎士比亞劇中雇傭兇手的壞人同屬一類。此人節省而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使他貸給國家之款，用來增長國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用掉賺來的錢，即使是用來酗酒或賭博，那也顯然要好得多。

但是，人們會這樣告訴我，如果把節省下來的錢用于投資工商企業，情況就完全不同。如果這種企業辦成了，生產出有用的東西，這種做法就無懈可擊了。然而，今天沒有誰能否認大多數企業是失敗的。那就是說，大量人力本來可以用來生產供人們享用的東西，卻消耗于制造機器了，待到機器造出來之后放在一邊，于人無用。因此，把節省下來的錢投資于最終將會破產的公司的人既坑了自己又害了他人。如果他把錢花在宴請他的朋友上，他的朋友(就如我們所希望的)將得到愉快。這樣凡領受他的錢的人，無論是屠夫、面包師傅和販賣私酒的人都會高興。但如果他把錢(讓我們假定)用來在某地修筑電車軌道，而這個地方并不需要，這樣就把大量勞力消耗在不能給任何人帶來快樂的地方。然而這種人因投資失敗而窮困潦倒時，人們會把他看成是一個不應該遭到不幸的犧牲者，而對那種慷慨疏財、博施廣濟的人，人們會把他看作是一個迂腐而又輕薄的人。

上述所說的這一切只是引子。我想認真說明的是，把工作視為美德的信念在現代世界上造成了大量災難，通向幸福和繁榮在于有計劃地縮減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改變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一個物體同另一個物體的位置；第二種是告訴別人如何做。前一種是人們不喜歡做而且報酬也低的工作；后一種是人們喜歡做而且報酬也高的工作。第二種工作的范圍可以無限擴大： 不僅有發號施令的人，而且也指揮發號施令人的人。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那就是兩個黨派同時提出兩種對立的意見，這就是所謂政治，這類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與提出的意見有關的某種專門的知識，而是能文善辯之才，也就是宣傳鼓動的能力。

除美洲之外，在我們歐洲各國還有第三種人，他們比上述兩種人更受人尊敬。這種人由于擁有土地，所以能使別人為取得生存和工作的權利而向他們繳納租稅。這些土地所有者是懶散的人，因此，人們可能以為我會頌揚他們。很可惜，這種人之所以能夠懶散，正是由于別人勤勞；他們向往獲得安樂懶散的欲望在歷史上確實導致了人們對勞動的全部信仰。他們所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別人仿效他們的榜樣。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業革命之前，一般說來，一個人辛勤勞動所能生產的東西，除維持自身和家庭的衣食所需外，所剩無幾，即使他的妻子像他一樣辛勤勞動，他的孩子稍大一點就開始勞動以補充他們的勞作，也不會有什么剩余。在維持極簡單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剩余，并不為生產者所有，而被那些不從事生產的武士和僧侶侵吞。遇到饑荒沒有剩余之時，武士和僧侶卻仍然像平時一樣索取，其結果只能是逼得很多勞動者餓死。這種社會制度在俄國一直持續到1917年為止，而在東方各國直到今天仍在實行；在英國，雖然工業革命早已興起，但在拿破侖戰爭時期這種制度仍然存在，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廠主階級得勢時為止。在美國，這種社會制度隨著大革命的興起就結束了，但在南方卻要到南北戰爭才告結束。由于這種社會制度延續已久，而且直到新近才結束，因此很自然地會在人們的思想和觀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當然可以認為人類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大都是來源于這種社會制度。然而適用于工業化社會以前的并不一定適用于現代世界。現代技術之進步可以使閑暇在一定限度內不為少數特權階級所專有，而為整個社會人人享受。努力工作是奴隸的道德，然而現代世界不需要奴隸制度。

很明顯，在原始公社中，農民享有自由，他們不愿意把生產上所剩的一點結余分給依賴這種奉獻為生的武士和僧侶，因此他們或者少生產點或者多消費點。起初，他們純被強制而不得不從事勞動，并奉獻出結余。但漸漸地發現能夠誘使他們信奉一種道德，按照這種道德使他們相信辛勤勞動乃是他們的義務，即使把生產得來的一部分拿出來供養那些閑暇之人，亦以為理所當然。依靠這種方法，減少了強迫性，管理費用也縮減了。今天，如果有人提出國王不應比一個工人收入多，百分之九十九的英國工人都會感到吃驚。從歷史上來說，義務這個概念是掌握權力的人用來誘使人們為他們的主人和利益而生存，而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生存的一種手段。當然掌握權力的人掩蓋這一事實，使人相信他們的利益同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過有時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隸主利用他們的一部分閑暇，對文明的事業作出了永久的貢獻；但在公正的經濟制度情況下，這是辦不到的。對于文明的發展來說，閑暇是重要的，在過去，少數人的閑暇只有靠多數人的勞動來提供。而多數人的勞動之所以價值很大，并不是因為勞動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為閑暇是有益的。隨著現代技術之進步，已有可能公平地把閑暇分配給大家，而無損于文明的發展。

現代技術的進步使得每個人為維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勞力有可能大大縮減。這在戰爭期間是顯而易見的事。那時所有參加軍隊的男人，所有從事軍需品生產、從事偵探活動、從事戰爭的宣傳工作或在政府中擔任有關戰爭的公務的男男女女，全都不再從事生產事務。盡管如此，協約國方面一般工人的總的物質福利水平卻高于戰前和戰后。這一事實的重要性為財政方面的狀況所掩蓋： 債務似乎使人以為未來可以供養現在。然而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畫餅不能充饑。戰爭確實說明了，依靠科學的生產組織，僅用現代全世界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維持全人類過上美好舒適的生活。戰爭期間為了使得人們能夠從事戰斗和制造軍需品，創造了科學組織，戰后如果繼續保持這種組織，那么將每日工作時間縮減為4小時，一切都還會是很好的。然而情況正相反，戰后，從前那種混亂狀況恢復了，那些由人支配自己工作的人又得勞累終日，另外一些人則因失業而忍饑挨餓。這是為什么？因為工作是一種義務，一個人的工資收入不是以他生產多少來衡量，而是以表現其勤奮的德性來衡量。

這就是在今天完全不同于當初的情況下實施的奴隸制的道德。無怪乎其結果一直悲慘至極。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假定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定的人數從事鐵針生產。每天工作8小時，他們生產出來的鐵針足以滿足世界上的需要。當有人發明了新技術，使得同樣的人數能生產兩倍的鐵針。但全世界并不需要這么多鐵針。即使針價再降，銷路亦不會再增。在某個理性的世界中，所有經營鐵針的人都會把8小時工作改為4小時，這樣其他一切就會照常進行下去了。但是在現實世界中，人們認為這樣做會引起混亂，因此仍堅持8小時工作，于是鐵針生產過剩，有的工廠主破產，半數從事鐵針生產的工人失業，究其終極來看，空出的閑暇時間同上面講到的情況正相同，但由于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閑在那里，因此另一半人就仍需過度工作。這樣看來，原是普遍幸福源泉的不可避免的閑暇，必定到處造成悲慘景象。試想還有什么事比這更愚蠢呢？

窮人也應該有閑暇，這種觀念一直是富人所害怕的。在19世紀初的英國，男人一般每天勞動15小時；兒童經常每天勞動12小時，有時要干15小時。如果有愛管閑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這么多小時太長了，人們會對他說，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兒童做壞事。當我還是兒童時，在工人取得選舉權后不久，他們按照法律規定也有了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然而這件事卻引起上流社會的人極大的憤慨。我記得曾聽到過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說：“窮人要假期做什么？他們只應該工作。”今天的人雖然不像過去的人那么直言不諱，但這種看法仍很頑固，這也正是現在許多經濟糾紛的起因。

讓我們現在拋開迷信，以坦率的態度考慮一下工作的倫理道德。每個人在生活的過程中，必須消費一定數量的人類勞動產品。假定勞動是大家全都討厭的事，那么某個人消費了多于他生產的東西這就是不公道的事。當然一個人也可以從事商品生產以外的職業，例如從事醫生的職業；但他也應作出某種貢獻以抵償他吃住方面的消費。在此限度內，必須承認工作的義務性，但也僅僅以此為限。

在現代一切社會中，除了蘇聯之外，很多人逃避起碼的工作義務，那種靠繼承遺產和找有錢的配偶而生活的人比比皆是，對于這個事實我不想多說。我并不認為這些逍遙自在的人像那些說工人應該過度勞動或挨餓的人一樣有害。

如果實行某種真正適當的合理組織，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時就足以養家糊口，失業現象也不會有。這種想法使那些富人感到震驚，因為他們確信，窮人不會懂得如何使用這么多的閑暇時間。在美國，有些人雖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習慣于工作時間很長；很自然地，這種人認為閑暇是對失業者的嚴厲懲罰，他們對于給有工資收入的工人以閑暇的想法是極為憤怒的，事實上，即使他們的兒子閑暇下來也會遭到譴責。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希望其子努力工作，致使他們沒有時間受教育，但對其妻、女無所事事卻滿不在乎。對閑暇自得羨慕不已的勢利眼光，在貴族社會的男女兩性中都有，而在財閥政治的社會中只限于婦女；但是這并不說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須承認，明智地利用空余時間是文明與教育的結果。一個習慣于整天長時間工作的人，一旦空下來，一定會感到厭煩。但一個人一生中沒有充分的閑暇，就接觸不到許多美好的事物。今天沒有任何理由剝奪多數人應該享有的這種權利；只有一種往往是代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義出來逼使我們仍然堅持過量的工作，而不顧現在已不再需要這樣了。

在支配俄國政治的新的信條中，雖然有許多完全不同于西方傳統教義的東西，但也還有些事毫無改變。統治階層，特別是那些領導教育宣傳部門的人，關于勞動高尚的說法幾乎同世界上統治階級一貫宣傳的所謂“誠實貧民”的說法完全一樣。勤勞、節制、甘心為長遠利益而長時間工作的意愿，甚至對權威的服從等等，所有這些仍然存在；而且，權威仍然代表著宇宙主宰的意志，只不過現在換了新的名稱——辯證唯物主義。

在俄國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同在某些國家中女權主義者取得的勝利具有某些共同之處。往昔，男子承認女子的崇高地位，并因女子的才智較低，故宣揚地位比權力更值得追求，以此來安慰女子。女權主義者終于決定要兼有這兩者，因為她們中的倡導者完全相信男人對她們所說的美德之可貴，但不相信男人對她們所說的權力是無用的。在俄國對于體力勞動也有同樣的情況。往昔，富人和奉承他們的人發表贊美“可敬的勞苦工作”，頌揚簡樸的生活，宣傳一種教義，那就是所謂窮人比富人容易進入天堂。總之，他們竭力使體力勞動者相信改變物質在空間中的形式及其位置的工作是特別高尚的，所有這些就同男人竭力讓女人相信她們之所以特別高尚在于她們性的約束一樣。在俄國，一直認真地贊揚體力勞動之高尚，使體力勞動者備受尊重。復興這種信仰的目的同過去不一樣： 從本質上說，他們所做的是鼓動工人們投入特殊的任務。體力勞動成為擺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一切道德教育的基礎。

就目前而言，這樣做可能是有好處的。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大國有待開發，而這種開發是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下，艱苦的工作是必要的，會產生很好的效果。然而，當達到不必長時間工作就能使每個人都過上舒適生活之后，那又將如何呢？

在西方，對付這個問題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們并不企圖在西方實現經濟上的公平合理，所以生產總量大部分流入那些大都不勞動的少數人手里。由于對產品生產缺乏集中統一的管理，因此我們生產出大量社會所不需要的產品；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做過度的工作，這樣很多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就因沒有工作而閑在一旁。當所有這些方法被證明不適用時，就只好訴諸戰爭： 驅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藥，另一些人去引爆，就像剛發現爆竹的兒童一樣。我們費力地綜合運用這些方法以保持這樣的觀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從事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

在俄國由于經濟上已較為公平合理和實現了產品生產的集中統一管理，因此對這個問題應有不同的解決辦法。只要全體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適能夠得到滿足，那么對這個問題的合理解決就歸結為逐步地縮短工作時間，在各個階段，允許人民運用表決權來決定，是增加閑暇的時間，還是組織生產更多的產品。然而，既然把艱苦工作作為高尚的美德，這就很難看出怎樣才能把多逸少勞的天堂作為奮斗的目標。因此，看來俄國當局更恰當的辦法是，不斷地尋求新的方法，靠這些新的方法，使當前的閑暇奉獻于未來的生產。最近我讀了一些俄國工程師提出的一條妙計，建議筑一道橫跨喀拉海的長堤，以增高白令海與西伯利亞北方海岸的氣溫。計劃之宏偉令人欽佩，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當勞動顯現出它的美德時，無產階級的幸福將推遲一代人。這類事情如果真的實行，那將是把艱苦工作的美德作為目的，而不作為達到不再需要艱苦工作的境地的一種手段。

人類的生存雖然需要一定數量的體力勞動，但體力勞動顯然不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如果是的話，那我們就該把每個筑路工人看作高于莎士比亞。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誤入歧途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必須使窮人經常感到知足，這一點使得幾千年來富人一直宣揚勞動高尚，并使他們自身在這方面保持卑賤的地位；另一是由于對機器產生新的興趣，這使得我們為我們在地球上作出了驚人靈巧的變化而高興。然而這兩個動機都不能使從事實際勞動的工人感興趣。如果你問一個從事實際勞動的工人，他認為他的生活中最美好的地方在哪里，看來他不會說：“我喜歡體力勞動，因為它使我體會到我在實踐人類最高尚的事業，因為我樂于想象人類對其所棲息的行星改造到什么程度。誠然我的身體需要休息，我必須盡可能滿足這個需要，但每當東方初曉，我能重新投入那令我感到心滿意足的艱苦工作時心情最為愉快。”我以前從未聽到工人們說這種話。他們理所當然地把工作視為謀生的一種必要的手段，而他們所能享有的不論什么樣的樂趣都只能從空閑的時光中得到。

也許有人會說，空閑時間少是工人們所樂意的，因為他們在一天24小時之中只工作4小時，就不知道其余時間干什么好了。如果這種說法在現代世界中是正確的，它就是對我們今日的文明的譴責；其實即使在過去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過去人們有時間休息，而現在由于講究效率，對此就有一定的抵制。現在的人認為做任何事都是另有企圖目的的，絕不是為事情本身而做的。例如，那些認真的人總是非難愛好看電影的人，因為他們說這會教唆青年人去做壞事。但是所有與電影有關的工作又受到尊敬，因為這是一種工作，而且可以用來賺錢。這種認為賺錢是有出息的活動的觀念使得世間一切事情都是非顛倒。那些供給我們肉和面包的屠夫和廚師是值得稱贊的，因為他們是在賺錢；而你如果享用他們制出的食物，除非純粹為了增強你工作的力氣，否則你也是微不足道的。廣義說來，人們都認為，賺錢是善行，而花錢是惡德。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就如同一個人以為鑰匙是好的，而鎖孔是壞的那樣的想法同樣荒謬。勞動產品的價值完全應該根據產品經過消費后所得到的好處去衡量。在我們的社會里，個人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會目的卻在于消費他所生產的產品。個人和社會在生產目的上的這個區別，使人們在勤勞的動機是為了營利的世界上，很難清醒地考慮問題。我們對生產考慮過多，而對消費考慮太少。這樣做的結果之一就是對享受和起碼的幸福太不重視，而且對生產不是以它能給消費者帶來的樂趣為標準而進行評價。

我提出把每天工作時間縮減為4小時，并不是意味著主張所有余暇時間都必須花在純粹的無聊活動之中。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時完全可以滿足一個人的生活所需和起碼的舒適生活，其余時間可以由各人自己用于合適的事上。對于教育應比現在更發展，而且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給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時間的社會制度來說，4小時工作制是它重要的組成部分。我主要不是指那些被看作是“高級趣味”的事。鄉村跳舞，除窮鄉僻壤之外，已經絕跡，但促使此種娛樂方式得到發展的愿望必仍存在于人類的天性之中。城市里人們的娛樂方式大部分已變成消極的；如看電影、看足球比賽、聽廣播等等。這是由于人們的活動力量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盡；如果人們的閑暇多了，他們仍會重新享受積極參加娛樂活動所帶來的愉快。

在過去，有閑階級的人很少，大量的人是屬于勞動階級。有閑階級享有的種種權利，在社會正義上說是沒有根據的；于是必然出現壓迫、冷漠和制造出種種謬論，以維護有閑階級的特權。這些事實大大有損于有閑階級的優點，然而盡管有這種缺點，它卻為我們所說的文明的絕大部分貢獻了力量。例如藝術的培養，科學的發現；寫書、闡述哲學和提出文雅的社會禮儀等。甚至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也常常發軔于上述種種文明的事業。沒有有閑階級，人類決不能脫離野蠻的階段。

但是，不承擔義務的世襲有閑階級特別浪費時光。這個階級的成員中幾乎沒有一人受過有關刻苦的訓練，而就其一個整體的階級來說沒有什么出色的才智。這個階級本來可以產生出像達爾文那樣的人，但結果產生出來的是同達爾文相反的成千上萬鄉紳，他們除了獵狐和懲罰偷偷捕魚的人之外，不去想任何更有用的事。現在的大學用較為系統的方式提供了從前有閑階級偶然地、并作為副產品所提供的東西。這是一個大的進步，但還存在一些缺點。大學生活與外界過于不同，這使那些生活在學院環境中的人并不了解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偏見和問題；再說，他們發表意見的方式往往不適當，所以本應能影響民眾的，結果卻失去了力量。另外一個缺點是，由于大學里設置的課程是固定不變的，這就使得有志于探索新奇方面問題的人可能受到妨礙。因此，大學雖有它的用處，但對院墻之外的文明的利益卻不能給以有力的維護；而在院墻之外的人們過于忙忙碌碌，無暇顧及非實用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過4小時的世界中，每一個具有科學好奇心的人都能如愿以償，每一個畫家都能從容地去涂料著色，對自己的畫刻意求新，而不必擔心挨餓受凍。青年作家要靠經濟上的獨立才能去創作不朽之作，他們往往出于不得已要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經濟上好轉時，往往已喪失了才氣和能力。而在每天工作不超過4小時的世界中，就不會再有這種現象。在專業工作中，對經濟或管理方面有了興趣的人，到那時將能發展其觀點而無學究氣，這種學究氣使得大學里的經濟學家常常脫離實際。醫生也將有時間研究醫藥的進步，教師也不用賣力地沿用一成不變的方法去講授他們的年輕時學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隨著時間的流逝，可能已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了。

總之，在這樣世界中，見到的將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精疲力盡和憂郁消沉的狀況。必要的適當工作將足以使閑暇時愉快度過，不會使人疲憊。由于人們閑暇時不勞累，他們將不只需要那些消極平淡的娛樂，至少百分之一的人將用其業務以外的時間來從事某些有關社會的重要的事情；由于人們的生活不依靠這些事情，他們的創造力將不受妨礙，而且將不再固守老一輩學者的陳規。閑暇的優點不僅表現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中。普通的男女由于生活過得愉快，必將變得更仁慈和更少害人之心，更少對別人懷疑猜忌。好戰的心理將消失，這部分是由于上述的原因，部分還由于戰爭將會給全體人民帶來過度和繁重的工作。在一切道德品質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快樂和安逸的結果，而不是得自艱苦奮斗的人生。現代的生產方法使我們全都有可能得到快樂和安逸，然而，我們舍此而不取，使得一部分人勞累過度，另一部分人忍饑挨餓。我們至今還像在沒有機器的時代一樣；我們一直做了傻瓜，但絕沒有永遠做傻瓜的理由。

(江燕　譯)

【賞析】

羅素一生的追求可以說是力圖作為大眾良知最熱烈的代言人，其著作也總是能夠出色地把艱深的、特立獨行的學術思想深入淺出地普及于大眾。《閑散頌》就是這一特點較為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如果你認為像羅素這樣一位勤于思考而又努力工作的偉大學者，一定會勸誡人們“要勤奮工作，要用有限的時間做盡可能多的事情，充分抓緊時間去學習和工作吧”，那么，當你閱讀《閑散頌》這篇文章時，一定會大失所望。僅從題目上看，就已經足以令你驚愕不已了，聽說過“勤奮出天才”，聽說過“勞動最光榮”，還從未聽說過提倡“閑散”的呢，更不用說為“閑散”獻上一曲頌歌了。

文章開篇就旗幟鮮明地拋出一個驚人的觀點：“在當今世界上工作過于繁重，工作即美德這種信念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在現代工業國家所需要宣傳的東西同以往一向宣傳的東西很不同。”“我希望青年會的領袖們讀了這篇文章后，開展一場運動，引導善良的年輕人無所事事。倘能如此，我便沒有白活著。”接下來的論述始終圍繞著這樣一個觀念：“把工作視為美德的信念在現代世界上造成了大量災難，通向幸福和繁榮在于有計劃地縮減工作。”羅素一針見血地指出，“努力工作是奴隸的道德，然而現代世界不需要奴隸制度”，適用于工業化社會以前的那種孜孜不倦工作的信念并不適用于現代世界，“現代技術之進步可以使閑暇在一定限度內不為少數特權階級所專有，而為整個社會人人享受”。

讀到這里時，讀者就會明白，羅素提出的“閑散有理”，并非簡單地提倡“懶散”和無所事事，這個理論的背后實際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內涵。他的“閑散有理”論實際是以當時機械化、工業化、社會化大生產為前提的，他憑借著敏銳的目光、睿智的思辨力洞察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并在顧全到盡可能多的工人切身利益的情況下，大膽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法——每天4小時工作制。這樣既可以讓工人養家糊口，又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失業現象的產生。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要想更大程度地解決經濟危機，還有一個方法，即鼓勵消費，“廣義說來，人們都認為，賺錢是善行，而花錢是惡德。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就如同一個人以為鑰匙是好的，而鎖孔是壞的那樣的想法同樣荒謬。勞動產品的價值完全應該根據產品經過消費后所得到的好處去衡量”。這篇寫于1931年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經濟觀念： 大力倡導消費。這個由一位哲學家、數學家提出的觀點顯然略早于它所誕生的那個時代，因為在5年之后，一位專業的經濟學家才提出了同樣的觀點——約翰·凱恩斯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當然，羅素提倡政府給勞動者多一些閑暇時間，并非只是從經濟層面來考慮問題，他也并非主張把所有余暇時間都花費在純粹的無聊活動之中，他所希望看到的是，“在每天工作不超過4小時的世界中，每一個具有科學好奇心的人都能如愿以償，每一個畫家都能從容地去涂料著色……對經濟或管理方面有了興趣的人，到那時將能發展其觀點而無學究氣……醫生也將有時間研究醫藥的進步，教師也不用賣力地沿用一成不變的方法去講授他們的年輕時學的東西……總之，在這樣世界中，見到的將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精疲力盡和憂郁消沉的狀況”。羅素這樣的想法，固然有其烏托邦、不切實際的一面，但也正是因為有了一代又一代他這樣偉大的學者們層出不窮的、獨特新穎的見解，人類社會才有可能一步步走向更加完美、更加完善的理想境界。

(石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