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保爾·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作家、社會活動家，是當代西方思想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1905年6月21日，薩特出生于巴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喪父，隨母親在當?shù)抡Z教師的外祖父家居住。他在自傳里說自己四歲識字，八歲模仿別人的著作寫小說，被家人視為“神童”。早年他的志趣在文學，對哲學也有興趣，受到近代西方著名的反理性主義的人本主義哲學家叔本華、尼采、柏格森等人思想的影響。

1924年，薩特考入有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正式開始攻讀哲學。他于1929年畢業(yè)，并以第一名成績通過哲學教師資格會考;同時，結識他的終身伴侶，在會考中名列第二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畢業(yè)后，薩特在勒哈佛爾一所高級中學當哲學教師。

1933年，薩特取得政府的獎學金，到柏林的法蘭西學院進修哲學，拜現(xiàn)代西方哲學流派之一的現(xiàn)象學派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德國存在主義創(chuàng)始人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為師，研讀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存在主義的先驅克爾凱郭爾等人的著作，正式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他當時寫的《自我的超越》、《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一個基本思想：意向性》中，就提出了他的存在主義的基本思想。

1935年，薩特回到巴黎，在孔多塞高級中學教授哲學。這期間，他為《法蘭西新評論》、《形而上學與道德》撰寫了許多通俗文章，介紹國外的一些小說家。他經(jīng)常出入于市民和知識分子階層集中的咖啡館、夜總會，悉心觀察他們的生活。1938年，他的哲學小說《厭惡》問世，為他贏得了聲譽。一般人認為，這是一部把哲學和藝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成功之作。其中所體現(xiàn)的哲學思想，據(jù)薩特自己說，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綜合。法國一位評論家說：“如果你想了解一個人在盲目探索存在概念時會陷入什么樣的痛苦和不幸深淵之中，那你就必須讀一讀《厭惡》。”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薩特應征入伍，在陸軍中當列兵;1940年被俘，在集中營度過了九個月。1941年獲釋，他回到被德國占領的巴黎，一面任教，一面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和參加抵抗運動，一度與人組織過一個叫“社會主義與自由”的反法西斯組織。1943年，他接連發(fā)表了《蒼蠅》和《此路不通》兩個劇本。前一個劇本根據(jù)古希臘傳奇人物俄瑞斯特斯的題材寫成。在這個劇本里，薩特用巧妙的隱喻，通過信仰自由和反抗暴政的俄瑞斯特斯的形象，把英雄主義的氣概和戰(zhàn)勝暴政的希望帶給了在德國法西斯占領者統(tǒng)治下的法國人民。同年，他發(fā)表了本體論著作《存在與虛無》，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奠定了他的存在主義哲學的理論基礎。1944年起，他辭去教職，埋頭著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薩特的劇本接連在巴黎上演。他聲名大噪。1945年10月，他與其他幾個知識界名流聯(lián)合創(chuàng)辦激進的《現(xiàn)代》雜志。政治上，薩特一直比較進步。他對資本主義制度有所揭露和批判。他認為“這個社會是不道德的，它不是為了人，而是為了利潤而建立的”，要求改變這個不合理的制度。1948年，他參加一個名叫“革命民主聯(lián)盟”的知識分子組織，后來因為這個組織有靠攏美國的傾向，便聲明退出。1951年起，薩特與共產(chǎn)黨人接近，他自稱是“同路人”，試圖在黨之外思考真理，并且希望黨能利用他思考出來的真理。1954年和1955年，他曾兩次訪問蘇聯(lián)。1955年，他與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訪問了中國，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yè)表示同情和支持。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薩特與法共決裂。

戰(zhàn)后，薩特積極支持國際進步與和平事業(yè)。1952年和1955年，他出席了世界人民保衛(wèi)和平大會和世界和平大會，被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薩特堅決聲援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對于生長在宗主國法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僅需要有對自己所處的那個社會制度的嚴肅批判，而且需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氣。正是由于他強烈抗議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zhàn)爭，致使極右分子對他深惡痛絕。他們曾在游行時喊出“槍斃薩特”的口號，兩次用塑性炸藥炸毀他的寓所。

1960年，薩特發(fā)表《辯證理性批判》，探討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系。宣稱他“接受”馬克思主義，要用存在主義來“補充”和“革新”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使馬克思主義存在化。1964年，瑞典科學院宣布授予薩特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金。他拒絕這個榮譽：“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他說，作家應該拒絕別人把他變成一種體制;如果給他列寧獎金，他同樣也不會接受的。他堅決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戰(zhàn)爭，并于1967年接受英國哲學家羅素的邀請，參加由各國著名人士組成的“羅素國際戰(zhàn)犯法庭”，擔任主席。該法庭在他主持下，判定美國對越南犯有戰(zhàn)爭罪。1968年5月，法國爆發(fā)學生運動，薩特熱情支持極左派學生的活動，后來還從道義上、經(jīng)濟上大力援助極左派出版的小報。他曾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共產(chǎn)黨人機關報《人民事業(yè)報》社長、《革命》月刊主編。1971年他和記者莫里斯·克拉韋爾一起在巴黎組織解放通訊社。

薩特在晚年處于半失明狀態(tài)，不能象過去那樣從事繁忙的寫作和社會活動，但是他對當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仍舊非常關注。他譴責蘇聯(lián)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號召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七十年代初，他曾徒步街頭，叫賣左翼報刊。

1980年4月15日，薩特逝世。數(shù)萬巴黎人自發(fā)參加他的葬禮，表達了對他的崇高敬意。

盡管薩特在政治上一直比較進步，但這并沒有使他所宣揚的存在主義哲學因此就變得正確。存在主義哲學有兩個支流：基督教的和無神論的。薩特宣揚的是無神論的存在主義。他聲稱：“存在主義，就是一種使人類生活成為可能的學說，并主張每一真理、每一行動，都包含有人類的背景和人類的主觀性在內(nèi)。”在他看來，人的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哲學就是“人學”，存在主義是一種“唯一給人以尊嚴的理論”。

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從本體論角度，把世界上的存在分成兩大類：“自在的存在”和“自為的存在”。所謂“自在的存在”就是指外部世界。他說，萬物處于靜止、不變、渾成、充實狀態(tài)，“與自身相符合”，歸入“自在”的范疇。但薩特所說的“自在”，并非唯物主義者稱之為“外部世界”的東西。他認為，外部世界自在的存在，是純粹的、絕對的，本身既無意義，亦無本質。只有當人的純粹意識活動指向它時，它才成為意識對象的外物，才被賦予意義和本質。

所謂“自為的存在”就是指人的自我存在。薩特認為，人是有意識的，當人的純粹意識活動指向人本身時，就發(fā)現(xiàn)了人的存在，從而構成了自我的意識活動，而這種自我的意識活動也就是“自為”。它“與自身不相符合”，不斷地在否定和創(chuàng)造自己，“‘自為’永遠是它現(xiàn)在所不是的東西，而不是它現(xiàn)在所是的東西”。“自為和自在是由一個綜合的聯(lián)系聯(lián)結起來的，這個聯(lián)系不是別的，正是‘自為’本身”。由此可見，薩特的存在主義實際上是把人的意識作為整個世界的基礎和決定者，從而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

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認為， 上帝不存在，人不是上帝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由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把這個觀點稱作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他認為，人首先存在著，然后通過一系列行動、一連串自由選擇，賦予本來沒有意義的人生以一個意義。沒有任何準則可以指導、約束他的行動，因此，他要對自己的行動負完全責任。他否定上帝的存在，宣揚人的自由，這一思想具有某種積極意義。但是，他否定任何決定論和必然性，把個人自由夸大為一種超自然、超歷史、超現(xiàn)實的主觀想象的東西。他說，人“永遠是、完全是自由的，否則就不存在”，“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不容有決定論”。人的思想的自由是絕對的，不論在任何條件下，人都可以完全自主地去選擇自己的行動。這種絕對自由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現(xiàn)實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在實踐上必然導致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薩特本人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1975年，他在《70歲自畫像》中自供：“如果人們重讀我的全部著作，人們將會明白，我在骨子里沒有改變，我始終是無政府主義者。”

由于薩特的大力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初期，存在主義哲學曾在西歐風靡一時。二次大戰(zhàn)再一次粉碎了資本主義秩序永恒的神話，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使人們更看不清楚歷史的進程要把世界引向什么結局。對整整一代西方知識分子來說，舊的價值觀念已土崩瓦解，新的觀念還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對他們產(chǎn)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這種哲學由于強調“自由”和“責任”兩個概念，使他們得以面對恐怖和荒謬而不失去人的尊嚴，從而為他們提供了暫時的精神歸宿。

薩特與共產(chǎn)黨人的交往，促使他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探討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系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不可超越的哲學體系，存在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不過是一種觀念形態(tài)學，即寄生在一種絕對知識(哲學)上的次要的、部分的努力。但是，薩特并沒有放棄他的存在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當代唯一有生命力的哲學，應當是一種真正的人道主義，一種“人學”，而存在主義哲學關心的焦點正是作為主體的人。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應當包括存在主義。

薩特說，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片面強調歷史必然性對人的制約，沒有看到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創(chuàng)造歷史，由此導致馬克思主義的僵化。存在主義可以在方法論上彌補馬克思主義的不足，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發(fā)現(xiàn)人”，從而恢復它自身的活力。一旦馬克思主義吸收了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就不再有存在理由了。薩特自稱，寫作《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目的，正是為了讓存在主義消融到馬克思主義里面去。

實際上，這種做法所能達到的目的只有一個，即使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化。因為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根本否定必然性，鼓吹人的絕對自由，與馬克思主義水火不容。如果馬克思主義在這上面吸收哪怕是半點存在主義觀點，都會使自己失去原有的科學價值。薩特說馬克思主義丟掉了人，不講人道主義，無視人的創(chuàng)造性，顯然是一種誤解或歪曲。當然，這種誤解或歪曲的產(chǎn)生，與西歐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一度為教條主義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情況不無關系。

薩特的一生不斷探索，他的思想也不斷變化。到了晚年，他越來越認識到社會條件對人的制約，但始終沒有放棄存在主義的根本觀點。他不滿足于解釋世界，也企圖改變世界。他畢生追求真理，雖然他最后發(fā)現(xiàn)的并非就是真理。1980年3月，薩特逝世前不久，在醫(yī)院的病房里與他晚年的助手作過幾次長談。他是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我不以為，我單槍匹馬，靠我的思想，就能改變世界。但是，我辨認出一些正在努力向前進的社會力量。我以為，我的位置是在它們中間的。”

薩特一生著述甚豐，共寫了50多部文學和哲學著作，他將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貫穿在文學作品里。除了文中已經(jīng)提及的一些著作外，還有小說《墻》(1939年)，劇本《可尊敬的妓女》(1947年)、《魔鬼和上帝》(1951年)、《涅克拉索夫》(1956年)、《隱藏在阿爾托納的人》(1959年)等，哲學著作有《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