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鄭文 【本書體例】

【原文】：

與女游兮九河⁽¹⁾，沖風起兮水橫波⁽²⁾。乘水車兮荷蓋⁽³⁾，駕兩龍兮驂螭⁽⁴⁾。

登昆侖兮四望⁽⁵⁾，心飛揚兮浩蕩⁽⁶⁾。日將暮兮悵忘歸⁽⁷⁾，惟極浦兮寤懷⁽⁸⁾。

魚鱗屋兮龍?zhí)?sup>(9)，紫貝闕兮珠宮⁽¹⁰⁾，靈何為兮水中⁽¹¹⁾?

乘白黿兮逐文魚⁽¹²⁾，與女游兮河之渚⁽¹³⁾。流凘紛兮將來下⁽¹⁴⁾。

子交手兮東行⁽¹⁵⁾，送美人兮南浦⁽¹⁶⁾。波滔滔兮來迎⁽¹⁷⁾，魚鱗鱗兮媵予⁽¹⁸⁾。

【鑒賞】：

河伯就是黃河之神。黃河流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固然得到它的灌溉，但也泛濫為災。古代人民無力征服這自然的災害，只得采取迷信的方式從事宗教祈禱。因而有祀河的祭典。《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北經(jīng)》：“縱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日中極之淵(即砥柱處)陽紆之山(潼關(guān))河出其中。凌門(龍門)之山，河出其中。”郭璞注：“冰夷，馮夷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沉璧祀焉。”郭璞注：“無夷，馮夷也。”據(jù)郭璞，冰夷、無夷，馮夷三而實。《水經(jīng)·河水注》引《括地圖》云：“馮夷恒乘云中，駕二龍。”與《山海經(jīng)》所云冰夷及本篇所云“駕兩龍兮驂螭”相合。《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乘雷車，入云蜺，游微霧，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jīng)紀山川，蹈騰昆侖”，與本篇“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相合。這些雖都是神話傳說，對于了解河伯，卻是必要的。

關(guān)于楚人祀河，《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社，祭不越望。江、漢、濉、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榖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表面看來，楚不祭河，其實正反證祭河之俗，已逐漸為楚人之所接受，否則就沒有“河為祟”之卜，而大夫也不會請昭王“祭諸郊”了。在《天問》中，這有么幾句：“帝降夷異，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被雒嬪?”洛嬪即《離騷》中的女神宓妃。照這四句的說法，洛嬪曾是河伯的妻子。據(jù)《離騷》說她“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fā)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的作風。她與河伯同居時不會例外，故“與女游兮九河”及“與女游兮河之渚”之女，應指洛嬪而言。正因洛嬪“日康娛以淫游”，所以她與河伯既游九河，“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又與河伯“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更“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河伯游于河之渚。又王逸注引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射眇河后，其屈在羿；羿又強占河伯之妻洛嬪，是天帝責受害者而袒害者。為什么這樣?可能由于河水為患，人民惡之而有此說，羿，洛嬪及河伯之神話故事，既見于《離騷》與《天問》之中，則屈原《九歌》之歌祭河伯及河伯與洛嬪之同娛共樂，乃屬自然之事。則本篇第一段寫河伯與洛嬪之同游九河，次段寫他們共登昆侖，三段寫河伯居處之豪華壯麗以及所云之“靈何為兮水中”，自然容易理解了。

關(guān)于以人祭河，殷墟卜辭已有“使人于河”的記載。《史記·六國表》有秦靈公八年“初以人君主妻河”。《索隱》云：“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莊子·人間世》云：“人有痔疾者不可以適河。”司馬注：“沈人于河以祭。”可見以人祭河，為時已久。至《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所補西門豹事，則非常具體。資料習見，不擬再引原文。

問題發(fā)生在末段“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游國恩氏《楚辭論文集》135頁云：“夫曰送美人，曰迎，曰媵，非明指嫁娶之事乎?所謂美人者，非降帳之中，床席之上，粉飾姣好之新婦乎?曰南浦，曰波滔滔，曰魚鱗鱗，非‘浮之河中，行數(shù)十里乃沒’之情景乎?”肖兵同志認為：“很難說服人。因為這個橫波沖風，與河伯同乘水車，其駕兩龍，而且登上昆侖并往后游的女子，實在具有跟河伯不相上下的神通，神性，說成“河妻”洛嬪(宓妃)比較合適。女巫或被迎害的新嫁娘決不可能如此自由，歡樂，神奇地登天蹈海、駕龍驂螭、乘黿逐魚，澌紛戲水。而交手殺行者河伯(‘黃河之水天上來’者，源于昆侖天庭也：‘奔流到海不復回’者，即澌紛東飛，交手東行之謂也)，送美南浦者亦河伯。洛水正在黃河之南，那么這“美人”不是洛嬪女神又是誰?‘波滔滔兮來迎’者，可能暗寫化成巨鯨的海神，鱗鱗媵予的則是那洛神或河伯的侍妾——化身為‘文魚’(神仙或龍鯉)的小女神。這豈不文從字順，中情合理，妥貼舒服一些?”(《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5期《論殺人祭神，人神戀愛》)蕭氏此說自較合理。又本文依據(jù)亦蕭氏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