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譚子澤 【本書體例】

【原文】：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xiāng)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²⁾!深思而淺謀⁽³⁾，邇身而遠志⁽⁴⁾，家臣而君圖⁽⁵⁾。有人矣哉⁽⁶⁾。”

【鑒賞】：

春秋戰(zhàn)國之交，我國社會發(fā)生了根本變革。一場新舊生產關系新陳代謝的偉大斗爭席卷中原大地。新興的地主階級日益強大，向奴隸主階級發(fā)起了權力要求的斗爭。先是周室衰微，諸侯強大；繼而公室(諸侯)日蹇。“私家”(卿大夫)日盛；最后是“私家”的家臣也尾大不掉，恃強叛主。斗爭的尖銳錯綜，前所未見。《南蒯鄉(xiāng)人言》與《南蒯鄉(xiāng)人歌》，正是這場權力斗爭的產物。

早在魯僖公十六年，魯國大權便旁落私家，季、孟、叔“三家”分魯；到了魯襄公十二年，季武子執(zhí)政，統(tǒng)攬魯國權柄。自此之后，魯國大權便搓球式地傳遞在季、孟、叔三家之手。

一“家”執(zhí)政，這不僅非國君所愿，另兩家也側目覬覦；而且，執(zhí)政這“家”的家臣也躍躍欲試，志在取代。因此，斗爭便此起彼伏。國無寧日。到魯昭公十二年，使發(fā)生了季氏家臣南蒯據邑叛季的事件。

南蒯是南遺之子，季孫氏根據地費邑的行政長官。這一年，季平子即位，對南蒯不加禮遇。于是，南蒯便跟本與季平子有宿怨的叔仲、穆子、子仲等人聯(lián)絡，圖謀叛變。

其實，南蒯的這次軍事行動的條件是極不成熟的。最后，連費地的老百姓也背棄了他。于是，這次旨在瓜代的叛亂，便在事發(fā)后的第三年(昭公十四年)以失敗告終。南蒯則逃奔齊國。

南蒯的這次叛亂之所以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首《鄉(xiāng)人言》正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借鄉(xiāng)人之口對南蒯之舉進行分析評價。

南蒯謀叛之失，首要一點是謀而不密。此乃兵家之首忌。他在舉事前，雖說未弄得沸沸揚揚，但畢竟連他家鄉(xiāng)人都獲知消息，可見其保密措施之差。謀密則事成，謀泄則事殆；這是屢試不爽的經驗之談。南蒯謀而不密，不敗才怪。

以儒家的觀點看，南蒯還不失為失敗的英雄。因為他是為魯君考慮而舉事。(家臣而君圖。)因此，知情的家鄉(xiāng)人會找上門來感慨萬千地向他進言。家鄉(xiāng)人未言先嘆：“恤恤乎，湫乎攸關!”這里連用了三個同義詞，且分別加上感嘆色彩濃烈的嘆詞“乎”，極力地渲染了一種深沉而強烈的憂愁氣氛。譯為現代漢語則是：“憂愁啊!憂啊!愁啊!”這讓人聯(lián)想到李白名篇《蜀道難》的開篇：“噫吁，危乎高哉?”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季氏專權日久，積弊良多。以儒家的觀點看，是非翦除不可的，所以南蒯之舉就大有點“清君側”的壯烈色彩和深遠意義。因此，“鄉(xiāng)人”說他“深思”。但是，南蒯謀劃畢竟欠周致：“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你身為季孫氏的家臣，本應效忠季氏。但你卻又在為魯君圖謀。這就陷入了兩難境地：為魯君盡了力，但在季氏方面又得擔當“不忠”罪名，真是左右為難，進退皆誤。此外，南蒯此舉是企圖借助與魯國關系緊張而又遠離魯國的晉國力量以成其事的，這顯然也十分失策。加之他又犯了上述謀而不密的兵家首忌。凡此種種，都說明南蒯之叛是一次相當幼稚淺薄的輕舉妄動。所以說是“謀淺”。

魯君大權旁落，辱為傀儡的窘境不能再繼續(xù)下去了。是得整治魯國國政了。基于這一君國大計，南蒯此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從上述分析可知，南蒯并非擔此重任的合適人選：“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他不是這塊料啊!但是，魯國也并非沒有指望了——“有人矣哉!”這個匡時戡亂，重振國威的英雄，必定會出現!

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新興地主階級取代沒落奴隸主階級，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南蒯逆潮流而動，這才是他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鄉(xiāng)人言》應是代表儒家的孔氏之“言”。孔子站在奴隸主立場上哀嘆“禮崩樂壞”，在此可見一斑。

從藝術角度看，《鄉(xiāng)人言》又不失為一篇文情并茂的佳作。作品開章便重字疊詞。以富于表情的詞匯，創(chuàng)造了一個情深意懇的環(huán)境氛圍，為全篇定下了抒情真摯強烈的基調。繼而單刀直入，以“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這兩個言簡意深的對偶句，剖析了南蒯失敗的原因。最后調子轉高，以“有人矣哉”結束全篇，指出魯國前途光明之所在。從形式看，這是南蒯的一位鄉(xiāng)親的忠告。但其本質卻是作者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對南蒯事件的評說。它對我們加深對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變革的認識，無疑是有一定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