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橘頌》

林庚

《九章》里以《橘頌》的體裁最為別致，《九章》之名本是后起的，所以它們原不必有一致之處。《橘頌》非特在《九章》里體裁特殊，而且這個體裁又正是最近于《詩經》的一體，如《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豈不同于：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所不同的，這里《詩經》要兩句才合得《楚辭》一句。其實在《楚辭》里即使最短的句子與《詩經》相較也往往會長出一倍來。如：

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豈不相當于：

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

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豈不同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嗎？而關于《九章》里屈原作品的辨證，《橘頌》又正是其中的一個難題。因為真正屈原的幾篇作品，如《抽思》《涉江》《哀郢》《懷沙》都有標題，有亂辭。而被認為是摹仿屈原的幾篇作品，如《惜誦》《惜往日》《思美人》《悲回風》，都既無標題，也無亂辭。而《橘頌》恰好介于這兩者之間，它是有標題而無亂辭的。那么，它到底是否屈原的作品呢？

以有無標題來說明是否屈原的擬作，本不失為一種見證。《詩經》里若《正月》《抑》之類都可以算是長篇作品，然而都沒有標題。可見屈原乃是第一個人改變了《詩經》無標題的方式為《楚辭》有標題的方式。屈原之創(chuàng)造了標題的方式，正如同屈原之創(chuàng)造了《楚辭》的形式。屈原之后，標題的方式比《楚辭》的形式采用得更廣泛，直到晩唐才偶有所謂《無題》的詩篇，那又是另一番意義了。屈原之所以采用標題的方式也正如它采用《楚辭》的形式，都是受了先秦諸子散文的影響，而屈原則是第一個人把它運用到詩篇上。屈原之后，詩篇幾乎便都有了標題，如《荀子》的詭詩等，我們因此自然不能說有標題的便是屈原的作品，但是卻無妨說沒有標題的便不是屈原的作品。何況從另一方面說，我們所認為可靠的屈原的作品事實上都有標題。標題的意思原在指出全篇文字的主題，屈原每篇文章都有新的意思，所以自然也就有了新的標題。《離騷》雖為屈原的代表作品，可是屈原其他的作品卻都與《離騷》不同。《天問》《九歌》《招魂》不用說了，就是《抽思》以下諸篇，也都有紀實的成分，如《抽思》之言漢北，《哀郢》之紀東行，《涉江》《懷沙》當然更不用說了，這些與《離騷》之抽象的感情、憑空的想像、徘徊于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旋律都截然不同，因此自然有各自的標題。至于屈原的擬作，它們既無實際的遭遇，所以也無實可紀，因此只好在抽象的感情里兜圈子。這樣它們就沒有新的主題，那也沒有標題的必要。然而這些作品的寫作時期總是離屈原不會太遠的，所以還習慣地采用了《詩經》無標題的方式。至于更遲的作品如《遠游》等，則《楚辭》的影響已極普遍，標題乃也成為天經地義了。這些離屈原不太遠的作品，因此與《抽思》等篇混為一談，而有無標題遂成為《九章》里屈原的作品與其擬作的分水嶺。

亂辭與標題同為總統(tǒng)全篇之意的，它們原有相似的性質。然而標題的采用，取自當時的散文，而亂辭的運用則為詩篇所特有，亦即純?yōu)榍氉缘膰L試。亂辭的寫法在后來并不普遍，這更見出其為屈原作品的特色。如《招魂》為屈原所作便有亂辭，而摹仿《招魂》的《大招》便沒有亂辭。可是亂辭既為屈原無所根據的創(chuàng)體，它所以也就不見得隨著《楚辭》形式的嘗試就一蹴而就。《離騷》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亂辭只有兩句。《抽思》是緊接著《離騷》而作的，又不但有亂辭，還另有“少歌”“倡曰”等的花樣，可見亂辭的體裁到了《抽思》還是在嘗試之中，而在《離騷》則不過是剛剛的開始。《離騷》的亂辭所以只有短短的兩句，那么《離騷》之前當然可能就還沒有用過亂辭，而《橘頌》剛好就是《離騷》之前唯一的一篇作品。

《橘頌》是屈原的作品，最明顯的證明是這篇作品在《楚辭》里是獨特的，這“頌”的命名也是唯一的。這都證明它之絲毫沒有摹仿性。同時它是屈原的處女作，影響還不大，所以也沒有人摹仿它。《楚辭》里的摹仿，其實是專以《離騷》為對象的。《橘頌》所用的形式從《詩經》的體裁改良而來，這形式所產生的影響遠不及《離騷》那樣直接從散文里蛻變出來的形式更有力，而屈原最初卻是以這種改良的形式開始了他的寫作。《橘頌》確已正面表現(xiàn)了屈原的理想，但不同于《離騷》，而且是一種尚無故實的情操。這都充分說明它是作于《離騷》之前的，然而正因其是作在《離騷》之前，我們才可以從此看見屈原人格的本色，了解屈原以后作品的發(fā)展，它正如山谷里活躍的清泉，乃終必朝宗于海。

《橘頌》所寫的是一種性格，這也正是屈原自己的性格。戰(zhàn)國時期正是國家觀念將要形成而還未形成的時期，從形式上說，國家還是周的天下，諸侯之間不過是割據而已。然而實際上周天子早已不復存在，國家的界限正在逐步加深，這時的人所以可以有國家觀念也可以沒有。當時才智之士往往漫游諸國之間，以求得生平的發(fā)展，那原是一時的風尚。但是屈原的性格卻與此恰恰相反，他是一個鄉(xiāng)土觀念極重的人，《離騷》里說：“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正是屈原所不愿作的事。這鄉(xiāng)土的觀念在《橘頒》里表現(xiàn)得非常明白，所謂：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便正是屈原的自況之辭。屈原于當時游說之士之沒有國家觀念認為是一種不好的品行，而這種不好的品行正是戰(zhàn)國期間最流行的風氣。屈原贊美那好的品行，所以說：“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這“廓其無求”正所以解釋《離騷》里說：“游遠近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屈原是不愿求之于楚國之外的。《橘頌》所以最后說：“行比伯夷。”正因為伯夷乃是不食周粟的。他贊美那好的品行，因此對于一般人的行為便深引以為戒，所以又說：“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這“不失過”也即《抽思》里所說：“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zhèn)。”“民”字在《楚辭》里都作“人”解（詳拙作《〈離騷民字〉》），也即人們的意思。所謂“民尤”即人們的“過失”，“以自鎮(zhèn)”即“以自戒”，屈原在不得意的時候也末始沒有“搖起橫奔”的愿望，然而同時又發(fā)現(xiàn)這正是人們不好的品行，正是應該引以為戒的，所以便把那愿望鎮(zhèn)壓下了。屈原這一種品行的觀念，乃所以使屈原成為一個民族的詩人。屈原一生的悲劇也只因為他對于楚國過分的愛戀，然而這愛戀是可寶貴的，屈原因此成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屈原把這種“不遷”的精神推而廣之，便成為他堅定獨立的人格，便成為人生中流的砥柱，他說：“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流”即是《離騷》所說：“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橫”即《孟子》所說：“待我以橫逆。”屈原正是要逆于那“時俗之流從”的，《說文》：“橫，欄木也。”然則所謂“橫而不流”豈非正是那中流柱石嗎？這也便如《漁父》所說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橘頌》稱之曰：“蘇世獨立。”王逸注：“蘇，寤也。”這醒覺精神所以如一縷清麗的泉水便發(fā)揮為《離騷》的長江大河。

《橘頌》說：“嗟爾幼志有以異兮。”又說：“年歲雖少可師長兮。”《橘頌》因此更使人相信其為屈原少年時期的作品。其實這少年非特是一個時期，而且正是永久的精神。《涉江》說：“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屈原的精神終身都是少年的。那便是一種純潔的向往，一種單純的信念，《楚辭》因此永遠帶著年青人的生命成為詩壇崇高的典式。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愿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