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誰

說到杜甫，但凡讀過幾年書的中國人，都能背誦出他的幾句詩，諸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之類。但對于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大概都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

如果我們給李白畫一幅小像，必然是白衣翩翩，舉杯邀月，氣質(zhì)飄然，這才符合“詩仙”的超逸之氣。

那我們?nèi)绻o杜甫作畫，又該會是怎樣的呢？大概是一位清瘦老者，滿臉滄桑，面對河山，眉間鎖著一股憂愁。

杜甫愁的是什么？

身世飄零，壯志難酬，黎民疾苦，國家命運，都盤桓于他的愁腸。杜甫的祖上，曾是西晉領(lǐng)導(dǎo)滅吳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征南大將軍杜預(yù)。而且，杜預(yù)也博通經(jīng)史，曾給《左傳》作注，稱自己有《左傳》癖。杜甫的爺爺是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文采名震天下。杜甫有這樣的家世，自然胸有大志，以家族為榮，想做出一番事業(yè)。

但他時運不濟，只當(dāng)過八品小官，戰(zhàn)亂之中，顛沛流離，貧病交加，最后死在一葉扁舟之上，的確是郁郁不得志。但他憂心國家命運、黎民疾苦，寫成千古不朽的名篇，將自身與國家融為一體，一詠一嘆之間，就具備強大的歷史穿透力。

他的喜，是“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他的怒，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的哀，是“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他的樂，是春雨“隨風(fēng)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杜甫是如此的接地氣，將忠君愛民之心，化作筆底文字，卻又那么真誠，讀了讓人動容，心靈得以滌蕩。于是杜甫的詩，也成為四書五經(jīng)之外的另一種經(jīng)典。

因此，杜甫當(dāng)仁不讓，被尊為“詩圣”，與李白并稱為詩壇雙子星，光芒萬丈，令后世敬仰。

當(dāng)然，這個響亮的稱號，杜甫本人是不知道的。因為杜甫生前，不能說籍籍無名，但他的名聲，不僅無法與李白相提并論，也遠遠趕不上王維、高適、王昌齡等人。在當(dāng)時的一些詩人選集中，都看不到杜甫的名字。

也正因如此，安史之亂中，杜甫被叛軍捉到長安后，居然輕易逃了出來，可見他官職微小，名聲不大，守兵并不重視。而詩人王維、儲光羲等人，卻被看管得嚴(yán)嚴(yán)實實，甚至被逼迫著投降。

也正因如此，杜甫流落四川和湖南時，除了嚴(yán)武、高適、柏茂琳之外，很少有人救濟他，導(dǎo)致他窮困多病，未老先衰。而李白則全然不同，他名聲大，走到哪兒，都有人熱心招待，很少為錢糧發(fā)愁，所以活得瀟灑。

也正因如此，杜甫死后，詩歌散落，宋朝人雖然耐心搜集他的詩作，編成《杜工部集》，卻也不過一千四百多首，只保留了其作品的一小部分。

這是杜甫的無奈，也是時代的必然。

想當(dāng)初，盛唐時期，國力強健，大家喜歡讀的詩，要么氣勢如虹，如李白、岑參之詩；要么輕靈沖淡，如孟浩然、王維之詩。即便安史之亂后，國力受損，大家的鑒賞口味也沒多大變化。而杜甫喜歡以詩寫史，精心雕琢，語調(diào)低沉，開拓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純樸詩風(fēng)，所以不受時人青睞，也是難免的。他自己也嘆氣道：“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一直到中唐，杜甫死了四十年后，元稹和白居易開始推崇他，從此被推得越來越高，到了明朝，他榮升為“詩圣”。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就拿我們自己來說，翻開杜甫詩集，最樂意閱讀的，也是《望岳》

《江畔獨步尋花》之類輕巧的詩。可這些詩的成就并不算高，未必能超過岑參、王維等輩。真正奠定杜甫詩壇地位的，是“三吏”“三別”，是《北征》，是《秋興八首》等蘊涵豐富的不朽佳作。但這些詩，讀者并不太多。原因也許是對他的生平與遭遇不太熟悉，也許是詩歌生澀難懂，于是紛紛放棄了閱讀，和一個偉大的靈魂擦肩而過。

這是多么遺憾的事情。因為我們生在歷史文化悠久的中國，就應(yīng)該讀經(jīng)典，才不枉一生。所以，請你抽個空，翻開這冊小書，體會杜甫命運多舛的一生，

觸摸他那個慈悲博愛的心靈，細細回味他海一般遼闊、山一般穩(wěn)重的詩歌，你會覺得，自己和腳下的土地、浩瀚的歷史，有了更深切的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