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有狹邪行·陸機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
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逮人。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將遂殊途軌，要子同歸津。

這一首詩鮮明地標志著陸機思想的轉變，是研究陸機的重要材料。元康六年(296)，陸機參加了當時權貴賈謐所羅列的二十四友。賈謐是賈后的侄子，借助賈后的淫威，懷有異心，他的組織二十四友，是有政治目的的。由于賈后專恣，賈謐權過人主，普遍引起了朝野的反感，因此二十四友自然受到正直人士的譴責，如閻纘上疏說：“世俗險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浮沈，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徵，二十四友宜皆齊黜，以肅風教。”后來《晉書》為陸機列傳也以此為他的弱點，說他“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其實二十四友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他們各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彼此之間并不一定有共同的政治利益，陸機最終死于二十四友中的牽秀、王粹之讒，足以說明問題。

陸機出生于吳國高級士族家庭，其祖陸遜，父親陸抗都是吳國的扶持之將，其生死存亡即關系著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陸機生長于這樣的家庭中，從小飽受正統儒學教育，本傳說他“服膺儒學，非禮勿動”。但是公元二八○年吳晉之間最后一場戰爭中，他所依賴的一切(國家、家族)都毀于一旦，從此個人的建功立業和重振家聲的重任便是他一切活動的中心內容。明白了他的思想背景，也就明白他為什么會加入為士人不齒的二十四友。

帶著這樣的重負，陸機于太康末年(289)應詔北上洛陽，但他并沒有很快就能進入上流社會，從而一展建功立業的雄圖。赴洛伊始，他就感受到了晉人對吳人的歧視。晉武帝曾公開說：“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睢，屢作妖寇。”武帝的觀點，足以構成吳人仕宦的障礙了。到惠帝時，吳人仕宦的仍然很少。據陸機說：“至于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陸機的情況也如此。棲遲洛陽數年，不過為祭酒、太子洗馬及吳王郎中令而已，與他建功立業，振興家聲抱負的實現，相差太遠，此時已經三十六歲的他，不禁產生了“日歸功未建”(《猛虎行》)的焦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陸機接到賈謐的邀請，成為其門下“二十四友”之一，他那“服膺儒學”的思想也開始了轉變，這首詩就是他轉變的心聲。

詩歌的前八句是一幅浮華交游圖，寫出當日洛陽士人為功名富貴熱心交營的情狀。開首的“伊洛有歧路”，是實寫，也是寓寫。實寫浮華交游的熙熙攘攘，寓寫則指人生的歧路上也擁擠不堪，這里既有樸儒，也有俊民。他們駕著華麗的車子，穿著漂亮的衣服，車蓋映照日光，麗服鮮耀芳春，一個個激勵著競進之心，這種奔競不已的士風，頗令陸機困惑。“余本倦游客”的“倦”字，既指身體的疲憊，也指屢屢碰壁后內心的失望、倦累。想自己出身高貴，又懷蓋世才華，為什么竟一直不能得意而施展抱負呢？作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卻借舊親之豪彥對自己的教導，來說明自己道路選擇的錯誤。從“傾蓋承芳訊”以下是“豪彥”的勸導，這勸導的前提是“欲鳴當及晨”，以雞及晨而鳴比喻人及時而仕。如何才能及時而仕呢？這就是“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守一指謹守正統的儒家教育，也就是下面所說的“規行”、“矩步”。時代已變，規行矩步者當然不會超越別人。如若及晨而鳴，只有奔競于歧路之上，尋找捷徑，《周易》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不必一定走一條路，像四時季節的遞邅一樣，順序而來，實際上殊路亦可同歸，歧路又有何妨？君不見那些樸儒、俊民都交馳在伊洛的歧路上嗎？“要子同歸津”是豪彥舊親對他的召喚。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雖托為豪彥的勸告，實際是陸機個人的思想變化，他的投身二十四友正是思想轉變后的行動，他也知道賈謐之門是歧路，不為正直人士所齒，但他又認為正義之路并不能達到“及晨”的目的，因此不足為矜。陸機把“歧路良可遵”與《周易》殊途同歸的思想聯在一起，從而在儒家經典中找到自己立身的依據，這種思想在其它詩文中一再出現，如《豪士賦序》：“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秋胡行》：“道雖一致，途有萬端”等，表明這已成為他后期行為的指導思想。這一切又都是他建功立業的抱負和重振家聲的重任所激勵。《樂府解題》說陸機這首詩“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所無措手足矣。”這種理解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