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呼喚

九月五日，接獲有關方面通知，讓我進京參加兩天后的“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頒獎晚會。這是拙著《張居正》在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獲得的又一殊榮。

頒獎當日，又接《文藝報》熊元義兄電話，希望我寫幾百字的獲獎感言。說實話，這感言不大好寫，因為在獲頒茅盾文學獎的時候，我即興發表了一個簡單的答謝辭：

有記者問我，為什么要寫《張居正》，我告訴他，我愿意選取歷史上那些積極的、健康的一面，來重塑民族的史詩。過去是這樣，將來仍會一如既往地堅持。

當時就有人笑言，你這是全世界最短的答謝辭了。我個人認為，它雖短，但卻是我當時最想說的話。

這次應《文藝報》之邀，再發表一次感想，因不是當場發言，故思路調適，說得稍長一點：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然有著與之相配的偉大的文化。而文化的偉大在于它的競爭力、凝聚力和親和力。凝聚力指向的是族群，而親和力則是對心靈的吸引。今天，我們談到經濟繁榮，須知創造經濟繁榮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難的是保持經濟繁榮，它首先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文化的支撐。政治與經濟的競爭力，說到底，是來自于一個民族的文化競爭力。

文學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它參與了中華民族燦爛的建設與發展。在有的時候，它是精神的坐標，譬如魏晉；在有的時候，它是民族的風范，譬如唐朝。我堅信，文學不但在過去，即便在現在，甚或在將來，它都應該是中華民族的維他命，是不可缺少的生命的營養。

作為一名作家，所有的憂患與焦慮，興奮與沖動，都只能落到一個實處，即創造出更多的既豐富、又品質優良的維他命，奉獻給我們的時代和人民。

既是感言，當然就應該說自己最為真切的感受和最想表達的思想。近年來，“文化復興”這個口號一直在激勵國人。作為一名作家，應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一任務，這并不是放大自己，而是明確自己的方向，增強自己的憂患。

長城作為中國的象征，已成為人類歷史中獨一無二的標志。那么，我們當今的文化標志是什么呢？我想，從文學而言，應該是一批卓有影響的作家、詩人。沒有李白、杜甫，盛唐豈不是一句空話？沒有蘇東坡與王安石，北宋早期的雄健亦找不到歸宿。考諸歷史，所有的大作家都是時代的產物。一個思想的時代會產生震爍千古的思想家，一個文學的時代會產生垂范后世的大文學家，而一個娛樂的時代，會相應地產生一批歌星與影星。時代在選擇自己的文化方向，作為一名作家，既要順應時代，也要有開風氣之先的勇氣，站穩腳跟，保持清醒，寫出無愧于時代的偉大作品。

2007年9月9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