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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宗教詩歌中的文化內涵

來源:網絡轉載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1-03-25 11:05:00

泰戈爾宗教詩歌中的文化內涵

張德福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從13歲就開始寫詩,一生中寫了50多部詩集,其中宗教詩歌占有相當的比重。特別是中期,頌神的詩歌幾乎成了他詩歌創作的主體。就是到了后期,他也沒有完全停止這種詩歌的創作。

印度是一個宗教大國,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稱。印度人民篤信宗教,宗教已經滲透到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有,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學藝術就更不能例外了。這便形成了印度文學的宗教傳統,正如泰戈爾本人在《什么是藝術》中所說的:“在印度,我們的文學大部分是宗教性的。”

翻開19世紀以前的印度文學史,從上古的吠陀文學到中世紀末的虔誠文學,無不打上宗教的烙印,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宣傳教義的經典。19世紀初,雖然啟蒙活動家羅姆·摩罕·羅易發動了宗教改革運動,對印度文學產生了強烈的沖擊,世俗文學開始取代宗教文學,但是,由于宗教問題依舊是印度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所以,世俗文學并沒有完全替代宗教文學,印度文學的宗教傳統仍然在繼續和發展。

泰戈爾的宗教詩歌,主要收集在《獻歌集》《過渡集》《吉檀迦利》和《歌的花環》四部詩集里。這些詩歌表現的是印度宗教哲學的特定內容,因此,對于印度之外的廣大讀者來說不太容易理解,讀后猶如霧里看花,水中望月,只能得到一些朦朧的美感。究竟是什么東西給這些詩歌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呢?是這些詩歌中的文化內涵,也就是泰戈爾的宗教哲學思想。泰戈爾的一生,可以說是對宗教問題不斷進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生,宗教詩歌就是他進行這種思索的手段和產物。正如他在《海上通信》中所說的:“我覺得我不能說我自己是一個純粹的詩人,這是顯然的。詩人在我身上已經變化了式樣,同時取得了傳道者的性格。我創立了一種人生哲學,而在這一哲學中間,又含有強烈的情愫,所以,我的哲學能歌詠,也能說教;我的哲學像天際的云,能化成一陣時雨,也能染出五色彩霞,以裝點天上的筵宴。”可見,泰戈爾不是為了寫詩而寫詩,而是為了弘揚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就是泰戈爾本人特定的思想,即泰戈爾思想。中國著名詩人郭沫若先生曾對泰戈爾思想做過這樣的描述:“他的思想,我覺得是一種泛神論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外衣。‘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這可以說是泰戈爾思想的全部。”郭老的論述是很有道理的。泰戈爾哲學思想的核心就是泛神論,也可以說是對“梵”“我”“愛”的再認識。

泰戈爾出生于名門望族,古老的印度文化傳統對他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家里,幾乎每天都要誦讀被尊為婆羅門教和印度教圣典的奧義書。他的有些作品可以被認為是對奧義書主題的注釋,其中心思想是“梵我一如”。“梵”原意為“咒力”“祈禱”,后引申為“由祈禱而得的神秘力量”,進而又引申為“世界的主宰”“哲學的最高本體”。奧義書認為,“梵”是沒有任何特性的,它不能用概念來框限,也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廣林奧義》說:“它(指“梵”)不粗不細,不短不長,不像火紅,不像水濕,沒有陰影,沒有黑暗,不是風,不是空,不粘著,沒有味,沒有嗅,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語言,沒有感覺,沒有生力,沒有氣息,沒有端,沒有度,沒有內,沒有外,它不消滅什么東西,也不被什么東西所消滅。”也就是說,只有在排除了一切有可能被賦予的屬性之后,才能真正顯示出“梵”本身的那種無性之性。奧義書認為,“梵”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人。“人”這個小宇宙與“梵”所創造的大宇宙是共通的,“人”與“梵”在本質上是等同的。這種等同主要體現在人體內蘊藏著與“梵”一致的絕對精神性存在——“我”。“我”,音譯為“阿特曼”,在吠陀時代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稱代詞,可是后來奧義書卻把它與“梵”等同起來了。《歌者奧義》說:“它(阿特曼)是我的靈魂,處于我心,小于米粒或麥粒,或芥子,或黍,黍之核。”同時又說:“它雖小,但本質上和‘梵’是同一的。它同樣大于地,大于空,大于天,大于凡此一切。”《廣林奧義》更加明確地指出:此“我”實是彼“梵”。奧義書把“我”升華到“梵”的位置,“我”就是“梵”,“梵”就是“我”,“我”是“梵”的異名,“梵”是最高的“我”。認為人生的最大追求,就是力爭達到“梵我一如”的境地。奧義書的這種“梵我一如”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泰戈爾的世界觀。不過,泰戈爾對“梵我一如”的認識是比較復雜的。泰戈爾家族信奉的是印度教的毗濕奴派,泰戈爾接受了毗濕奴派“神人合一”的思想。他在《人生的親證》中說:“神已經和人結合,在那里人類的存在成為最大的快樂。”泰戈爾崇拜具有人性的神,或具有神性的人,他認為這種“神人合一”的境界才是人生旅途的終點。他把神稱為無限,把人和現象世界稱為有限,認為無限只有在與有限的密切結合中才能被感知。他在《人格》中寫道:“只有有限,猶如沒有光的燈,沒有音樂的琴;只有無限,也只是一片空寂。”這就是說,無限是一種抽象,是宇宙的本源,但卻寓于有限之中,只有與有限聯系起來才能被認識和理解。在“有限”中證悟“無限”的快樂,最后達到“神人合一”,是泰戈爾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他宗教詩歌創作的主題。

泰戈爾把“有限”規定為人和物,把“無限”視為神。神在泰戈爾的宗教詩歌中不是一種理性的抽象,而是一種感性的直覺體驗。在泰戈爾筆下,神是十分神秘而不定的,他時而稱其為“上帝”“全世界的主”“諸天之主”“生命之主”,時而又稱他為“國王”“萬國之王”“圣者”“詩人”;時而稱他為“主人”“父親”“圣母”“寶貝”,時而又稱他為“唯一的朋友”“最可愛的人”“心愛的人”“情人”;有時還稱他為“光明”“清晨”“黃昏”等等。可見,泰戈爾所指的神并不是一個主宰世界的崇拜偶像,而是存在于人世間的人物和現象。

那么,神和人又是怎樣結合的呢?泰戈爾接受了毗濕奴派的泛愛觀和西方的人道主義與人性論。他認為,神與人的關系是一種“完美的愛的關系”,“愛”才是意識的完善,人的靈魂只有在“愛”中才能完美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在《孟加拉掠影》中說:“愛是一切宗教的基礎。”他渴望用生命點燃愛的燈盞,去與神幽會,獻上自己的愛。(《吉檀迦利》第27首,以下所引詩句均來自該書)泰戈爾的宗教觀,就是以這種無限虔誠的“愛”作為其心目中的神與人溝通的紐帶,從而去追求“神人合一”真諦的。

理解了泰戈爾的宗教哲學思想,再來閱讀他的宗教詩歌就覺得明了多了。《吉檀迦利》是泰戈爾通過藝術手法進行宗教哲學探索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詩集。詩人在開篇時說他創作這部詩集的緣由是聽從神的命令:“當你命令我歌唱的時候,我的心似乎要因著驕傲而炸裂;我仰望著你的臉,熱淚涌上我的眶里……我知道你喜歡我歌唱。我知道只因為我是個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第2首)接著詩人傾吐對神的思念,渴望與神見面,祈求神給他片刻的恩惠,讓他坐在神的身旁。然而,盡管他望眼欲穿,還是沒有看見神的臉,于是他失望、痛苦,但又堅信與神相見的快樂時光一定會來臨。(第24首)他到大自然中去尋找神的蹤跡,因為在他看來,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神的顯現和化身。他把自己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找到了“物我一如”的感覺,于是神便站在他的身旁。(第48首)神不僅存在于自然界,人類社會也是神出沒的王國:他時而是荒街上孤獨的行者,(第26首)時而是小舟上彈著琵琶的陌生人;(第34首)他穿著襤褸的衣衫,在至貧至賤的人群中歇足,和流離失所的人們做伴。(第10首)神接受了詩人的祈求,終于走來了:“你沒有聽見他靜悄悄的腳步聲嗎?他正在走來,走來,一直不停地走來。每一個時刻,每一個年代,每日每夜,他總在走來,走來,一直不停地走來……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從林徑中走來,走來,一直不停地走來。七月陰暗的雨夜中,他坐著濃濃的云輦,前來,前來,一直不停地前來。”(第45首)詩人出來迎接:“打開門來,吹起法螺罷!在深夜中國王降臨到我黑暗凄涼的房子里了。空中雷聲怒吼,黑暗和閃電一同顫抖。拿出你的破席鋪在院子里罷。我們的國王在可怖之夜與暴風雨一同突然來到了。”(第51首)神給世界帶來了光明和歡樂,詩人歌唱這種光明和歡樂:“光明,我的光明,充滿世界的光明,吻著眉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啊,我的寶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寶貝,光明在撥動我愛的心弦;天開了,大風狂奔,笑聲響徹大地。蝴蝶在光明海上展翅如帆。百合與茉莉在光波粼粼的浪花上翻涌。我的寶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灑下無量的珠寶。我的寶貝,快樂在樹葉間伸展,歡喜無邊。天河的堤岸淹沒了,歡樂的洪水在四散奔流。”(第57首)詩人真正實現了與神的合一,笑對死亡,并“渴望死于不死之中”。(第100首)“啊,你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來對我低語罷!我天天在守望著你;為你,我忍受著生命中的苦樂。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愛,總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永遠是你的”。(第91首)詩人祈盼對神求索的所有詩歌匯成洪流,傾入大海,使自己的生命啟程回到永恒的家鄉。(第103首)《吉檀迦利》緊緊圍繞著“神人合一”的主旋律,有起有結,表現了詩人豐富多彩和變化萬千的思緒。

綜上所述,泰戈爾的宗教詩歌,讀起來雖然令人費解,卻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熔詩情與哲理于一爐,是泰戈爾宗教哲學思想的結晶。它告訴讀者,泰戈爾是詩人,也是哲學家,他的詩歌包含著他的哲學,他的哲學也就是他的詩歌。

張德福,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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