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印度國際大學羅賓德拉檔案室的相關資料

——來自印度國際大學羅賓德拉檔案室的相關資料

魏麗明

在紀念泰戈爾150周年誕辰之際，中外學界日益認識到泰戈爾與中國關系這一課題的重要性，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莫爾多·沈所說的：“泰戈爾與中國的關系不是口號式的簡單概述就能說明的，它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印度蓮花獎和中印友好獎獲得者譚中教授發表了《泰戈爾——中印兩大文明之間的金橋》一文，并認為慶祝泰戈爾誕辰15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思考印度和中國等文明大國作為“人類的司機”如何重新入座于被西方現代文明駕駛并疾駛面臨絕境的現代“瘋狂的火車”。在普世慶祝泰戈爾誕辰150周年之際，國內也舉辦了一系列相關的紀念活動，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泰戈爾熱”在中國的涌動。

1924年泰戈爾訪華的意義及其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是中國學界討論的熱點。1998年在印度訪學期間，為了對泰戈爾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訪問了泰戈爾國際大學的泰戈爾博物館和印度泰戈爾大學的泰戈爾博物館，當時就為兩大博物館中深度缺乏有關泰戈爾與中國關系的相關資料而遺憾。2010年12月下旬，筆者參加印度組織的紀念泰戈爾150周年誕辰的相關學術研討會，從印度回國前，特意再度參觀了印度國際大學和泰戈爾印度大學的泰戈爾博物館，發現前者僅展出泰戈爾在中國的幾張照片，后者所展出的有關泰戈爾與中國的相關資訊依然十分匱乏，僅有的三本泰戈爾作品中文譯本還被誤放入“泰戈爾與日本”為主題的展室。2011年4月29日至5月1日，筆者前往孟加拉國達卡大學參加紀念泰戈爾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專程前往泰戈爾祖傳的領地——西萊達等處的泰戈爾博物館參觀，發現有關泰戈爾與中國的展品難見蹤影。而泰戈爾博物館中以“泰戈爾與日本”為主題的展覽不僅內容豐富，布置精致，而且富有日本特色，引得眾多觀者駐足細品。我們深知泰戈爾與日本的特殊感情，但正如印度學者所指出的：“他對中國的親近之情毫不亞于他對日本的感情，盡管遲到1924年他才訪問中國。事實上，他對中國的認知比日本更早。”“他在中國留下的影響可能遠遠大于在其他許多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呼吁泰戈爾與中國關系的研究課題應得到重視，希望泰戈爾與中國關系為主題的展室能早日在泰戈爾博物館展出。

在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在中國文化部的大力資助下，在慶祝泰戈爾150周年誕辰的特別日子里，印度加爾各答泰戈爾大學計劃在泰戈爾博物館劃出六大展室布置以“泰戈爾與中國”為主題的永久性展覽。在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筆者申請了“泰戈爾論中國”的課題，計劃全面整理孟加拉文、英文、中文等與課題相關的文獻資料，并在此基礎上梳理泰戈爾對中國的相關論述，以求進一步了解泰戈爾與中國這一課題的意義。在譚中教授的引薦下，本課題有幸邀請到印度資深泰戈爾研究專家鄔瑪·達斯古普多教授的加盟。在鄔瑪·達斯古普多教授的精心指導下，在印度國際大學相關朋友的大力協助下，作為課題開展的第一步，我們盡力收集了印度國際大學羅賓德拉檔案室所收藏的與“泰戈爾與中國”這一主題相關的資料，目前正在逐步翻譯整理，并希望課題研究成果早日成書，以求對中印、中孟之間的友好與理解盡綿薄之力。欣聞北京大學印度研究中心計劃出版論文集以紀念泰戈爾150周年誕辰，筆者特對已掌握的相關資料加以梳理，并刊出以饗讀者。

本文力求追蹤印度國際大學羅賓德拉檔案室所保存的相關原始資料，梳理泰戈爾一生與中國相關的資料。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介紹一些最為關鍵的原始資料，希望有利于將來的進一步深入調查和專題研究。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我們先從總體認識入手，將這批原始資料分為五個階段：

1.泰戈爾自19世紀末以來與中國相關的資料

2.泰戈爾訪華前（1923~1924）的資料

3.1924年泰戈爾訪華相關資料

4.泰戈爾訪華之后的資料

5.20世紀30年代到1941年他去世之前的資料

在梳理材料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五個階段的資料十分不平衡，第一階段的資料十分匱乏，而20世紀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末的資料卻相對豐富。泰戈爾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中國學者大量翻譯了他的著作并對泰戈爾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歡迎泰戈爾1924年訪華，《吉檀迦利》和《新月集》于1923年被精心譯成中文，其中《新月集》于1924年、1930年和1931年再版。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還刊發《泰戈爾專號》介紹泰戈爾的文章。但在已收集到的原始資料中，20世紀20年代之前中國學界對泰戈爾的相關資料介紹在印度卻鮮為人知，比如圣地尼克坦（Shantiniketan）的羅賓德拉檔案室至今還沒有這些中文譯本的任何資料。難怪泰戈爾傳記作家克里希納·克里帕蘭尼誤認為在泰戈爾1924年訪華之前，中國對他幾乎一無所知。

上文提及的相關信息之所以可以收集到，需要特別提及一本不厚卻很有價值的書Ekti Bitorkito Atithi（《一位頗受爭議的客人》）。此書的作者是西斯·古馬爾·達斯教授和譚文女士。該書用孟加拉語撰寫，1985年在加爾各答出版，書中記錄了泰戈爾1924年訪華前后的早期資料。該書是孟加拉讀者了解泰戈爾與中國關系的最主要的資料之一。

一、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資料涵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我們對這一時期的研究只能依賴泰戈爾已經出版的作品，把它們作為主要的資料并通過這些資料了解泰戈爾之所以接近中國并對中華文明和文化飽含敬佩和關注之情的原因。

泰戈爾也許是從他先輩那里繼承了他們對中國的特殊感情的。相關資料記載，他的祖父德瓦侃納特曾從中國進口絲綢，并把中國絲綢贈送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他還把中國茶葉移植到阿薩姆邦。泰戈爾的父親德本德拉納特1877年至1878年訪問過中國的香港和廣州，參拜了寺廟，并和僧侶交談。泰戈爾的父親從中國帶回許多新奇的禮物和紀念品，并送給“梵天會”的教長。在泰戈爾童年時期，一定從父親那里聽說過許多有關中國的事情，這可能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按寫作時間順序來梳理，目前收集到的泰戈爾有關中國的早期作品有：

（1）評論文Cine Maraner Byabasay（《死亡的貿易》）發表于孟加拉文的期刊《Bharati》（《印度人》）1881年5~6月號上，這是目前能找到的泰戈爾論及中國的最早的一篇文獻，他當時20歲，在文章中他帶著憤怒指責了英國可怕的對華鴉片貿易。最讓他痛心的是：大量的鴉片是在印度種植的這一事實，他甚至覺得自己應該為中國遭受的災難負責。

（2）一首標明寫于1893年11月的早期長詩題為Basundhara（《地球》），詩中描繪了一次詩意或者說假想中的環球旅行，從名字暗示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度，日日夜夜沉迷于勞作。

（3）短文Samaj Bhed（《文明的差異》）寫于1901年，回應英國傳教士迪倫牧師寫的一篇名為《中國老虎和歐洲羊羔》的文章。迪倫在文章中指責了中國人攻擊基督教傳教士。泰戈爾指責基督教傳教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危害，并認為攻擊中國信仰就如同給予其文明以致命打擊。泰戈爾認為偉大的中國不是依靠武器來管理的，而是依靠信仰的準則來管理的，在那里無論君主和朝代如何更替，父子、兄弟姐妹、丈夫妻子、住戶和鄰居、國王和人民、僧侶和信徒都遵循著社會信仰的那些準則。所以，當這一信仰遭到攻擊時，整個國家都會起來反抗。這是西方所不能了解的。

（4）1902年發表散文Cheene Man Er Chitthi（《一封中國人寫的信》）。此文評論了高爾斯華綏·洛斯·狄更生寫的《一個中國人的通信》。文章比較了東西方文明的差異，這一主題貫穿泰戈爾一生的思考。

（5）1909年發表散文Tapovana（《森林隱居》）。在此文中，泰戈爾把古代波斯、中國、希臘、羅馬、印度思想大交流的時期稱為“森林隱居”Tapo-vana時期的笈多王朝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人、匈奴人、薩卡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都來到印度，是人類大團結的友好時期。

（6）在1919年出版的Japan Jatri（《瀛洲紀行》）。在此文中泰戈爾認為中國遭受被侵略的痛苦。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將打倒機械的貪婪，顯示出人之為人的精神力量，在這個時代里，中國會幫助世界。

二、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資料主要涉及1923年至1924年間邀請泰戈爾訪華的重要主題，資料來源于北平講學社的邀請及相關通信。在1923年至1924年泰戈爾訪華的準備階段，國際大學羅賓德拉檔案室保存了相關通信：

（1）泰戈爾自己寫的一些信，他在信里表達了他對這次訪華的渴望和期待。

（2）中國方面官方的、半官方的信件。

在準備訪華這個問題上，最真實坦率的交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徐志摩寫給泰戈爾的信件，徐志摩是中國文壇的一位年輕詩人和作家，是泰戈爾在中國的翻譯，后來成了他非常喜愛的朋友，并為他取了孟加拉語名字素思瑪（Susima）。

（2）泰戈爾寫給一位比他小很多的朋友Ranu Adhikar的信，這些信最近由國際大學出版了。他1923年11月寫給Ranu Adhikar的信中寫道：

此后不久，我就得準備我的中國行了。如果那兒的土匪綁架我，那些日子我會找到平靜的。不知道他們會要多少贖金——我想不會多于二三十萬盧比的。現在我想知道我的同胞會不會為我籌集這筆錢。如果他們不為我籌集，那么我不得不在腦后留起馬尾辮，娶個中國姑娘，做一個中國人幸福地度日。這是我現在一直在想的……

“我還擔心另外一件事——在中國的演講。我連一行都沒寫。每天晚上，我撫慰自己的心靈，讓它冷靜、有點耐心，明天早上我肯定會寫的。但是我認識自己六十年了……我的心靈也非常了解我。任何安慰的話都不容易安撫它。它知道我會找更多的借口來拖延。而且情況的確是那樣。夜晚逝去，晨曦來臨——我乖乖地走到桌邊，但是我沒有寫下任何要在中國做的演講，我開始寫起很多詩歌來。”

信中泰戈爾多次提及在寫中國演講稿，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創作詩歌。事實上，我們對照泰戈爾創作年表時卻發現，這一時期正好也是泰戈爾詩歌創作的鼎盛時期。

在1924年3月泰戈爾寫給Ranu Adhikari的另一封信里，此時他正準備乘船去中國，他寫到：

你一定讀了中國方面寫給我的邀請信。他們那樣滿懷喜愛和期待地召喚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滿足他們的期望，但是我能夠清楚地看到，現在這個責任落到我頭上了。我得帶著這個信息穿過整個國家到國外去。我常常不明白這是誰的信息。我也編造不出一個名字來。就如同漂浮在春風中的歡樂突然變成了春天攀援植物的樣子，同樣的，沒有人聽到過的消息迷茫地漂浮在空中，突然在我的聲音里發現了自己的存在……我現在明白了我是傳遞消息的媒介。將它們傳出去是我的工作。這種驅動力不允許我安靜地休息。因此當中國召喚我時，我就得到中國去。但是當我看著純粹的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我了解了，他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如果他要說什么的話，他會說些愚蠢的話……我無法相信自己能在這個世界上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來。我害怕自己的缺點會顯露出來。但我被召喚到世界的大法庭上，我自己心里充滿了信心。我對自己說，任何地方都沒有縫隙，那么為什么要害怕呢？能夠意識到自己是滿足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我拭去小我的悲苦。

羅賓德拉檔案室還保存了徐志摩的專題檔案文件，其中包括他寫給泰戈爾的多封信件。

三、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包括泰戈爾訪華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在中國的講演》，它最初出版于1924年，根據陪同泰戈爾訪華的詩人納格的筆錄整理。此書出版不久就被撤下書架，原因不明。1925年經過結構調整的《在中國的講演》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兩個版本都有獻詞“獻給我的朋友素思瑪（徐志摩），感謝他將我介紹給偉大的中國人民”，兩版都有梁啟超寫的前言。1999年，著名的孟加拉文學學者、近年去世的德里大學“泰戈爾教授”達斯先生受國際大學委托，把兩個版本整理為一本《在中國的講演集》，為讀者提供了泰戈爾1924年在華講演最詳細的記錄。本課題希望能早日翻譯并出版此書，為國內學界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泰戈爾1924年5月3日給自己最小的女婿寫信，那時候他剛回來幾個星期，他寫道：“我覺得中國之行比從前的任何旅行都要成功”，還有他1924年4月30日寫給Kiranbala Sen（沈謨漢的妻子）的興高采烈的信件，那時候他剛回來，他寫到“現在工作沒有盡頭了。我不斷行走，四處演講。我一生中從未講過這么多話”，他還在信中轉達了對沈謨漢的問候：“我們過去在一起，但過去兩三天來分開了。雖然有戰爭，但也別擔心”。（見Nagendran Nath Ganguli和Kiranbala Sen的檔案文件）

印度國際大學出版過的原始資料中還包括詳細描述整個行程的一些資料：

1924年6月在《國際大學期刊》第一期，第一、二部分上發表的題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訪華》的文章可以看做最主要的檔案資料。

刊發在《國際大學季刊》上的泰戈爾在中國的多篇演講也可以看做主要的檔案資料。

泰戈爾在加爾各答大學所作的一個演講也描述和評價了他的中國（和日本）之行，這次演講內容發表在孟加拉刊物Prabasi（僑民）上（1924年11月）。

有關泰戈爾中國之行的介紹還收集在以下資料中：

（1）迦梨陀娑·納格的《泰戈爾與中國》，文中的細節來自于納格記錄整個旅途的日記（納格是一位歷史學家，是陪同泰戈爾去中國的四人之一）和《遠東新聞》《北京導報》《北京每日新聞》《東方時報》等日報，他留下了這些報紙的剪報，還用旅途拍下的照片和南達拉爾·鮑斯在中國畫的速寫來證實自己的描述，比如一個中國小販的速寫和一個帶著孩子的貧窮母親的速寫。

（2）1925年10月Prabas（i僑民）上刊登了迦梨陀娑·納格用孟加拉語撰寫的Cheen-er Chitthi文章，即《中國來信》，里面刊登了南達拉爾·鮑斯在中國畫的眾多場景速寫。

（3）迦梨陀娑·納格還為1924年9月的《現代評論》寫下了題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國際大學使命》的報道，報道詳盡并附有圖片。

（4）1987年由Papyrus出版社出版的納格日記《與詩人在一起的100天》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

其他陪伴泰戈爾訪華人士的記錄還包括：

（1）L.K埃爾姆赫斯特1924年8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報道。

（2）沈謨漢1945年5月和1926年2月在Desh（民族）上用孟加拉語發表的Cheen Bharate Maitri Sadhanay Rabindranath（促進中印友誼的泰戈爾）。

（3）印度和世界各地雜志和報紙對泰戈爾訪華的英語和孟加拉語報道，這些報道由《現代評論》的外國期刊部和印度期刊部匯編。著名的《孟加拉日報ABP》也在1924年6月25日作了報道。

四、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包含1928年到1934年間的資料。特別引人關注的是羅賓德拉檔案室收藏的通信卷宗：

（1）譚云山接受泰戈爾請他加入國際大學的邀請。

（2）徐志摩的少量信件，一封寫給泰戈爾本人的信，還有一封寫給C. F.安德魯斯的信（徐志摩檔案文件），信中提到了徐志摩1929年在圣地尼克坦的訪問。

（3）泰戈爾1934年在加爾各答大學所作的有關詩歌韻律的演講，在演講中，他用了一首他翻譯的中國詩作為例證。他這樣評論道：這詩并不押韻，但它有可靠的情感的韻律。詩里沒有修飾的詞語，卻有藝術的魅力。

第一期Bharat-Cheen（印度—中國）雜志重印了泰戈爾的《在中國的講演》里的《告別》，由泰戈爾的親密朋友著名作家Maitreyee Debi（梅特麗耶·黛維）翻譯成孟加拉語。

Bharat-Cheen（印度—中國）雜志第四期上刊登了郭沫若的隨筆《泰戈爾來華之我見》的譯文，是漢學家泰無量從中文翻譯過來的。

五、第五階段

第五階段的資料源自1936~1941年間泰戈爾和中國人士之間大量的通信資料（信件、電報和消息），這些寫信者來自中國各個階層的人士，其中還包括加爾各答的中國領事。

據相關史料記載，泰戈爾是中印現代文化交流的啟動者。他早有在國際大學開展中國研究的決心，并把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作為重點課題之一，以傳播佛陀的大慈大悲的教義。他曾邀請著名東方學家列維（Sylvain Levi）、意大利的佛學家杜西（Tucci），還有一位中國學者林我將博士在國際大學教過中文。1924年訪華之際，他曾經和中國學術界商定請中國學者去圣地尼克坦長期教中文。印度大資本家比爾拉（Yugai Kishore Birla）曾答應捐款建造房屋給中國學者居住。但這一切都未能實現，直至1927年泰戈爾在新加坡講學遇到了在那兒教書的譚云山先生。在泰戈爾的偉大事業和理想使命的感召下，譚先生來到了國際大學，并如候鳥般在中印之間辛勤穿梭。在他的百般努力下，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學會；1934年，在泰戈爾的領導下，成立了印度的中印學會。泰戈爾親自擔任主席，譚先生擔任總秘書長。學會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學術，溝通中印文化，聯合中印感情，聯合中印人們，創造人類和平，促進世界大同。1937年譚云山幫助泰戈爾建立了中國學院并吸引中國學者與印度學者互動。中國學院至今都是中印友誼的一個象征。中國學院是印度第一家中國研究機構，泰戈爾曾經寫過，中國學院致力于“中印間永久的合作”。中國學院的歷史是一份寶貴的資料，證明了印度與中國民眾和國家領導階層之間曾有過的卓有成效的合作。譚云山在自己的著作里記載了大量相關信息。1998年國際大學出版了收錄他的14篇文章的文集《中印文化》。

1936~1940年間最主要的資料還包括：

（1）1940年2月中國畫家徐悲鴻在中印學會的資助下來到了圣地尼克坦，并在中印學會和印度東方藝術學會的共同贊助下舉辦了畫展。畫展上首先致辭的是著名畫家阿巴寧德羅納特·泰戈爾，接著是印度東方藝術學會會長。

泰戈爾用這樣的文字歡迎徐悲鴻的到來，并對徐悲鴻的繪畫藝術加以點評：

中國和印度曾經共同迎接（人類）偉大文藝復興的黎明，即使在當今政治大災難中我們依然看到那記憶猶新的（中印）友情。

美的語言是人類共同的語言，而其音調畢竟是多種多樣的。中國藝術大師徐悲鴻在有韻律的線條和色彩中，為我們提供一個在記憶中已消失的遠古景象，而無損于他自己經驗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我歡迎這次徐悲鴻繪畫展覽，我盡情地欣賞了這些繪畫。

（2）日本侵華期間，泰戈爾對中國抱著深切的同情，他在1938~1939年間寫信給蔣介石，信中寫道：

中國是偉大的。你們每天都付出難以想象的苦難和犧牲的代價來證明中國的偉大。貴國人民展現出史詩般的英勇，我確信，無論世事如何發展，在人類努力建構的道德領域里，你們的勝利將熠熠生輝、永垂青史。

（3）1940年12月中國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訪問圣地尼克坦。檔案資料里有一些戴季陶之行的詳細報道。

（4）從泰戈爾與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爭論中日沖突的書信中，讀者可以找到表明泰戈爾這一時期對華態度的相關資訊。野口的原信和泰戈爾信件的復印件都收藏在羅賓德拉檔案室中。在南京和圣地尼克坦的中印學會贊助出版了他們之間的全部通信，名為《詩人致詩人》。泰戈爾在些信件中表達了他對日本侵華行為的強烈譴責和對中國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

結語

從印度國際大學羅賓德拉檔案室收藏的相關資料中讀者可以看出泰戈爾與中國的密切關系。泰戈爾一生崇敬中國，熱愛中國，他“很喜歡李白、杜甫的詩，他說李、杜和其他唐宋名家的詩詞對他的影響很大。”他最為珍視的是他從中國得到的友誼。這在他在中國的最后一次演講和他回國后寫的相關文章中都表現得很明顯。雖然他在中國的訪問受到了一定的誤解，遭遇過不應有的“禮遇”，但他仍然贊美中國，堅信中國能從暫時的對物質的貪婪中掙脫出來。

阿莫爾多·沈教授認為泰戈爾1924年的訪華“引起了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和責難。盡管泰戈爾返回印度不久，他的在華演講稿就被集成一書以英文形式在印度出版，但這本書并未像泰戈爾其他書籍那樣被翻譯成中文。而泰戈爾自己也覺得有必要停止這一版本的發行，于是第二年在做了大量的修訂后重新出版。盡管如此，該書仍未翻譯成中文，顯然，當時泰戈爾在中國的地位仍處于某種陰影之中。原因是什么？”阿莫爾多·沈教授所提出的問題，也正是我們的課題期待解決的問題。從他的發問中，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印學者在泰戈爾與中國關系的課題上的交流明顯不夠，甚至還存在著諸多的誤解，其實國際大學1925年出版的泰戈爾英文版的《在中國的演講》一書在中國早有譯本，如吳富炰翻譯的《泰戈爾在中國的言論集》和李南翻譯的《泰戈爾在中國的演講》。

從20歲《死亡的貿易》一文開始，泰戈爾開始論及中國，之后有關中國的論述從未中斷過，印度有學者認為：“泰戈爾著作中經常涉及中國，從長城到長江，從中國婦女到中國強盜……他也談到中國食物、中國舞蹈、中國殯儀等——無所不及。”此外，泰戈爾還致力于創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努力開展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這一事業成為“他一生中清醒而敏銳的追求”。泰戈爾對中國的論述、認知和建構可謂畢其一生。

泰戈爾一生為何對中國如此關注？泰戈爾對中國的認知和建構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為什么泰戈爾在最后一次演講《文明的危機》中號召東方停止向西方看？為什么他認為中國在新時代人類重振的舞臺上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的課題“泰戈爾論中國”期待解決的。

魏麗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亞非系副教授